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下的社會省思

去年五月份，台灣媒體炒得最熱新聞話題是台灣第一巨富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旗下富士康公司深圳龍華廠區，連續十三起的員工跳樓與割腕自殺事件。

「富士康事件」發生在「世界工廠」的中國大陸，而且富士康公司又是全球最大、最頂尖電子專業製造廠，加上富士康公司又是台商投資經營，因此「富士康事件」不能單純看作單一事件，而應從全球化下大陸宣佈「改革開放」並與國際接軌後所出現的大陸社會經濟變革的深層結構中去探尋答案，並且要嚴肅對待。

因為富士康公司是台灣鴻海集團設在中國大陸的「跨國企業」，而且又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以路線為導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政策做支持－－鼓勵「三資」（台資、港資、外資）企業在大陸經濟特區，首先是深圳特區，投資設廠，以發展中國大陸經濟最大台商之一。聽說大陸中央階層去年曾組成跨部委的事件調查小組前往深圳進行調查與事件處理，但至今未見大陸對此事件調查處理後的公開報告。

從去年的報紙及電視報導得知，「富士康事件」中跳樓自殺以及割腕自殺的十三件主角人物，其身份都是「技術工人」，絕大多數來自內地諸省，湖南、湖北、四川的都有，而且年齡都甚年輕，第十二起事件的犧牲者李海年僅十九歲，到廠上班才四十二天，跳樓自殺前還留有「遺書」，說是「心理壓力大」，「感到現實與前途的期望差距較大」，還有難言的「家庭因素」，已「失去生活的信心」。雖然這位青年工人的「遺書」不明講在工廠裡遭到何種待遇，但「心理壓力大」已經隱含著「勞動強度」、「管理嚴苛」、「工資偏低」等等不合理現象的存在，否則不會以「跳樓自殺」以求解脫。

請看大陸網友「富士康網友觀察團」所列出的「九大問題」：（一）工會形同虛設；（二）保安部屬非法組織，存在非法打罵和限制人身自由等行為；（三）違反勞動法，存在超時加班現象；（四）廠方與新進員工簽訂霸王條款，簽「自願加班切結書」；（五）沒有建立系統有效的〔上下〕溝通；（六）半軍事化管理，經常發生管理人員打罵員工現象；（七）廠內等級森嚴，管理者對低層員工存在歧視；（八）法定工時工資偏低；（九）員工流動率高，缺乏歸屬感。

另外「深圳總工會」也有調研指出，內容和前述類似。此外，曾在富士康工作三年，並擔任過第一線生產主管的一位女性員工，她用筆名「青桐」不久前出版一本名為《畢業出狼窩，工作入虎穴》的小說，這本書在「第九跳」後出版，隨即成為大陸的暢銷書之一。

書中對「富士康事件」的現象分析如下：「管理階層缺乏與基層員工溝通，員工欠缺穩定性，是導致悲劇一再發生的主因，此外，政府與社會有責任，因為它們無視這些外地來的打工族備受城市居民排擠。這些外地勞動者沒有住房，也買不起房子，又沒有醫療保險，也不能參加考試，只能住在封閉的廠區，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但「青桐」同時指出，富士康並非「血汗工廠」，「所有法令、法規完全符合政府規定」，這就令人質疑，難道大陸政府的「法令、法規」有「問題」？難道「苛政猛於虎」？不論是「富士康網友觀察團」形容富士康是個「血汗工廠」，還是「青桐」指謂富士康「非必血汗工廠」也罷，他們都指出「富士康事件」的現象背後存在著許多不合理的問題，但未指出這些不合理的問題「本質」究在何處？

現在再來看看富士康高層乃至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如何對「富士康事件」進行危機處理？

在硬體設施上，龍華廠員工宿舍頂樓原本就有高一公尺的鋼鐵護欄，事件後廠方下令再加高兩公尺，也就是現在龍華廠員工宿舍的頂樓護欄高度是三公尺，比一個人還要高出許多，讓你想跳都跳不出去。至於每層樓外加設繩網，以防員工外跳墜地而死，另外廠方還加派三百名保安人員進駐廠區，隨時「巡視」，以防不測，可以想見，現在的富士康龍華廠應是「天羅地網」，「安全」無虞了。

