治國之道首在國家大本大根的文化方向

（一）

真正的大漢帝國不是漢高祖打天下創立的漢朝，而是漢武帝採行董仲舒在《賢良三策》（又稱《天人三策》）中楬櫫的立國治國文化大方向之後，才在東土大地上偉偉然壯立。第一策請漢武帝實行「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也就是實行「仁義之政」；第二策請漢武帝為國家建立禮樂制度，並依之而培養國家文士；第三策請漢武帝敬天法祖依周公孔子之道治國。

漢武帝完全採納董生的《賢良三策》，一舉革除漢初崇尚粗陋虛無之風而確實替漢朝建立了剛健進取的立國治國大法宏圖。

此種型態的中國遂正式成為垂二千年來的中國之基本典範。史家將漢武帝變革稱為「復古更化」。此所謂「古」者，意謂漢武帝跳越漢初的粗簡虛無而回歸周公－－孔子的剛健雄渾之寬莊正路。

武帝與董生之為大漢立法，即是君臣合作為中國樹立了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方向。關於文化方向的重要概念，當代新儒家牟宗三有所析論，他點明了擁有主體性的民族，必以其一定的文化形式來貞定她自己的立國治國的文化方向。與此相反，一個無主體性的衰敗病弱民族，根本沒有她自己的文化形式，因而她的文化已退化為文化材料；材料也者，必無法建立撐持一個健康國家的文化方向。

中華民族通過歷史發展而建立的華夏之國家，正是從悠久的文化形式而構造的文化方嚮導引指路而延續存在的，大體而言，朝代固然歷有變易，但於總體國家之型態，中國人的國家總有其守恆確定的立國治國文化方向，此方向的原則，筆者稱之為「周文孔孟之禮樂道統」。

這個道統在後來的發展史上，均順循政道中的儒家思想體系而有所認知，且依循之而予以實踐親民愛民之政，並且從政道層次下順而敷播於廣土之上的黎民百姓的社區和家族之生活世界，因而形成一套中國人民的生活常規定法，此套系統從大陸到台灣都是一樣的。

（二）

一部中國現代史就是國家民族的文化大方向的迷失史。緊隨堅船利炮之攻殺摧毀下，列強拿西方的文化形式為精神武器而強行楔入中國，中國本有的文化形式則受到強壓因而式微下墮，退化為文化材料，中國最後下萎為列強意識型態的宰制和實踐場。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由文化層次加以析入，這亦正是何以中國人會自我分裂為左右兩翼，因而掀起全國大內戰，互相殘殺數十年死亡同胞上千萬的原因。

當代中國，在大陸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變動之後，為政者痛定思痛，徹底省悟，乃真能從歷史智慧中尋求大方策而「復古更化」，為當代中國的立國治國而重建大法，這個重建的大法，是從中國文化的本來價值觀念系統中認取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形式而尋回自己本有的文化方向。

然而反觀當代中國的台灣最近二十多年的發展，卻是一批一批背祖忘本之奸小之輩，以佞幸諂媚之卑奴之姿，死抱美日霸權文化形式為其意識型態，妄圖摧毀台灣的中國原則的法統而搞出一個只剩文化材料而無文化形式的「台灣國」。

台灣本來就具足悠久深厚的華夏民族的文化方向，一六六一年鄭延平王領導一大批明朝士庶來台，連雅堂說其中多遺民儒家和烈士人物，均是浙東和南明義不帝清的君子，他們堅持《春秋》，正君臣之大義、嚴夷夏之大防，在台灣這個海東之島正式開啟了屬於華夏世界之文化方向的原則和形式。儒臣陳永華建議世藩鄭經在台南建文廟興太學，永華的文教建設的根本思想，亦是堅信周文孔孟之道的文化方向乃是明鄭台灣所以力拒滿清的根本大法。雖然明鄭之祚甚暫，但是由開台聖王君臣共同戮力建構的華夏形式的台灣文化方向，乃是台灣人最高的人文標準，是四百年漢人台灣發展史中的軸心。台灣人五十年抗日活動以及光復後的二二八民變，前者對抗夷狄，後者對抗虐政，一是嚴夷夏，一是正君臣，都屬《春秋》經義的信仰和踐履，均彰著了台灣人堅守仁義之大路的原則。

