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司法獨立

嚴正警告白樂崎等霸權主義者不得干涉台灣內政


四月十日,《自由時報》刊出了由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白樂崎領銜的三十四名外國人士致馬英九總統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您可能記得,我們這一群下列署名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及澳洲的國際學者及作家,曾經數次公開向貴政府致函,針對台灣目前一些令人顧慮的發展走向表達我們的關心。身為支持台灣民主的國際友人,我們深切關心貴國的民主自由及未來的發展。

這次,我們致函給您,是為了向您表達我們關心台灣最新的政治發展:貴政府指控十七位民進黨官員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未歸檔』三萬六千餘件公文,而違反檔案法及另外兩條法規。

根據貴政府在三月二十九日發出的聲明,此案已送請監察院調查,也表示刑事責任擬被一併追究。

被調查的名單上包括了民進黨許多政要:前任總統府秘書長及交通部長葉菊蘭、前任總統府秘書長及外交部長陳唐山、前任副秘書長及駐華府大使吳釗燮、前任副秘書長及外交部長簡又新、前任秘書長及行政院長蘇貞昌。

此事件發生的時機令我們感到憂慮。如果任何的公文『不知去向』,貴政府應該在二○○八年政權從民進黨政府轉移至貴政府交接時就應該已發現。選擇在三年後,當民進黨正在進行明年總統大選初選的時刻,將這件事情搬上檯面,難免令人懷疑有政治鬥爭的意圖。

除此之外,『消失公文』案是在蘇貞昌先生宣佈參選民進黨總統初選的前一天公佈的。蘇先生毋庸置疑將會在未來的總統大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管是身為候選人或是最終候選人的支持者。選擇在此時機宣佈對他及其他人進行調查,確實讓人覺得這是一種政治手段,目的是打擊民進黨及其候選人,並使他們失信於民。

我們也想要指出,在任何的政府機構裡,這些公文,被行政首長檢視及審核後,其下的部屬則負責處理公文歸檔的工作。雖然政權已經從民進黨輪替至國民黨,但這些公務員們應無變動。在台灣重視法規的官僚體系之下,這些公務員不敢偏離既有的處理公文規章。根據我們長期觀察台灣政治發展的經驗,我們相信這些指控是不正確的且充滿政治動機。在民主體制內尊崇法治本無可厚非,但這必須是在公平且無私的情況下進行,不能讓人覺察到有任何一絲的濫權。

在我們看來,貴政府所採取的行動極不恰當。這樣的行為使貴政府看起來是試圖利用監察院及司法體系來達成政治打壓的目的,企圖讓整個事件表面看來似乎『於法有據』,以避免外國政府及人權組織的批評。

我們因此呼籲您及貴政府,應竭盡全力在台灣建立最完整的民主制度,並避免利用司法之名以行政治迫害之實。

近二十年來因為台灣人民的努力而促成了台灣轉型成為民主國家。台灣人民有權利要求他們的領導人物治國之道應該是公正、公平及不偏不倚的。」

這封公開信一發表後,馬政府竟一反「溫良恭儉讓」的常態,立即由總統府和國民黨提出嚴正的反駁。據報導云:

「羅智強針對白樂崎等人在公開信上提出的質疑作出說明。他指出,公文遺失案是二○○八年九月份最高檢察署特偵組承辦陳水扁涉貪案,兩度搜索扁辦公室時,扣押證物發現有府方公文,特偵組要求府方協助調查,發現情形嚴重,於是全面清查、核對民進黨執政八年間的收文紀錄與歸檔資料,才發現外交部秘抄二萬多件、一般公文一萬多件不知去向。

他表示,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政權移交時,並不知道有此一情形,也不瞭解是否有公文遺失的問題,直到特偵組搜索證物才發現;又因為這些遺失公文無法以電腦稽查,同時要顧及正常業務,所以只能三個人力進行人工比對,完成初查與複查兩階段。

