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六十年回顧與展望(上)

林國炯


前 言

2009年1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華,正值世界金融危機美國遭受嚴重打擊之際,美國有求於中國的幫助。所以中美聯合聲明概括了所有可能的一切合作,兩國關係氣氛融洽,似乎是前所未有的戰略夥伴合作關係。然而,中美聯合聲明墨跡未乾,2010年初美國就宣佈對台灣軍售先進武器總值達64億美元。隨後歐巴馬接見達賴喇嘛為藏獨撐腰。繼而宣佈重返亞洲,重振在東南亞的勢力,掀起南海風波,派遣航母戰鬥群進行威懾和軍演。再藉朝核危機、天安艦事件、延坪島炮擊等衝突,進行美、日、韓黃海、東海等軍演,威懾中國。此外,9月中日釣魚島事件對峙時,美國宣稱美日安保條約包括釣魚島列嶼,刻意偏袒日本,威懾中國。同時美國政府、國會、朝野、並煽動國際輿論齊聲壓迫人民幣升值。種種跡象都呈現出制約、圍堵和抗衡中國的態勢,2010年中美關係緊繃,猶如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因此,2011年1月18日至2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的國事訪問為國際社會所關注,也是中美關係發展的轉折點。就國際而言,中美關係的發展將影響國際安全與世界和平。就中國而言,中美關係的好壞涉及中國的國家戰略方針以及經濟建設,影響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所以,胡錦濤的訪美戰略之行在於以龐大的450億經貿採購,協助美國重振經濟,建立中美合作夥伴關係,為中國抓住歷史的發展機遇,爭取有利的時間和空間,盡速和平崛起,奔向小康。然而,中國以經貿為主軸的國事訪問之旅,旨在延緩中美之間政治、經濟、軍事的對峙和衝突,卻難以化解兩國結構性戰略的矛盾。究竟中美關係的發展是否有脈絡可尋,其主要因素為何,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正是本文的課題。

一、中美關係發展的主要因素及脈絡

中美關係自1844年7月3日簽訂兩國經貿開放五口通商的《望廈條約》以來已經一百餘年,其間經過了許多波折起伏,尤其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六十年間兩國關係處於大起大落的幅度,至今餘波蕩漾,發展前途如何依然叵測。究竟中美關係的發展有無脈絡可尋,如果有跡可尋,那麼主要因素何在?展望如何?根據我本人旅居美國四十五年的感受,在專業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的研究,遊歷世界各國的觀察,可以大略綜合以下幾個決定中美關係發展的主要因素和脈絡。

1.主要決定性因素

(一)綜合國力:包括有形和無形的國力,也就是當前流行語所謂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然而最為突出的硬實力,首先,就是一個國家的「潛實力」,即有形而不變的一些因素,包括國家領土幅員的大小,人口的數量,自然資源的多寡。其次,是一個國家的地緣政治經濟潛力,包括國土的地理位置,諸如經緯度、內陸或沿海、戰略地位、地形地貌、氣候和生態等。第三,是有形的但可變化而隨客觀情況消長的一些因素,包括政治制度、政府素質、經濟規模和總體生產力、工業化和科技水準、國際貿易、民族和社會結構、軍事戰略和武裝力量、人民教育水準等。第四,是一個國家長期以來歷史累積的無形的,但深入民心的風俗習慣、文化傳統、社會哲學、宗教信仰等等。

(二)國際政治的規律:包括古今中外國際關係的普遍規律,特別是大國博弈、霸權主義、權力均勢等現實主義的思潮、理論和實踐。最為突出的國際政治鬥爭鐵律,就是「守成霸權」和「新興崛起」國家之間的鬥爭和博弈。全球化過程中,「霸權主義」、「零合博弈」和「一山不容二虎」的國際關係仍將是二十一世紀的一般規律。中國儒家的「王道思想」仍難有插足之地。

(三)意識型態和社會價值觀: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構成了政治意識型態和社會價值觀。歐洲十八世紀以來的政治和社會思潮,形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治意識型態的對立,經濟和社會價值觀的差異,見諸於當代國際政治鬥爭以及軍事的衝突和戰爭。政治意識型態和社會價值觀仍然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與其文化傳統息息相關,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或可改變若干社會習慣和生活規律,但不能扭轉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家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核心價值觀。國際間的社會哲學和宗教信仰各有不同,文明衝突如何化解和協調,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文明發展的重要課題。

