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與明代對外關係

摘要：研究鄭和下西洋及明代的對外政策，首先必須從已有的史料出發，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新發現的資料作小心求證，得出的結論方能令人信服。明代對外政策的成功有三個特點：一是建立了以「王道」和「公平」為核心價值的中華文明統治秩序，二是輸出文明而不佔有他國領土，三是以強盛國力和軍事實力為對外政策提供堅強後盾。

一、緣 起

鄭和於明朝初期（1405一1433）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的壯舉，自梁啟超於1904年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以來的近百年，中外學者有關鄭和下西洋的研究可謂絡繹不絕，出版的研究成果亦堪稱蔚為大觀。其中鄭和船隊所到之地或留下的史籍、史跡經專家研究考證，亦基本清楚或有了定論。不過，自2002年3月以來，鄭和研究卻在西方歷史學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據該年3月4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英國的一位業餘歷史學家、曾擔任過潛艇指揮人員的加文．孟席斯根據他多年研究鄭和所掌握的「實證」史料，指稱15世紀初中國明朝三寶太監鄭和率領的船隊，曾環繞地球航行並發現美洲新大陸。在3月15日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議上正式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孟席斯援引新證據，解釋鄭和其實早已率領多桅大型船艦，進行了人類史上首次環球之旅，比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足足早了一個世紀。他以耗費14年時間繪製的航海圖和收集到的古代文物和人類學研究等新證據，證明西方航海家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和庫克等所用的航海圖，均源自鄭和在1421至1423年的航海路線圖。他在撰寫一本有關《1421年對全球的重要性》的書籍時，「意外」發現了鄭和的創舉。據他自稱，在搜查資料期間，得見一幅日期注為1459年的投影圖，上面繪有非洲南部和好望角。但迄今所知，好望角要到1497年才被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發現」，納入航海路線。孟席斯並稱，該投影圖還有一段以中世紀腓尼基語書寫，有關1420年繞好望角到佛得角群島的航海筆記和一艘中國大帆船的圖畫。

孟席斯在頗具權威性的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議上發表鄭和最先環繞地球和發現新大陸的創新理論，立即引起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學術界的高度重視；除英國主流報章外，美國、加拿大等英文各大報也以顯要篇幅報導，世界各地的華文報刊亦紛紛轉載。同年10月，孟席斯將其研究結果寫成專書出版。這部題為《1421年：中國發現了世界》、正文厚達520頁的大書於11月公開發行後，次年即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一時之間，在全球傳媒界引起一陣鄭和研究的旋風。平心而論，孟席斯的研究無疑開啟了鄭和研究的新思路，給予人一種全新的視覺；然而，以上關於鄭和船隊曾環繞地球並發現新大陸的創新理論，其真實性如何？所提出的「證據」是否經得起推敲？這是頗值得專家學者作深入分析研究的。筆者認為，研究鄭和下西洋及鄭和船隊曾否到過美洲新大陸，首先必須從已有的史料出發，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新發現的資料作小心求證，得出的結論方能令人信服。

二、現存記載鄭和下西洋的可靠史料

現存記載鄭和下西洋的可靠史料，主要有如下幾種：

（一）費信著《星槎勝覽》。費信於永樂七年（1409）、十年（1412）、十三年（1415）及宣德五年（1430），前後四次隨鄭和及楊敏等出使西洋諸番國，歸來著《星槎勝覽》二卷，記述歷覽海外諸國人物、風土、出產甚詳。

（二）馬歡著《瀛涯勝覽》。馬歡為明初航海家，曾參加鄭和船隊的第四次、第六次、第七次航行，任翻譯，回國後著《瀛涯勝覽》一書，記錄航海見聞及所到地名甚詳。

（三）鞏珍著《西洋番國志》。鞏珍於宣德五年隨鄭和船隊出使西洋，歸國著《西洋番國志》，記述航行中的見聞，指鄭和每到一地，皆以瓷器、絲綢、銅鐵器和金銀等物換取當地特產。

（四）《鄭和航海圖》，原稱《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載於明代茅元儀編輯的《武備志》卷二百四十。過去使用此圖的人嫌原名太長，故一般省稱為《鄭和航海圖》，全圖繪示鄭和出使西洋各國的航程和經歷的地名方位。以南京為起點，遍及今南海及印度洋沿岸諸地，遠達非洲東岸的慢八撒（Monbasa，即今肯尼亞之蒙巴薩）；所收地名較為詳備，並附有航線和針路，可與前述三書相校讀，是圖為研究鄭和下西洋史實最有價值的資料。近百年來，中外學者曾對此圖內容進行研究，出版的專書林林總總。