他說,台灣年年都有選舉、提名,年年有人參選,何時移送監察院才無政治考量?尤其這可能危及國家機密與利益,涉及行政責任,也涉及刑事責任,相信歐美國家也不能坐視檔案流失在外、去向不明,因此全案移送絕無政治考量。

羅智強表示,府方目前移送全案是『移事不移人』、『移送監院不移送檢察機關』,這是因為公文遺失的內部責任歸屬當待進一步釐清,由於府方對扁朝五長(正副總統、秘書長、二位副秘書長)辦公室機要及幕僚人員沒有調查權,因此只能依法送監院處理。」(「中評社」,2011-04-11)

國民黨方面的反駁,據報導云:

「蘇俊賓表示,任何國家的自由,毫無疑問都是以法治為前提,這是現代政治學基礎知識。

他說,民進黨政府時期的總統府高層,有高達三萬六千餘件公文未依法歸檔,破壞國家法治事證明確,經總統府長期仔細清查後,基於公務員職責舉發,卻被誣指為打擊民進黨及參選人,『這種不符事實的指控太過沈重也無法讓人接受』。

蘇俊賓表示,在公開信連署人士中,不乏曾在美國政府任職的退休官員,不可能不知道建立國家制度重要性,『如果政黨輪替一次,制度就要被摧毀一次,那麼國家不僅永無寧日,更無法期待昌盛與繁榮的願景』。

他說,總統府公開這個案件的目的,就在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奠立基礎,但公開信中一面強調『深切關心貴國的民主自由及未來的發展』,另一面卻無視破壞國家發展的行為,令人匪夷所思。

蘇俊賓表示,這種昧於事實的批評,與國內多數民意、國際社會主流價值有極大差距。」(「中央社」,2011-04-11)

台灣的官員和政府,一向見到美國人就矮半截,從「抱美國大腿」的扁政府到「親美友日和中」的馬政府,毫不顧及國家尊嚴,一個比一個窩囊。這次馬政府卻發出了維護國家尊嚴和法治主權的聲明,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但我們民間的在野統派也有我們的一些看法和意見。

公開信中自稱,他們「曾經數次公開向貴政府致函,針對台灣目前一些令人顧慮的發展走向表達我們的關心。」「貴政府」當指馬政府,他們沒說對扁政府的「發展走向」「令人顧慮」,而只「顧慮」馬政府的「發展走向」。當然也就是「顧慮」馬政府與扁政府「發展走向」的不同。

扁政府與馬政府的「發展走向」有什麼不同?眾所周知的,扁政府的「發展走向」是「一邊一國」、「正名制憲」、「去中國化」、「鎖國政策」,其結果是兩岸關係惡化,幾乎兵戎相見,把台海變成世界三大戰爭危險地區之一;對內撕裂族群,致使父子陌路、夫婦反目、兄弟失和、友朋不相往來,整個社會人際關係呈現撕裂和惡鬥;在經濟上,不斷衰退和邊緣化;在國際上,「烽火外交」,愈來愈被孤立;政府官員更是貪贓枉法。對這樣的扁政府「發展走向」,從來沒有看到這些自稱「支持台灣民主的國際友人」有過什麼「顧慮」,而只看到他們的不斷火上加油。

馬政府上台後,堅持憲法架構,恢復「九二共識」,重新開啟兩岸兩會會談,至今已簽署了十五項協議,台灣海峽已從戰雲密佈的戰爭危險區成為了兩岸交流的和平大道,因而馬英九還獲國際媒體稱他應為真正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馬政府上台後,強調清廉檢樸,守正不阿,依法行政,寧願受支持者「無能」、「親綠

不親藍」的批評和民調低落,堅持司法獨立,公務員國家化,用人唯才,社會和諧,努力彌平被撕裂的社會傷口。馬政府還領導了台灣度過「八八水災」,而受到聯合國和歐盟勘災小組的肯定;領導全民度過「世界金融海嘯」,迅速恢復了股市活絡,經濟成長,降低了失業率。

