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的特性與運行軌跡(下)

世界的重心正從歐洲移往東方

全世界的重心正從歐洲移往東方，在亞太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力的消長，將決定未來的世界格局。這是美國調整戰略部署，決心「重返亞洲」，建立亞太力量「新平衡」的根源和出發點，也是中美摩擦將繼續不斷增多的重要原因。

去年以來，美中在黃海、東海、特別是南海的摩擦增多。這種摩擦的表現形式比較複雜，是美中直接摩擦與美國支持他國與中國鬧摩擦相結合。今後美國站在後面支持他國與中國纏鬥，將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新平衡」的重要招數。

第三、多種實際具體利益的糾葛。中美的摩擦、衝突，實際表現都是具體的，但從根源上分析卻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中美基本矛盾（即前述的第一根源）產生的。如台灣問題、藏獨、疆獨等，來源於美國企圖分化中國；向中國販運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支持、庇護異議分子、地下教會、「茉莉花革命」等，來源於美國企圖西化和顛覆中國。

另一類，與中美基本矛盾沒有直接關聯，是由實際的具體利益的矛盾產生。突出表現是中美貿易摩擦。包括兩國貿易不平衡、美國巨額逆差、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等。

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兩國經濟發展水準與經濟結構的差異。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勞動力便宜，製造業、特別是加工出口業占很大比重；美國是最發達國家，傳統製造業衰落外移，高科技產業和虛擬經濟發達。這種差異，積極方面是可以互補，使兩國互利雙贏；消極方面是容易出現貿易不平衡以及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經濟貿易爭執。

如果心平氣和、冷靜務實地正確對待，中美經貿摩擦不是很難解決。問題是美國方面經常將經貿摩擦政治化，既不肯放寬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的嚴格限制，又想利用迫使人民幣升值和經濟制裁等措施，減輕美國對中國的債務負擔，增加美國對華出口，壓低中國對美出口。這樣做，不僅是為了經濟利益，也與冷戰思維的影響和阻擋中國趕上美國的政治打算相連，所以說，這類矛盾和摩擦與前述第一、第二兩大根源也有間接關聯。

中美兩國在防止氣候暖化、節能減排等方面的分歧與爭論，也有類似情況。直接原因，是因為中國與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對造成氣候暖化的原因、責任和解決這個問題各自應承擔的份額，意見分歧；但是，其背後也存在冷戰思維的影響和遏制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發展的政治圖謀。

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脫不了國內的政治鬥爭

第四、國內政治鬥爭的延伸。美國的對華政策兩面性和複雜性的國內根源，在於美國國內存在反華與友華兩種勢力。這兩種勢力在美國都有廣大市場，因為美國人崇尚博愛，愛好和平，從這方來說，對中國是友好的；但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在美國深入人心，大多數人視無神論和共產主義為「異類」，打著反共旗號反華，往往會獲得不少人的支持和選票。

美國的右翼反華勢力，分佈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宗教等各界。情報部門、五角大樓、國會內的反華組織和「連線」、傳統保守智庫、主流右翼媒體等，反華出謀劃策最多，出力最大，表現最強烈。

美國是共和、民主兩黨輪流執政的國家。兩黨的政綱，主要在內政方面區隔，對外政策區別不大，保持「一致對外」。兩黨內部都有反華派和友華派，而且勢力都不小。國會的反華法案，通常是由兩黨的反華議員聯名簽署提出；對華友好的提案，通常則是由兩黨的友華議員聯名簽署提出。

中美恢復邦交以來，美國八位總統中，共和黨五位、民主黨三位，執政黨換來換去，但是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一直未變，保持連續性。這個框架本身就是兩面性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反映美國與中國友好合作的一面；台灣關係法反映美國遏制以及促使中國「和平演變」的一面。

美國的對華政策雖具有連續性，但不可能擺脫共和、民主兩黨政治鬥爭的影響。每逢進行總統和國會議員大選時，兩個政黨都要爭相表現自己是最愛國、最忠於美國價值觀的，並且利用廣大民眾「反共」的心理，挑出美國的最大「假想敵」，進行猛烈抨擊。冷戰時期前蘇聯一直是美國的頭號敵人；現在中國便成了美國頭號競爭對手和「替罪羊」。

詭譎的是，從尼克松到小布希七位總統，都重複著一條慣例：總統候選人競選期間反華表現積極、強烈，當選上台後回到以友好合作為主的兩面政策。歐巴馬打破了上述慣例，一上台就表現對華熱情友好，但不到一年又開始加強遏制與顛覆的一面，仍是回到兩面政策。