除以上四種第一手資料外，還有《明史》卷三○四《鄭和傳》，以及明代黃省曾撰《西洋朝貢典錄》，張燮撰《東西洋考》等，可供參考。

通覽上述史料，我們大致可以瞭解到，鄭和自明永樂三年（1403）與副使王景弘率水手、官、兵二萬七千八百餘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首次出使西洋，經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蘇門答臘、錫蘭（今斯里蘭卡）等地，至印度西岸折回，自1407-1409年、1409-1411年、1412-1415年、1417-1419年、1420-1422年、1430（或作1431）-1433年共七次出航，歷三十餘國，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的索馬裡、肯尼亞等地。所乘「寶船」最大的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可容一千人，堪稱世界遠程航海史上的創舉。這些航行比西方哥倫布、達伽馬等的航行早半世紀以上，船隊規模與船隻之大，都超過他們數倍。由隨員記述的沿途各國地名更是斑斑可考，尤其以《鄭和航海圖》最具價值也最為珍貴。北京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向達先生曾將該圖作系統整理並附地名索引，於1961年交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筆者手頭所據為中華書局2000年重印本），茲將其略作介紹如下。

《鄭和航海圖》原圖共二十四頁：序一頁，地圖二十頁，《過洋牽星圖》二頁（四幅），空白一頁。序僅一百四十二個字，當出於茅元儀手。全部《航海圖》是仿照《長江萬里圖》的一字展開式繪製而成的。全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非洲東岸肯尼亞（Kenya）的慢八撒，即南緯四度左右為止，包括亞、非兩洲，所收地名達五百個之多。其中，本國部分約佔二百，其餘亞、非諸國約占三百。檢視全圖之地名及所附針路，幾無一處不與費信、馬歡、鞏珍所記鄭和七次航行所歷地名、針路相吻合，由此亦可證該圖確係鄭和下西洋時所紀錄。

關於《鄭和航海圖》，近百年來中外學者都作過一些研究，中國方面如梁啟超、馮承均、鄭鶴聲、向達、徐玉虎等人；歐洲方面如W.F.Mayers、W.P. Croeneveldt、C. Philips、J.J. Duyvendak、P. Pelliot；日本方面如山本達郎、北村之助諸人，他們在地理方面都作過一些考證功夫。1943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範文濤的《鄭和航海圖考》，該書注重在馬來半島方面諸有關地名的考證。1947年，新加坡南洋編譯所出版了張禮千的《東西洋考中之針路》，該書西起印度，東至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以及越南諸地；1961年，向達整理出版的《鄭和航海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全圖五百個地名皆作考訂說明，尤其對印度以西至非洲東岸出現的地名作逐一考訂。如溜山國即今天世界地圖作馬爾代夫群島（MaldiveIs）；如榜葛剌即今作孟加拉（Bengal）；如忽魯模斯即今圖作霍爾木茲（Hormuz），屬今伊朗；阿丹今圖作亞丁（Aden），俱在阿拉伯半島。木骨都束今圖作莫格迪紹（Mogadishu），在今非洲東部之索馬裡；卜剌哇今圖作布臘伐（Brava），亦在索馬裡境內；麻林地今圖作馬林迪（Malindi），在今非洲東岸之肯尼亞等等。經近百年來諸多專家學人研究考訂，鄭和下西洋以及《航海圖》中主要地名及諸地的情形，大致已經弄清楚了。

結合原始史料和諸家考證的成果，我們大致可以確定，《鄭和航海圖》為鄭和第六次（1420-1422年）出使西洋時所經航線的紀錄。由馬歡《瀛涯勝覽》及《航海圖》地名可知，鄭和「寶船」終點站為忽魯謨斯，即今位於霍爾木茲海峽以北，波斯灣（GulfofIran）與阿曼灣（GulfofOman）之間的Djeroun島。至於鄭和船隊的其他船隻，則有可能沿著阿曼灣入阿拉伯海，經阿丹灣至非洲東部之索馬裡、肯尼亞沿岸，《航海圖》所示鄭和船隊最遠到達慢八撒，明代所知之非洲，以此為極南。