白樂崎等「國際友人」「顧慮」馬政府的「發展走向」究竟「顧慮」些什麼?其實這些「國際友人」中,當馬英九競選二○○八年總統時,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和以「九二共識」爭取兩岸和解時,就有人「顧慮」一旦馬英九當選,台灣將繼韓國的金大中、盧武鉉之後又出現一個「不配合美國亞洲政策的民主國家」,也就是「顧慮」馬英九的兩岸和解政策。那是小布希總統的時期。

馬英九的當選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勝利和使然,他的兩岸和解政策更是一直民調居高不下的政策,又何勞白樂崎等「國際友人」「關心」,所以,他們「關心」和「顧慮」的其實並不是台灣的「民主自由」,而是兩岸和解政策,他們沒說出的就是民進黨說的「傾中賣台」。

韓國出現金大中和盧武鉉的「陽光政策」導致南韓和解,就認為是「不配合美國亞洲政策」,兩岸和解也當然是「不配合美國亞洲政策」。美國的亞洲政策是什麼?那就是要有亞洲各國間衝突和對抗,在衝突對抗中,美國才能漁翁得利,這就是美國的亞洲戰略利益。

自一九七九年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和平統一」取代「解放台灣」,經「葉九條」、「一國兩制」到「江八點」,只要台灣不搞台獨,「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一「談」不就「和」了嗎?一「和」,就沒有或減低衝突對抗了,美國就無法從中取利了。美國雖不願為台獨而戰,但也不能眼睜睜看著兩岸和解,而喪失在亞洲的戰略利益。所以,我們把後冷戰的美國對台戰略概括為「不統不獨,不戰不和,以台制中」。如何才能「不和」,就是在「不獨」的現實上,不斷以台獨挑釁中共,但不能實現台獨。因此,這二十多年來,美國口口聲聲「不支持台獨」(而不說「反對」),又不斷放出「錯誤訊息」鼓勵台獨勢力。白樂崎就是這麼一號人物。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六日,美國賓州大學舉辦「兩岸民主化和統一前景」研討會,身為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的白樂崎在會中即強調「台灣的分離身份本來就已經很明顯了,在和大陸的政治和經濟差距擴大後,將會更形顯著。政府將必以更有責任、更有回應的態度面對全體選民。」這是在鼓動李登輝走向台獨路線。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時「九二共識」已形成,「辜汪會談」已敲定,許信良主席率民進黨立院黨團與白樂崎餐會,席間,白樂崎嚴厲批判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大陸政策。他批評國民黨「太過樂觀」、「信心十足」,其實「辜汪會談」不會有什麼結果。他批評民進黨「缺乏戰略思想」、「不夠用功」、「立場也不明確」,「對於國際問題,民進黨不能沒有自我主張」。這是明顯的反對「辜汪會談」,反對兩岸和解。

二○○○年七月八日,白樂崎在《自由時報》專欄發表《香港殷鑒不遠,台灣將重蹈覆轍!》他要台灣選民清楚知曉香港「一國兩制之下的政治活動並未更趨民主,以及中國經濟獨霸香港經濟的負面衝擊」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台灣選民可能正是日後票決自身未來的人」。他不但反對香港「一國兩制」,還擔心台灣選民可能接受「一國兩制」。

二○○三年五月七日,白樂崎在《自由時報》發表《國家認同分歧是台灣改革最大障礙》,鼓勵扁政府在立院推動台獨的「改革」,說立法院的力量,「這也是未來台灣推動與國家認同此一根本問題相關的憲法修正案時之必要條件」。

