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認同過渡到國家認同的契機（下）

四、正確處理台灣人民的認同問題

文化同源構成了民族統一的重要基礎，兩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上存在高度的同一性。台灣社會主要構成是移民自泉、漳、潮、惠一帶的漢族族裔，在生產上繼承了華南一帶的農耕文明，因此在文化體繫上，包含了兩個主要組成部分：一是作為移民社會安頓精神、安身立命基礎的祖先崇拜和民俗宗教（媽祖、關帝、開漳聖王、正信佛教等民間信仰）；二是作為小農社會階級翻身手段，所謂晴耕雨讀的儒家傳統（繼承自朱子閩學的台灣儒學）。這一點，台灣先民在文化上與華南移民母體並無二致，之所以在歷史上會產生認同上的分殊，原因就在於兩岸在近代化過程中各自經歷了不同的社會發展過程，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歷史記憶，而歷史記憶恰恰是從文化認同過渡到國家認同所不可跳躍的中介環節。

百年來，兩岸社會既共同承擔了民族積弱的後果，但也各自走過了曲折的現代化歷程，個別地付出不同代價。中國大陸從乙未割台之後，走過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最後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基礎上，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自力更生地走向今日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道路；台灣則在日本殖民統治、戰後新殖民體系的附庸性發展下完成了國家資本主義積累，最後在後冷戰時期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

更重要的是，海峽兩岸在近代化過程中，在文化認同上都經過不同的歷史淬煉從而各自走了曲折的路程：在上個世紀初，中華文化在神州大地經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全盤西化的洗禮；在台灣，則是遭受了皇民化運動的荼毒。在六、七○年代，傳統文化在大陸受到文革的衝擊；在台灣，則是受到強行輸入的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挑戰。當然，文化認同並不必然直接就等於國家認同，但是它卻是過渡到國家認同的前提條件。所謂的「台灣意識」恰恰是在兩岸分殊的近代化過程中，做為對抗政治認同的文化策略而出現在歷史上，它從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就清楚的標誌著民族主義的胎記。

考察歷史，「台灣意識」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1.在清領時期，只有作為中國地方意識的「漳州意識」、「泉州意識」或「閩南意識」、「客家意識」，並不存在台灣住民的集體意識，甚至從乾隆年間到光緒年間，在閩客與泉漳之間還產生為期近200年的分類械鬥。

2.日據時期，在異族的殖民統治之下，作為台灣人民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對抗策略，「台灣意識」取得了萌芽和發展。整整半世紀，「台灣意識」既是民族意識，又是階級意識，既強調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對立，也強調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特別是結構在日本國家壟斷資本積累與殖民地勞苦大眾之間的垂直剝取。

3.台灣光復後，在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的架構下，有鑒於國民黨當局的省籍差別待遇和美國新殖民主義的全面宰制，「台灣意識」開始分化為兩種不同的內涵：從族群問題出發的「省籍意識」（以黨外民主運動為代表）；以西方現代主義為對立面的現實主義文學運動（以鄉土文學和民歌運動為代表）。兩者在軍事戒嚴體制下，共同反對國民黨附庸政權，及至八○年代後才正式分流。

4.1987年戒嚴令廢除，台灣開始走向資產階級民主化，一直到2008年5月之前，由於本土派勢力利用兩岸之間的緊張與對抗作為內部省籍清理的工具，台灣人民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乃逐漸被李、扁當局轉化成為「台獨意識」，作為對抗中共打壓、對內奪權的政治動員。

可見，作為一個歷史現象來看，百年來各階段的「台灣意識」論述本質上都是一種抗爭策略，並沒有本質的規定性，其內涵是隨著政治上對立面的設定而不斷轉移。也就是說，做為「台灣意識」主要組成部分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本身並沒有固定的內容，兩者互為條件，也互為因果。「文化認同」是「政治認同」的前提，但「政治認同」又反過來決定「文化認同」的內容。因此，如果我們僅僅以傳統文化作為武器，忽略了兩岸在近代過程中的文化差異，簡單地從民族大義的高度出發來批判「台灣意識」，想藉此消彌台灣社會在文化方面的對抗，非但是緣木求魚，往往還帶來相反的結果。

從文化認同要過渡到政治認同，需要通過某種中介環節，而國家認同的建構向來都要通過共同的歷史解釋來完成。多年來我在推動兩岸青年交流工作過程中，兩岸在歷史解釋上的不同（例如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角色和貢獻），就經常成為台灣青年在國家認同上的障礙。因此，要正確處理台灣人民的認同問題，首先就要正視兩岸在近代化過程中歷史經驗的差異性，並且通過這種對差異性的理解和包容，為一百多年來，兩岸人民在帝國主義壓迫下追求民族生存、發展與復興的奮鬥過程，書寫出民族的共同篇章。反過來說，也只有在共同的歷史經驗與歷史記憶的基礎上，台灣同胞才能跨越「悲情」、跨越自身狹小的經驗和地域局限，站在整個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上，共同參與創建一個二十一世紀嶄新的中華文明。

五、小 結

總的來說，要解決台灣人民的認同問題，實現文化認同到國家認同的統一，不但要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基本方針，為台灣人民「多做好事、多辦實事」，還要掌握足以影響台灣政治形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兩岸關係發展進程的底層群眾的意願、訴求和困難，通過好的政策，把好處直接作用到他們身上。

此外，對於台灣歷史所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特別是以「台灣意識」為表現形式的認同問題，一定要從歷史的動態過程來理解，從發展的角度來著力，只有從打造兩岸共同的歷史記憶出發，共同書寫百年來兩岸反抗帝國主義，共謀民族復興的歷史，才能恢復「台灣意識」所內含的民族胎記，從而成為促進統一的新動力。

最後，兩岸分離分治的現狀，畢竟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也只有在歷史的過程中才得以解決。但是，歷史並不是以時間做為尺度，而是以發展做為指標。要做好台灣人民的工作，爭取台灣人民的認同，還要抓緊機遇搞好自身建設。只有祖國大陸在社會發展上展現了一定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才能讓台灣民心風行草偃，激發出追求民族統一的動力。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保障下，在不改變台灣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只有透過「和諧社會」這個具有制度與文明先進性的設想，透過「科學發展觀」的實踐與落實，才能進一步號召台灣人民的趨合心理，實現從文化認同到國家認同的過渡。

（後記：本文在處理如何通過兩岸共同的歷史解釋來實現「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辨證統一，受到黃俊傑老師大作《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台北：正中書局，2000〕一書的啟發，在此特表銘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