在軟體建設上，聽說郭董於事件後立刻禮聘包括台灣馬偕、彰化基督教醫院，以及北京清華大學的三十位心理諮商專家到深圳廠區研商對策，針對員工們進行「心理輔導」，以求從心理上化解員工「自殺」的「不健康心理」。

在政策處理上，最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富士康高層居然也認為對員工的「撫恤」條件太「優厚」，所以才引來了「一人跳，全家飽」的念頭與說法，而且為此還對員工發「通知」和「公開信」。該「通知」主旨是富士康公司要求員工簽下不向公司提出法律／法規以外的「適當要求」。這個「通知」被員工稱為「不自殺協議」。關於「公開信」，據說是郭台銘發的，除對死者表示哀悼慰問外，大意是公司不鼓勵「自殺」，信內還說「自殺」是「懦弱的行為」，而且還說鴻海以後不會再提供法律以外的賠償，以免在為額外的賠償金產生「一跳保全家」的負面維持效應。

除了以上軟、硬措施及政策改變外，郭台銘還於去年五月二十六日邀集三百多名記者到龍華廠區參觀，意在證明他的工廠不是設備不佳，不是工作環境與條件惡劣，不是因「血汗工廠」才鬧出不斷的員工跳樓自殺，乃是因為年輕的大陸員工「不適應最現代化」的勞動環境所致。未料記者在參觀訪問之際，有一員工立刻送上記者《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這封信就是郭董所發給員工的今後公司對員工自殺意外事件將不支付法律以外賠償的「公開信」。送這封信給記者的這位員工還當場形容這封信是「不平等條約」，聽說立刻被站在一旁的主管喝斥「不要亂說話」！但這個女工還是對記者說：「自己打心底不想簽，但所有同事都簽了，主管也盯著看，我能不簽嗎？」

此事爆料後，那個「不自殺協議」本來郭台銘表示「不知情」，但當記者出示這份「協議書」後，郭董趕忙收下，當天下午就宣佈作廢，總算郭台銘在這一點上「處事明快」，而且不久即宣佈將員工的薪資調加一倍，因此鴻海集團今後每月將多支付十五億元台幣。

筆者前面說過，「富士康事件」不應看作單一事件，這種大陸員工在經濟特區外資／台資工廠的「跳樓自殺」維持效應，在資訊全球化的今天，消息是封鎖不住的。該事件不但影響「珠三角」的電子高科技產業的生產形象，也影響港、澳特區對大陸經濟特區經濟發展的觀感，因為富士康是最大的「台資」，也間接影響了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遠景。因為如此，也就必然觸動大陸官方的注意，但是很可惜的是，直到「第九跳」，此事件的調查層級都是深圳經濟特區政府在介入與處理，到了「第十一跳」出現後，北京才驚醒到此事「不簡單」，才由多個中央部委，包括國台辦，表達對「富士康事件」的關注，並緊急派員組成「中央調查組」前往調查與處理。

筆者期待「中央調查組」對「富士康事件」的調查報告除了要指斥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有問題，例如，保安人員對員工動輒打罵當然不符合現代企業人性化管理的規範；也不能首肯郭台銘鴻海集團的「危機處理模式」為妥當，因為調增薪資是老早該做的事，鴻海集團不應利用低工資進行高利潤的高科技生產。不知調查小組有無把調查的問題中心著眼如下：為何在大陸「工會形同虛設」？為何保安部是「非法組織」？為什麼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特區外資／台資設廠區依然存在著「非法打罵」與「限制人身自由」？為什麼無視經濟特區外資／台資廠區可違反「勞動法」，且存在著「超時加班」現象？為什麼允許廠方對新進大陸員工強簽「霸王條款」？為什麼一個現代化企業內有「半軍事化管理」？為什麼廠內「等級森嚴」？為什麼管理者視員工為「勞動奴隸」？為什麼廠區內沒有建立起系統而有效的上下「溝通管道」？為什麼「法定工時工資偏低」？為什麼員工缺乏「歸屬感」？筆者同意青銅女士在其新書中指出「富士康事件」有其「深層次」問題，但到底這個「深層次」問題是什麼呢？這不是一言兩語所能究竟，但至少北京當局不可允許超級台商在大陸有「特權」。