二○○三年六月九日,他又發表《以突發性危機考驗陳總統》,鼓動陳水扁控制媒體,約束公眾,迴避民意機構監督。

二○○七年一月八日,白樂崎又在《自由時報》發表《維持現狀,難逃中國威脅》,鼓動扁政府突破現狀,邁向法理台獨。

二○○八年,馬政府上台後,從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白樂崎就與多位「國際友人」二度致函法務部,對余政憲、李界木、王定宇、邱義仁、陳唐山、蘇治芬所涉刑案進行干預,要求遵循無罪推定、公平審判。

二○○九年四月,白樂崎又在《自由時報》發表兩篇文章,指導民進黨反對兩岸簽訂ECFA,說什麼「主權被矮化」、「讓步太多」、「將台灣經濟與衰退中的中國出口導向經濟連結在一起」。

簡言之,白樂崎等「國際友人」,就是見不得兩岸和解,以民進黨為棋子,不斷以台獨挑釁大陸,製造兩岸「不和」;而對馬英九的兩岸和解政策的「發展走向」「令人顧慮」和「關心」,以至冒國際之大不韙,粗暴的干涉台灣內政和司法獨立。

企圖佔領台灣、控制台灣,將台灣從中國領土中分裂出去,這是從十九世紀中期伯裡 (Matthew C. Perry)將軍以來,美國霸權主義的戰略思維,歷經迪龍 (Charles Delong)、田貝 (Charles Danby),戰後又歷經遠東戰略小組的葛超智 (George Kerr)、「台灣地位未定論」、裴爾、索拉茲,到白樂崎等「國際友人」,而不絕如縷。

但是,美國霸權主義經過「九一一」,成為全球恐怖主義攻擊的目標,又身陷阿富汗、伊拉克戰場;再者,美國猶未脫出「世界金融海嘯」的泥淖;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中,親美政權一個個倒台,新政權的動向尚未明確。而中國大陸卻在「改革開放」後,經「世運」、「世博」和「世界金融海嘯」的試煉,已躍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霸權主義分裂中國的陰謀還能得逞嗎?

白樂崎等「國際友人」「顧慮」台灣「發展走向」,但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司徒文卻說:

「美國不會因兩岸關係改善而緊張,或是被排除在外,兩岸發展符合人民的意願,也是美國一直堅持的原則和立場,兩岸關係的改善,不但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東亞區域穩定,與中東和朝鮮半島的情勢相較,穩定和平的台灣海峽堪稱『上帝恩賜』(God Send)。

美國對歡迎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歧見,他說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進展是驚人的,海基會與海協會過去三年簽訂了十五項協議,項目包羅萬象,最受矚目的是ECFA,這是兩岸迄今簽署的最大的協議,而且在今年已生效,這將為兩岸人民來財富與機會。」(《聯合報》2011-03-09)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但白樂崎等「國際友人」卻和拿破侖的老兵一樣,抱著美國霸權的「沙文主義」不變。

白樂崎等「國際友人」除了「顧慮」台灣「發展走向」外,之所以如此急切粗暴的干涉台灣內政和司法獨立,來「關心」扁政府的「公文消失」案,不能不令人懷疑另有原因。

扁政府時期,以「烽火外交」收買各國政要和「國際友人」。遺失的二萬多件「外交部秘抄」,是不是包括收買白樂崎等「國際友人」的資料在內,一旦曝光,這些「國際友人」豈不均得在醜聞中現身?原來,美國霸權主義的什麼民主、人權、自由是可以賄賂的。所謂「國際友人」者,不過是和扁政府互為表裡,拿二千三百萬人的命運做台獨冒險外,還是參與分贓台灣人民納稅錢的竊賊!

這次馬政府不為「國際友人」的壓力所動,不為其恐嚇所屈,嚴正的予以反駁,維護了國家主權的尊嚴,維護了台灣司法的獨立,應該獲得國人最大的肯定。但更進一步,馬政府應宣佈白樂崎等三十四名外國人士為中華民國的「不受歡迎人物」,以杜絕列強霸權主義對台灣內政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