三、明代以前對外政策之檢討

從史籍記載來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發生關係肇始於秦漢時代。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先民便從廣東的徐聞、合浦（今屬廣西）港口出發，前往南海活動，進行開發。由徐聞、合浦至南海諸島及東南亞各國皆有航海紀程和針路可達。至於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據明代張燮《東西洋考》記載，早在唐代以前，就有華人在南洋一帶開疆闢土，休養生息。該書卷三《下港》條云：「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曰社婆。」按「下港」即今印度尼西亞爪哇萬丹（Bantan）。在「下港」有一地名「新村（舊名廝村，中華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粵人也。賈舶至此互市，百貨充溢。）」足證華人在東南亞一帶拓殖已有相當長的歷史。此外，位於加裡曼丹島北岸的「汶萊國」國王，曾於唐總章二年（669年）遣使入唐，與唐朝建立外交關係：「汶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總章二年，王旃達缽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自後久絕。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並貢方物。賜王及妃文綺。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東西洋考》卷五《汶萊》）

以上史料表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外交關係，以及華人移殖南洋，至遲為始於唐代。此外，宋人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番志》，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明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等著作，對唐宋元明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皆有記述。

據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捲上《爪哇國》記載，早在北宋淳化年間（990-994年），爪哇國王（今印度尼西亞）便對宋朝推行「王道」深表認同，並主動遣使前來朝貢：「淳化間，國王陀湛言，中國有真主，乃修朝貢禮。」不過，由於宋朝的對外政策因過分強調「德」（王道）而忽略「威」（武力），不單止北方不斷遭受外族侵入，並且無暇顧及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及至南宋時期，高宗試圖與真臘、爪哇等東南亞國家建立關係，但沒有得到他們的積極回應。元朝建立後，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過分強調「威」而不重視「德」。特別是忽必烈統治中國後，屢屢耀武海外，要求東南亞各國「臣服」。這種依恃武力的單邊政策遭到東南亞各國拒絕後，又頻頻對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最後皆以失敗告終：「故元世祖命史弼、高興發舟千艘，持一歲糧，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鈔錠四萬，費大且勞矣，而卒敗沒以歸。」明朝統治者吸取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敗教訓，採取「德」與「威」並重的對外政策，結果與東南亞各國維持了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友好邦交（即朝貢關係）：「至高皇帝（太祖朱元璋—鄭注）以來，不煩一旅，朝貢且百五十餘年，曾不厭怠。不遇真主，則彼高忱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遠泛以臣下於方內哉！」可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明朝的對外政策是最為成功的。其中許多經驗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

四、鄭和下西洋與明代對外政策之再認識

鄭和下西洋的偉大壯舉，傳統的歷史學者大都認為其目的是為了宣國威（即展示權威與實力），或者是為了與東南亞國家建立朝貢貿易關係。對於這些舉措後面隱藏的更深層次的意涵，向來鮮有論者涉及。上世紀60、70年代，東南亞華人學者王賡武先生曾作過有益的探討（參看王賡武：《中國與滿剌加關係的開端，1403-1405年》，收入J.S.巴斯汀和R.羅爾芬克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研究》，牛津，1964年，第87-104頁；《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收入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哈佛，1968年）；繼王賡武之後，台灣學者徐玉虎出版了《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和《明代與東南亞關係之研究》等論著。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對鄭和下西洋背後隱藏著的明代對外政策的深層次內涵略作檢討。

首先，明洪武帝對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爭端採取保持中立的政策，同時對遠邦和近鄰，不論其國或大或小、或強或弱，只要是認同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即「王道」者，皆一律平等對待，將其納入中華朝貢體系即文明秩序中（所謂「示無外」）。據《西洋朝貢典錄》捲上《渤泥國》記載：「高皇帝（即朱元璋－－鄭注）時命都事沈秩、御史張敬之往諭其國，至於撤王座令列拜於庭。且曰：『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詞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卻其金刀貝布之贈，則其慕中國而樂賓服者，非一日矣乎！」由此可見明朝對東南亞國家施行「仁政」（即「王道」），至使周邊國家深表認同、心悅誠服之一斑。