除了反華勢力推動等政治原因外，還與美國多元化有關。美國不同階層、不同利益集團、不同地區對於中美關係的態度是有差別的。一般說來，與中國貿易交往、文化交流密切的行業、企業、單位、地區、城市，對中國比較友好；工會組織、某些行業組織，企業集團因為傳統產業外移、商業利益衝突等原因，與中國相關方面矛盾突出，爭吵較多。

中國國內政治氣氛對中美關係也有一定影響，例如民族感情、民粹情緒、自由主義派與左派兩種思潮的傳播與論戰等，但因為中國實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度，不存在政黨惡鬥，容易做到全國上下「一致對外」。

第五、國際紛爭的刺激與影響。美國自認為是世界領導者，對全世界都負有責任。

中國作為發展最快、影響力日增的世界大國，朋友遍及天下。因此，世界各地發生國際紛爭，美中兩國都不能視而不見，置之度外。

國際紛爭具有各種不同的性質，有些紛爭對中美兩國的利害是基本相同的，如索馬裡海盜問題；有些紛爭對中美兩國的利害是不同的、甚至存在矛盾，例如朝核、伊朗核問題、以巴衝突、敘利亞動亂等。後一種國際紛爭也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甚至激化中美矛盾的重要外因，必須正確對待。

三、中美關係運行的三大軌跡

首先，和平友好合作與圍堵顛覆同時並存，相互作用。忽視或者忘記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和複雜性，往往造成認識的偏差。當中美關係取得重要進展時，叫好聲佔優勢，容易出現盲目樂觀情緒。其實，美國情報部門和軍方一天也沒有放鬆過對華的監視、警戒和圍堵，藏獨、疆獨的分裂活動以及「民運」組織策劃「茉莉花革命」的活動，時刻也沒有停息。一旦，美軍同其盟友靠近中國領海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或者美中兩國在某個方面出現重大摩擦時，驚呼「危險」的聲音高漲起來，又容易出現焦躁、偏激和悲觀情緒。其實美中兩國出現某種重大摩擦，未必動搖全局，也未必只有惡化一種前景。

對中美關係兩面性認識不足，不僅表現為「一種傾向容易掩蓋另一種傾向」，還表現為另一種片面性即「以偏概全」和「見木不見林」。現在中美兩國的交往與合作，遍及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宗教、社會等各個領域、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沿海到內地各個地區。兩國在各領域、各層級、各地區的交流與合作發展不平衡，發生摩擦的機率和激烈程度也不一樣，呈現錯綜複雜、犬牙交錯狀態。某一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某一地方發生重大問題，都不足以代表全局。要對全局作出準確判斷，必須全面考察綜合分析，防止把個別事件或局部問題擴大化。

對中美關係的認識，還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防止表面化。

中美友好合作一面要實事求是看待

對於友好合作的一面，要實事求是看待，「聽其言、觀其行」。美國領導人多次信誓旦旦表示：「不阻遏、圍堵中國」，而美國調整全球戰略部署，重返亞洲，矛頭指向誰，不言自明。又如，中美成為「完全夥伴」之說，在當今的現實條件下，不符合實際，也不可能，因為中美兩國存在兩種制度、道路、模式之爭，雙方綜合實力的消長也難免引起相互戒備與競爭。「G2」（中美共治世界）之說，同樣不可能，因為中美不是盟友關係，兩國的全球戰略目標也不相同，美國要維護美國世界第一和全球霸主的地位，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立和平、平等、民主的多樣化的國際新秩序。

美國對華交往合作，除了真是要與中國友好互助外，還有其他意圖：一、高舉中美友好合作的旗幟，有利於塑造美國愛好和平的形象，順應國際社會期盼中美友好合作的心理；二、掩護美國不停阻遏、圍堵和促使中國「和平演變」的一面；三、利用和平友好的氣氛牽制和延緩中國武力的增長。

美國調整全球戰略部署，除了矛頭指向中國，進行圍堵阻遏，做好戰備外，也有更複雜的謀略：一、運用武力威懾，製造「恐怖平衡」，以降低中美爆發「熱戰」的危險性；二、打著共同應對「中國威脅」的旗號，加固美國與其盟國的軍事同盟，拉攏中間國家向美國靠攏，以擴大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勢力，鞏固美國全球霸主的地位；三、藉幫助盟友和其他國家加強武裝之名，大力推銷美國軍火，以利於美國經濟的復甦。

其次，和而不親，斗而不破。中美關係的「好」與「壞」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也就是「和而不親，斗而不破」。一般說來不會突破限度。

