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與自由包藏不住政治意圖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2012年5月3日在「台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台大「台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官方部落格）發表一篇文章《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article?mid=1320&prev=-1&next=1309）。

在這篇文章中，周教授要論證的是，以「日治」一詞代稱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是台灣學界自發性、符合「歷史客觀事實」的用法；而「日據」一詞，則是國民黨政府的「官方矯正用語」，暗示以「日據」稱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是國民黨政府規訓人民之後的結果，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台灣人民慣用稱呼。她主張應使用「日治」而不用「日據」，所持的幾個理由如下：（一）「日據」表示帶有軍事性質的「日本佔據」，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是「近代世界歷史上普見的帝國統治型態」，因而軍事性的「日據」一詞「無法呈現歷史的真實面相」；而且日本是根據《馬關條約》正式「領有」台灣，而非「侵略行為武力佔領之所致」，再加上光緒皇帝命令「文武官員內渡」，沒有派正式軍隊來保護台灣，因而「日據」是「完全不顧史實」的用詞。（二）以1951年11月15日台灣省新聞處一份主旨為「為日據台灣五十年光復後俗稱『日治時期』有矯正必要應稱為『日據時期』特電轉請查照」的公文為「歷史事實」，指出「『日據』不是研究者自發的用語，是官方『矯正』的用語；『日治』則可以看成解嚴之後台灣史研究界逐漸形成的用法，是自發的，某種程度也算是共識的結果。」並指出「日治」才是台灣民間原有俗稱。

透過上述幾個理由，周教授指出，若是再以「日據」指稱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表示「統治集團規定的用語和相關的史觀正在還魂中。那個『黨國』的魔咒好像又要回來了！」而且驚人地表示使用「日據」的後果，「台灣將陷入無法突破的詛咒中」。

這篇文章的內容與結論，實在讓人無法不想到她在2010年2月8日的另一篇文章：《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兩篇文章同樣訴諸悲情，將自己（以及其所代表的史觀）包裝成為受害者，並將對「台獨史觀」與「殖民史觀」的「撥亂反正」，均扣上「威權復辟」或「黨國魔咒」的大帽子。又以所謂的「歷史事實」，故意隱藏相關用詞所代表的政治意義，企圖以悲情與受害者的角色，「控訴」國民黨（被其視為「中國」的代言人）對學術自由與歷史事實的壓迫，尋求社會對她們的支持與聲援。這種悲情與「做賊喊抓賊」的操作手法，似乎用上了癮！

詞語代表的歷史情感

關於一個詞語的形成與使用，與使用者對該詞語背後的歷史記憶以及情感有絕對的關係。因此，對於日本在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時期，到底該以「日據」或是「日治」稱之，必須理解台灣人民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情感與評價，而非冷冰冰地以《馬關條約》做為國際法依據，便將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加以「中性化」。

台灣民眾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複雜認識，應該考察其背後歷史情感的因素。已故的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曾指出不能以「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處理歷史問題，「如果說有史學家把客觀實證看成其學問體系的全部的話，那麼，準確地說他不是一個史學家而應稱之為歷史紀錄者」。溝口進一步論證，「『事實』是附帶著某種意義存在於歷史之中的。反過來講，不附帶意義的事實是成不了歷史的事實的；另一方面，即便是情感記憶，只要它在某一脈絡中，被賦予意義，那麼，它就能成為那一意義上的『事實』。」溝口要告訴讀者的是，所謂客觀的歷史事實，存在於過去發生的時段；但是歷史情感記憶，卻「至今」鮮活地存在於複雜的歷史結構中。因此，以「歷史事實」（靜態的歷史學），並不足以修復歷史造成的心理鴻溝，反而應該讓「情感的記憶」（動態的歷史學）來「承擔複雜的歷史內容」，才有可能面對、處理或解決複雜的歷史問題。（相關論述參見：溝口雄三著，王瑞根譯，《中國的衝擊》，2011，北京：三聯書店，頁21-27）