其次，明朝對外政策最成功之處在於顯示「權威和實力」的同時，卻沒有任何擴張領土的野心和佔有慾。明朝對於向中國朝貢的東南亞各國，不論大小，一視同仁，實施一種普遍平等的公平政策，即所謂「無間內外，均視一體」（《永樂實錄》卷47，第4頁）。據《西洋朝貢典錄》捲上《彭亨國》引明太祖訓示云：「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聖主之謨言也，乃復列不征諸夷國名示諸將來。」在這裡，朱元璋明確告誡日後的王位繼承者不能用武力征服東南亞各國。誠如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分析指出，明洪武帝的這些舉措屬典型的傳統帝王施行「仁政」的做法，而公平對待東南亞各國則是發揮中國的「權威和實力」的一種手段（參見王賡武：《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載費正清編、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第44-4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由於明洪武帝的對外政策方向正確，因而獲得了東南亞各國甚至整個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及至永樂帝派遣鄭和率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憑藉優越的文明和超強的實力，對東南亞各國採取「恩威並施、王霸雜用」的方針，將東南亞大小三十多個國家納入朝貢貿易體系即中華文明統治秩序中。例如，《西洋朝貢典錄》卷下《古裡國》詳細記載了鄭和船隊與東南亞國家進行朝貢貿易的具體方式，即首先敕封其王，頒授銀印，向其國大小官員賞賜物品；然後按當地風俗習慣進行貨物交易：「永樂三年，鄭和統大舟寶船繼詔敕封為古裡王，及頒誥命銀印，升賞頭目品級冠帶，建亭刻石。其略曰：『爾王去中國十萬餘裡，民物鹹若，皞熙同風。刻石於茲，永垂萬世。』寶船至彼，王遣頭目、哲地、米納凡見正使，擇日論價，將中國錦綺百貨議定，乃書合同價數各存之。頭目、哲地與正使眾手相拏，其牙人言曰：『某月日眾手拍一掌無悔。』哲地始攜珊瑚、珍珠、寶石來議價，二三月方定。原經手頭目米納凡算番物若干該紵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貨交易。」

正是因為鄭和船隊與東南亞國家交往中施行「仁政」和採取了公平原則，致使這些國家不但認同而且仰慕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所以才紛紛投入中華文明的大家庭，甚至將其國的山川河流一併納入中國版圖，與中國同享祭祀（例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羅等國納入廣西，三佛齊、爪哇納入廣東，琉球、渤泥則納入福建）。據《東西洋考》卷三《大泥》記大泥國（在今泰國南部馬來半島中部之北大年一帶）國王上表明朝請求冊封「長寧鎮國山」、並且願將境內山川納入版圖云：「永樂六年，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表為一方之鎮。王卒，子遐旺復以為請。封為長寧鎮國山，御制碑文，刻石其上。」類似這種請求冊封鎮國山並且願將境內山川歸入中華版圖者還有麻六甲等國。據《東西洋考》卷四《麻六甲》記載：「麻六甲，即滿剌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漢時已通中國。……永樂三年，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上表，願內附，為郡縣，效職貢。七年，上命中使鄭和封為滿剌加國王，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山，御制碑文賜之，勒石其上。」

至於鄭和船隊在拓展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過程中，之所以能使周邊國家紛紛上表歸附，遣使來朝，要求冊封，除以上提到的推行「王道」和實施公平原則外，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採取「恩威並施、王霸雜用」的策略亦是其外交政策成功的重要因素。據《西洋朝貢典錄》捲上《三佛齊國》記載：「廣人陳祖義，國初竄舊港為酋長，以寇鈔為業，舶人苦之。鄭和至，有施進卿者白和，乃執祖義歸，之京師誅焉，而章紱進卿於其土雲。然則和豈貿易珍寶之使哉！除異域之患，為天子光，和亦賢矣。」從這條史料可以看出鄭和下西洋之目的，並非單純為了與東南亞各國發展朝貢貿易和搜求奇珍異寶，實乃含有為維持東南亞諸邊各國局勢和平穩定而除暴安良、宣揚明朝國威即建立中華文明統治秩序之使命。對此，黃省曾在《西洋朝貢典錄》卷中《蘇門答臘國》中發表評論說：「鄭和在舊港執陳祖義，至蘇門又執蘇干剌，雖古之義人烈士，何以加焉！蘇干剌者，漁人子也，因蓄聚而圖蘇門王之子。和發兵執之，且不敢專殺，檻車京師，兩除島夷之害，和其賢臣也哉！和其賢臣也哉！」鄭和二度以武力平亂，解除島夷之害，彰顯「權威與實力」的同時，亦是為了有效貫徹落實永樂帝對東南亞推行的「恩威並施」策略。正因如此，黃省曾才反覆稱讚其為「賢臣」。