（三）

馬英九總統的政道在哪裡？在多數不忘華夏根本的台灣人引頸期盼下，一心仰望馬總統盡速撥亂反正，重新將台灣領航回到華夏的航路上。然而馬總統的政道能不能與上古的周文孔孟的禮樂原則接軌？馬氏能不能認真細讀董仲舒的《賢良三策》而有所警悟？或許不需要追溯如此遙遠，他實在應該好好讀一讀陳永華的奏文，因為全台首學就是因為這篇具有台灣文化方向意義的奏文而建構，而台灣因為有了全台首學，其文化精神和境界，就讓地理區位在海隅的台灣，卻擁有了中華大地的文化中央性地位。因為，從陳永華在台灣興復具有《春秋》大義的浙東南明型儒學之後，此台灣文化的原則和方向，在日據時代為抗日烈士如姜紹祖、吳湯興、徐驤等以碧血遍灑的方式承繼；亦為台灣文化協會諸君子以微言大義之開講和宣傳而實踐，在光復後的現代，則為信仰固守文化民族主義的胡秋原、牟宗三、徐復觀等流亡台灣的當代儒家連結了中土文化大方向而加以開陳出新地創造轉化，因而讓台灣成為這數十年來全世界最優秀且最純正的中華文化和孔孟儒學振復發揚之地。

馬總統是否仔細地研讀上述當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著作？若真能了悟這幾位將大半生和淵博學問貢獻在台灣的當代大儒的智慧與人格，才能分辨釐清什麼是「文化形式」而什麼只是「文化材料」。兩年來的馬政府實在是拚命且胡亂地做文化材料的工作，而根本沒有能力瞭解且建構文化形式的層次和內容。因此，馬政府的中華民國，雖然傳承由孫中山先生創建的第一個民主政體之中國，卻在台獨主義噴吹的迷霧薰習下，居然完全遺忘了原本具足的周文孔孟的剛健敦篤博厚型的華夏立國治國之文化大方向。

馬總統若能歸返孫中山先生的大智慧且由此而上追周文孔孟的國家民族大中至正的文化原則，就自然能以楚河漢界方式，嚴明區分在當代台灣大地上面的人物和言行，何為夷狄而何為華夏。特別是國家文化政策、國士培養教育以及社會人民教化，此三大方面，絕對必須「正君臣之大義、嚴夷夏之大防」。台灣數十年扭曲發展了民粹型的民主政治，其常以自由人權等虛名而播布假相，台獨主義常以這些假相大搞其媚美親日反中的民族分裂與出賣的建立奴化之台灣國行動，然而馬氏卻以為這都算是民主政黨政治的常規，是合法依法而為的政治理念的實踐，因而表現了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完全喪盡她應該具備的文化形式，她已經成為文化空洞與文化虛無的政權，這個政權只一昧地耽溺於材料性的文化活動且樂此不疲，因為如此，所以馬英九先生常以一國總統之尊卻勤走於民間的節慶和文藝活動，卻完全看不到這個政府在何時何地堂堂正正地發佈立國治國的大本大根與大法，日積月漸之盲目奔逐下，中華民國將既不是中國人的華夏型國體，也不是台灣人的明鄭型國體，循此趨勢而下墜，她甚有可能演變成為只徒具碟子型的膚淺亞非式「偽民主國家」，卻真正徹底出賣了原本而有華夏文化，目前暫時只在海東台灣行使治權，但卻與大陸同一層級甚至於文化意識上有以超越之的中華民國之國魂。

中華民國應以本來就有的周孔禮樂形式的文化方向消解渡化台獨的孤魂野鬼，更據此禮樂形式而與大陸共同邁向締建人文精神高張的大一統新中國。

寫於台北天何言齋201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