以「南京大屠殺」為例，日本的右翼始終主張「南京大屠殺」不存在、是中國虛構的，但也有許多日本良心學者不斷在考證「南京大屠殺」的史實，並提出實證的受害人數。不過溝口認為「南京大屠殺」的存在與否，或是受難人數的多寡並不是重點，問題的核心是中國人面對這場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感受。日本做為這場戰爭的侵略方，就算只殺害一個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歷史情感來說，都是莫大的傷害，如果日本方面只冷冰冰地在討論「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或是受難人數的多寡，卻不能夠理解這場戰爭帶給中國人的情感創傷，當然永遠無法找到對話的共識。又或是日前吵得沸沸揚揚的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若不能考量歷史情感，單單以「蔣介石是元兇」或「大屠殺」來定調，根本無助於歷史傷痕的復愈與對話。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呢？由曾任台大法學院副教授的彰化人黃玉齋所主編的《台灣年鑒》明載：「日寇以武力侵略本省之後，我台胞民族精神，極其堅強，隨時隨地莫不以武力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統治。日寇於光緒22年（公元1896年，明治29年）在台灣施行特別法令，以法律第63號委任立法權於台灣總督之手，即世人所謂『六三法』。於是日寇台灣總督獲得殺戮大權矣。」因而出版於1947年的《台灣年鑒》，直接將日本殖民時期稱之為「日本侵略時代」。

除了日本殖民者的高壓統治之外，其對殖民地台灣在經濟方面的剝削，同樣不可忽視。相關的研究，可以參閱矢內原忠雄、塗照彥、戴國輝、許介鱗，或是日本學者高橋龜吉、鹽見俊二、山邊健太郎等人的作品。另一位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指出：「殖民近代化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是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在台灣近代化進程上是非常的、一時的，好比曇花一現而消失，又如盆栽扎根不落地，基本上沒有改變台灣社會經濟的低度開發狀態，令台灣戰後從頭開始工業化和近代化建設。」（見劉進慶論文《序論台灣近代化問題──晚清洋務近代化與日據殖民近代化之評比》）而日本在台灣對經濟與資源的剝削，以及其推行「差別、跛行的近代化」，則與殖民地法制脫離不了關係。著名台灣法制史學者黃靜嘉指出：「隨著殖民地統治者在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之絕對支配地位的建立，殖民地的台灣人民，即陷於被役使與搾取的境地，同時，也被置於殖民地統治者強制與鎮壓之下」，故將日本殖民統治的性質，區分為「直接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台灣」與「日本攫取台灣」。（見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的搾取與剝削，體現於政治、經濟、社會、治安、文化與生活各方面，無孔不入，因而殖民地台灣人民，將日本殖民統治者熱烈慶祝的「始政紀念日」（1895年6月17日），痛恨地稱之為「恥政紀念日」（日文「始」與「恥」發音相同）。著名作家楊逵甚至將之稱為「死政紀念日」（《六月十七日的前後》，《台灣新生報》，1946年6月17日），而作家賴明弘也表示：「『六．一七』是台灣人最傷心痛苦的日子，不僅是台灣的恥辱，而是我們中國的國恥日」（《六一七有感》，《台灣新生報》，1946年6月17日）。（參見：曾健民，《奪回我們的歷史──追悼台灣革命先烈》，《台灣光復史春秋》，2010，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頁119-120）

綜上所述，「日據」一詞所代表的意義，不只表現了周婉窈所說軍事性的佔據，更表現了台灣人民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各方面迫害、差別待遇、壓搾與剝削的歷史記憶。「日據」一詞反映了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社會性質，更反映了台灣人民對這段歷史的情感。

周教授將「日據」一詞定性為官方矯正用語，甚至認為是「黨國復辟」的象徵，正是其無視日本殖民統治的本質，並無感地忽略歷史記憶與情感之後的結果。而她指稱「日治」才是自發或客觀的用詞，亦與此息息相關。解嚴之後的台灣，屢屢出現所謂「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日本殖民有功論」或是「日本殖民現代化論」，將日本殖民統治視為對台灣人民的恩情，企圖將日本殖民統治中性化，將日本殖民統治描述為寬大與文明。例如李登輝日前在三立電視接受鄭弘儀《大話新聞》節目專訪時所稱：「日本統治時代的教育，讓台灣人有守時間、守法的觀念、做事情不隨便，但二次大戰後，這些精神都不見了」、「對日本來說，台灣是日本的生命根」等等發言，都是故意避談日本殖民統治對殖民地的差別待遇與剝削，為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辯護的「殖民史觀」。簡言之，「日治」一詞，不僅不符合客觀中立的歷史事實，更是繞過台灣人民的歷史情感，將日本侵略殖民塑造為台灣近代化的開端，其目的一來是為日本辯護（「終戰」與「戰後」之類的用語亦復如是），二來是要建立新的台灣史觀，配合台灣國族建構的工程，永久分斷兩岸。