筆者在此要指出，「富士康事件」現象所涉及的「深層次」問題在於中國大陸近三十年來在「改革開放」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所出現的「發展障礙症候群」所致，而這個「發展障礙症候群」與中國大陸「正在轉型」及被「資本主義邏輯」滲透所造成的社會經濟變革息息相關。

先說中國大陸的當代發展及轉型，以及為何會有「發展障礙症候群」？自從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對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實際上已走入「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時代。這個後社會主義時代具體化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是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市場經濟、改革開放混成一體，面對西方，並與國際接軌，將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乃至「資本主義邏輯」引介嫁接在「社會主義」母體上。

這個在政治學上的「發展模式」被稱做為「中國模式」。可是由三十多年來後鄧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實際給以觀察，大陸今天做到的是單向實務指標的現代化，以及物質技術基礎層次的現代化，至於社會制度運行機制層次的現代化，乃至文化價值觀念的現代化，並未落實，這就是為何會看到中國大陸到處是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但人民開車或乘車卻不守秩序，甚至有「路霸」現象出現（台灣也是一樣）；甚至到處是現代化工廠，但廠內卻存在著「領導意志」、「命令主義」，甚或保安人員打罵員工的行為現象。

其實依筆者來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為求經濟發展，借用「外資」（所謂三資企業）由貧窮到富裕的發展路徑乃是工具理性與手段，但一旦向境外國際資本開放市場後，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內必然充斥著「市場邏輯」、「物質刺激」，人人都在「向錢看」，個個企業都在「發財致富」，加上大陸的經改政策是「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發展的秩序是先「沿海」，再「沿江」，再「沿路」與「沿邊」，最後才是「內地」，而且發展緯度是由南而北，這就形成了沿海、南方的富裕城市與內地、北方的貧窮的農村一種M型二元社會景象。這種不均衡的發展，時至今日大陸社會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5，說明大陸社會發展的「危機」已到警戒線。

在這種發展不均衡的狀態下，內地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大量湧往城市與沿海地區，以求謀個小工作，賺點工資養家活口。但是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外資企業為追求利潤，必須力求謀取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並以對勞動者進行「異化勞動」做為創造「剩餘價值」的機制。

「一人跳全家飽」正好說明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下社會經濟變革中不均衡發展的畸形現象。由於大陸社會正在轉型，大陸企業管理的領導階層應重視「勞動人權」，而北京官方也不應忘記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普羅階級受壓迫所給予的譴責與正義支持。

經濟全球化是潮流趨勢，因此北京說要與國際接軌。但經濟全球化時即資本主義全球化，故「與國際接軌」就是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軌，這是華勒斯坦乃至阿敏都承認的，因此「與國際接軌」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然被資本主義邏輯滲透。

「經濟全球化」不但講求「國際分工」，而且為了利潤最大化，必然設法製造更多的剩餘價值，如此則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將「跨國企業」伸向資本主義欠發達地區，並用「境外轉包」手段，在欠發達地區投資設廠，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降低成本，進行商品生產，俾使商品在世界市場更具競爭力，並由此獲得更多利潤，於是中國大陸就這樣在「與國際接軌」下，透過「經濟全球化」成為境外資本家（跨國企業）尋租的理想地。

這些三資企業在中國大陸既有廉價勞動力可以利用，又可藉資本主義邏輯透過廉價勞動力製造更多的「剩餘價值」，應該以此為滿足了，實不應進一步謀取「特權」。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幾乎都以二位數成長，發達國家的幾乎所有超級市場都充滿廉價而品質也不錯的「中國製造」商品，顯然中國大陸今日已成為「世界工廠」。但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既然與國際接軌，便須以普遍主義的理性遊戲規則辦事，不能允許市場經濟中有「特權」存在。

中國大陸因「改革開放」而出現「經濟特區」，許多經濟特區筆者都去過，他們是社會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特區」，區內分成兩個世界，一個是廠區外紅燈酒綠、紙醉金迷的「高消費世界」，一個是廠區內的半軍事化管理、低工資的「勞動世界」，兩相比較，正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大陸經濟、社會變革的畸形格局。

中共原初因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取得政權，如今仍然應重視無產階級的利益在經濟特區如何受剝奪的困局。不論社會主義有多少「特色」，但重視與維護無產階級（廣大人民）的利益應是最大特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然不能偏離這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