在東南亞諸國中，位於馬六甲海峽的滿剌加國向為溝通南中國海與印度洋之要衝，同時也是鄭和船隊經營東南亞和打通印度洋進而通往非洲東岸的重要根據地。鄭和船隊至此，首先在滿剌加安營紮寨，建立軍事基地，然後才開始與周邊各國通交往來。《西洋朝貢典錄》捲上《滿剌加國》曾引馬歡《瀛涯勝覽》並論其事云：「予觀馬歡所記載滿剌加雲，鄭和至此，乃為城柵鼓角，立府藏倉廩，停貯百物，然後分使通於列夷，歸舟則仍會萃焉。智哉其區略也。滿剌加昔無名號，素苦暹羅。永樂初始建碑封城，詔為王焉。其內慕柔服，至率妻子來朝，實若藩宗之親矣，則和之貯百物於此也，曷有他慮哉！智哉其區略也！」鄭和船隊在滿剌加國（即今馬六甲）建立軍事基地，進可經印度洋前往阿丹（亞丁）、天方國（沙特亞拉伯）和轉至木骨都束（索馬裡）、麻林地（肯尼亞），退可威懾東南亞諸國乃至維持整個南中國海局勢的穩定，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黃省曾才稱讚鄭和此舉實乃「智哉其區略也」，對其經營東南亞的戰略思想極表推崇。

對於鄭和船隊採取「恩威並施」政策拓展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所取得的成功，主持出版《西洋朝貢典錄》的清代書商伍崇曜曾作過這樣的評價：指出鄭和「然要之以一介之使，遠涉鯨波，能令陸懾水栗，憬琛贐，固國家之聲靈，亦由持節者撫馭得宜，恩威並施，羈縻勿絕，使永為外扞，其功不在傅介子、班定遠下。」（《粵雅堂叢書－－西洋朝貢典錄》「伍崇曜跋」）伍氏此論概括了鄭和下西洋的意義和影響、總結明朝對外政策的成功經驗，推崇鄭和用「恩威並施」的策略，將東南亞各國納入朝貢體系，固其屏藩，功績不在漢代平定西域、維持絲綢之路暢通的傅介子和班超之下，評價可謂甚為中肯公允。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明朝的實踐表明，只有中國的內部政權穩定，綜合實力持續增長，才有可能推行其「王道」和落實其「無間內外，均視一體」的公平政策。因為要維持萬國來朝的局面，必須承擔巨大的外交成本。如果沒有持久的實力，或者其內部統治和國家安全受到挑戰，就不可能保持穩定的朝貢體系，甚至還會出現「進貢國有一天也許會變成索貢國」（引自王賡武前揭文）的現象。永樂帝之後明朝與東南亞部分國家的關係便出現如此的情況。

以上的分析表明，明朝由於採取了正確的對外政策，並且通過鄭和七下西洋的行動，把東南亞大批新國家納入朝貢體系，並且在亞洲地區建立起以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為主體的統治秩序，對於明代的這一歷史經驗，筆者認為有必要作深入剖析和認真總結。如果將美國自二戰後實施的遠東外交政策與明代的對外政策作比較，我們將會發現兩者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美國奉行的遠東政策簡直就是明永樂帝對外政策的翻版。戰後美國吸取了早期歐洲殖民主義憑藉武力攻城掠地、最終遭拒被逐的失敗教訓，以「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的所謂「普世價值」認同取代領土佔有，從而在遠東建立起以美式文明為主體的統治秩序或曰新宗藩關係；這與明朝以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為主體建立的亞洲統治秩序或曰中華朝貢體系何其相似乃爾。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和合理的外交政策，作為一個大國是很難讓周邊國家信服的。

五、結束語

回顧歷史，審視現狀，總結明代對外關係的歷史經驗，無論對認識戰後美國的遠東政策、抑或是處理當前錯綜複雜的南中國海周邊國家問題，都是有幫助的；即使對未來中國崛起後的戰略選擇以及角色定位也是有助益的。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的領導層確實有必要通過深入研究本國歷史和瞭解戰後美國的遠東政策來探索未來中國將要扮演的角色。當中國和平崛起之後，在展示「權威與實力」（即所謂「綜合國力」）的同時，有必要強調堅持以國際法來處理對外事務和南海紛爭。只有將傳統中華文明中的「德」與「威」放在現代國際關係的框架內，才有可能使中華民族的元氣復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