詞語代表的權力結構

「日據」與「日治」用詞的紛擾，亦與其所代表的權力結構有關。周教授透過這篇文章不斷暗示讀者，「日治」是學術界基於歷史事實所自發形成的用詞，而「日據」則是國民黨官方意識型態霸權之下的產物。透過這種暗示，她要建構「黨國─民間」、「霸權─自由」、「支配─客觀」的二元對立論述空間，反而完全遮蔽了語言、學術、意識型態與權力支配之間的關係。美其名以學術自由與所謂的客觀中立為號召，其目的就是要去瓦解她心中的稻草人或標靶──國民黨與「中國」。在她這篇巧妙以客觀理性論述包裝下的文章，背後卻嗅得出其滿滿的政治動機與企圖，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論述，周教授的造詣與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貝爾先後輝映。

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是西方現代化價值的特徵之一。種種所謂的自由、理性或客觀，就是在現代化的包裝之下，遂行其壟斷的政治意圖，形成霸權。周教授非常熟知此西方現代化價值的運作邏輯，並運用嫻熟，前兩年的歷史課綱爭議，就是如此操作產生。她訴諸媒體與社會，在課綱議題上大作文章，呼籲「請大家來關心」，不過也是要透過政治權力在教科書上達成政治目的。如今，同樣手法再現，首先以「歷史事實」為號召與包裝，將「日治」一詞形塑為客觀中立且自發的形象，不過就是要去打擊她所看不慣的「日據」一詞。

問題在於，「日治」一詞真如周教授所暗示的，完全與政治無關，完全是客觀、中立、自發的用詞嗎？民進黨執政時期，杜正勝主掌教育部，其委託台灣歷史學會於2007年5月發佈一項《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其中「第二部：不適合用詞檢核」，將「日據」一詞列為「不客觀歷史價值判斷、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彙」，「日據」成為官方眼中的「不當用詞」，而官方認為應使用「日治」才正確。這份報告隨即被派發給各中小學教科書編輯商做為「參考」，其實是要求教科書編者遵照使用。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雖然這份報告被廢除，在教育部網站上亦查不到任何蛛絲馬跡，但民進黨政府透過政治權力所貫徹的「用詞檢核」，已形成書商的「自我審查」，翻開現行各級教科書，不見「日據」，只見「日治」。

因此，目前大行其道的「日治」一詞，難道不就是官方矯正用語嗎？難道不也是一種「黨國」產物嗎？據此來看，周教授反對的根本不是官方矯正用語（因為「日治」就是官方矯正用語）。說到底她反的就是與「中國」有關的一切，因為只要破除了「日據」的意義，進而就能破除「光復」的意義。

結 語

周教授等「主流」台灣史學者，掌握著台灣史研究的資源與話語權，卻時時將自己包裝成受害者，訴諸悲情，又以學術自由與客觀中立的旗號，遂行其政治目的，面子裡子全要了。

周教授所謂「黨國」與「自發」的對立根本就不存在，這兩者的對立反而是她自己所塑造，目的是為了呵護她們的「黨國」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歷史意識與史觀。因此，愈是裝做無辜，愈是強調客觀、中立，愈是強調「黨國」與「自發」的對立，反而愈突顯她們「做賊喊抓賊」的急切心態。因為，同樣代表「黨國意識」的「日治」一詞，就是由這些掌握當前台灣史研究資源的「主流」學者所「矯正」出來，她們反而是「黨國」最忠貞的擁躉者。台灣的自由民主沒有在倒退，也沒有她們所謂的威權復辟。躲在「學術自由」大傘之下，刻意掩飾其政治動機，遂行其黨國意識的，就是這一批無顧台灣人民主體，合理、中性化日本殖民統治的「主流」台灣史學者。

詞語的使用，不要忽視歷史情感與權力支配。「日據」與「日治」如何使用，「請大家來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