2.中美關係發展的脈絡

如果說中美關係的發展有脈絡可尋,我認為就是上述的幾個主要因素的相互影響、激盪、融合與變化,隨著客觀環境的需要和演變而消長,形成了中美兩國的外交政策,構成了中美關係發展的脈絡。綜合而言,若干有形的、可變化的因素例如軍事和經濟等,往往成為短期的和戰術性的外交政策變數,構成大國博弈和權力均勢鬥爭的組成部分。若干有形的、潛實力的、不可變的因素例如領土、人口、資源、文化等,實質上構成了一個國家長期的、戰略性的、持續性的外交政策基礎,在國際關係中發揮主導的作用。中美關係的發展就在這些有形和無形的諸多因素轉化中有脈絡可尋。

二、中美關係發展的若干階段

1.二戰前至新中國成立(1900-1950)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包括美國,是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標誌。當時美國國力不如其他英、法、德、義等列強,所以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主張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免於中國被列強瓜分,可從中取利。二戰期間,中美共同對抗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成為盟友,美國並推舉中國為戰後四強之一,共同組建聯合國,擔任安理會五常之一。美國之所以重視和支持中國的大國地位,基於如下的考慮:其一,中國是亞洲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潛在大國,可以成為戰後重整和穩定亞洲局勢的力量;其二,二戰期間中美合作抗日是美國的盟友,戰後可以是西方戰略上制衡蘇聯的力量;其三,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政治意識型態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吻合,是對抗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堡壘。所以,在國共內戰爆發後,美國力主成立親美的聯合政府,並進行調停。國民黨的腐敗分化和失去民心導致戰場失利,敗退台灣。1949年8月5日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結束了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和援助,中美關係走向未定數。當時美蘇兩大集團的冷戰開始,美國對中國共產黨接掌政權的態度猶豫不明,導致毛澤東決定「一面倒政策」。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爭取援助和鞏固政權,1950年2月14日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國外交政策全面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美關係以政治意識型態對立的局勢全面決裂。

2.中美對抗時期(1950-1971)

這個時期的中美關係是在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冷戰的框架下,以東西方政治意識型態的對抗和爭奪全球勢力範圍而定位。突出的事件包括:其一,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國為了保家衛國派遣志願軍抗美援朝,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交戰三年,至1953年簽署停戰協定,結束中美的軍事衝突,1958年中國全面從朝鮮撤軍。朝鮮半島至今衝突仍然繼續,尚無和平協定,成為東北亞的熱點。其二,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控制台灣海峽,宣佈台灣地位未定,干涉中國內戰和內政,派遣武裝部隊入台支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1954年並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實際上控制了台灣,並意圖推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其三,美國以其國際地位的強勢,全面支持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聯合國席位的繼續,阻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歷時二十年。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國際地位的提高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VI)號決議,驅逐了蔣介石代表,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並粉碎了美國「一中一台」的提案。其四,從1964年開始美國發動越南戰爭,至1968年美軍五十萬大軍壓境威脅中國國防安全,中國全力支持越南北方對抗美國的入侵,包括物資援助和軍隊參與。美國的越戰失利,其國內和國際反戰浪潮風起雲湧,尼克松以結束越戰的政綱當選總統。1972年中美關係全面改善,1975年美國結束越戰。在這一階段的中美關係以政治意識型態而對抗二十年,以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而走向全面合作關係。

3.中美戰略合作期(1972-1991)

這二十年的中美關係仍然處於美蘇兩大集團冷戰的框架下,中美為了最高的國家安全利益,以戰略合作共同抗蘇而定位。促使中美戰略合作有如下的主要因素。其一,中蘇關係因為國家安全利益於1960年開始破裂,尤其以蘇聯撕毀協議拒絕援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為核心。此後中國指稱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中蘇關係逐漸惡化,邊境陳兵百萬相互對峙,以1969年珍寶島事件為最,蘇方有突襲中國核設施之議。中國發動「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和「人民戰爭」的總動員應對,中蘇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其二,五、六○年代的二十年間是美蘇軍備競賽最為激烈的時期。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人類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和陸基洲際彈道導彈,軍事科技領先美國。隨後美國領先海基核潛艇和戰略轟炸機的核威懾能力,美蘇雙方在核軍備競賽你追我趕,難分上下。至七○年代初蘇聯的核武器和美國並駕齊驅,1972年美蘇簽訂「反導條約」,建立了「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平衡體系。然而在歐洲戰區,蘇聯集團的常規軍備實力三倍於北約的軍備,為西方國家所憂慮,美國以研發戰術核武器中子彈應對蘇聯集團的優勢。戰術核武器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門檻,核戰爭的危險將威脅世界和平與人類的生死存亡,為整個國際社會所關切。【待續】

作者:林國炯,政治學博士,聯合國裁軍事務首席政務官(退休)。前聯合國大會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主任秘書、聯合國裁軍審議委員會主任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