「好」的限度來源於美方。美國的對外政策「敵友」、「親疏」分明，分三條界線：盟國——實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並且與美國結盟的國家；一般友好國家——親美或中立的國家，其中有些實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但是沒有與美國結盟，有些不實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但是與美國友好；與美國對立的國家——美國稱之為「邪惡國家」、「流氓國家」。中俄兩國，在美國看來非常特殊，既要交往合作，又要阻遏圍堵，即是朋友，又是競爭對手和「潛在敵人」。美國對中國的這種定位，由來已久，有時說出來，大多數時間是口頭不說而「心中有數」。也正因此，中美之「和」限於「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處」，不可能「親」如盟友。「中美國（Chimerica）」的說法，只是「忽悠」罷了。

「高度重視」與「親密信任」不是一回事

還需弄清一點：「高度重視」與「親密信任」不是一回事。美國對中國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這是因為中國綜合實力、國際地位、在國際社會中的能量和影響力迅速增長，不等於美國對中國更加信任。美中關係與美英、美日關係相比，就可看出，美國在若干問題上表現為對中國更重視，把中國排在前面，但真正信任和依靠的還是英、日及其他盟國。

「壞」的界限在於美中雙方都能冷靜客觀地評估現實、權衡利害，避免兩國關係破裂、爆發戰爭。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兩次「擦槍」都沒有「走火」就是有力地證明。

1996年3月，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鼓吹台獨的後續活動越演越烈，大陸向台灣試射四枚導彈進行警告，美國出動獨立號和尼米茲號兩個航母戰鬥群，台海大有戰爭即將爆發之勢。當大陸潛艇部隊迅速下海準備迎戰時，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都停止在台灣東面的海域，中美兩國及時進行外交磋商，避免了戰爭。

2001年4月1日，美國一架EP-3型電子偵察機逼近中國進行偵查，撞毀中方進行監視的航空部隊王偉駕駛的殲-811戰鬥機，王偉墜海犧牲，美國偵察機也受傷被迫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中美關係再次高度緊張。雙方通過外交途徑，鬥智鬥勇反覆較量，美方公開發表致歉信，中方逐步釋放美方人員和飛機，直到7月31日事件才基本結束。過程曲折複雜，但是雙方都保持克制，避免動武。

中美默契的底線：「不能破裂，避免戰爭」

「不能破裂，避免戰爭」，已經深入中美兩國領導者和廣大民眾心裡，成了兩國默契的底線。

第三、根基相對穩定，摩擦中發展，波折中前進。中美關係，形象比喻，頗像海洋。洋面變幻莫測，時而微波蕩漾，時而驚濤澎湃；海洋深層則寂靜無聲，洋流持續不斷向前流動。

中美關係，縱觀全局和40多年的歷程，是長期相對穩定，不斷發展的。邦交沒有中斷過，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猛烈碰撞。這是因為前述決定中美關係的九大因素，其作用並非同等份量。最重要的因素是兩個：共同利益，相互制衡。只要中美共同利益不斷發展、擴大，兩國友好合作的根基就不斷加強增厚；只要相互制衡局面不被打破，兩國就會自我約束，避免戰爭。

佔據第二位重要性的因素也是兩個：制度、道路、模式分歧，中美綜合實力的消長。這兩大因素是中美兩國摩擦衝突不斷最深層的根源。

前面還分析了促進中美友好合作的共同挑戰、共同責任，以及引起或助長中美摩擦的實際具體利益糾葛、國內政治鬥爭延伸、國際紛爭的刺激等因素。這五種因素也不可輕視，但重要性不及前四種。

九種因素共同發揮作用，使中美關係始終是「摩擦不斷中發展、起伏波折中前進」。沒有毫無摩擦的時候，也不可能直升飛機式地「好起來」或者落體下墜式地「壞下去」。

三種可能使中美關係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

任何規律都依存於一定的條件。中美必須長期和平友好合作，存在規律性軌跡。但是，這些不是不可變化的。有三種情況可能使中美關係發生根本性變化：

第一種，如果中國發生「和平演變」，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改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國內自由派歡欣鼓舞，廣大勞動人民很有可能奮起抗爭，中國將大動亂、大分裂，國際地位猛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破滅。

中美的制度、道路、模式之爭將消失，但中國「塊頭太大」，又有「歷史心結」，美國對中國戒備防範不可能解除，中美仍不可能成為盟友，兩國關係前景難料。蘇聯瓦解，俄國恢復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美國仍對之阻遏圍堵，絲毫沒有放鬆，就是「前車之鑒」。

如果中國出現「文革復辟」歷史倒退，中美關係也會發生重大變化。但中國人心思安，歷史倒退不符合廣大民眾意願，這種可能的現實性並不大。

第二種，如果中國忘記或者背離毛澤東、鄧小平兩代領導人「永不稱霸」的教導，民粹情緒氾濫，同美國爭霸，兩國的「相互制衡」被打破，爆發戰爭的危險就可能出現。

第三種，如果中國的綜合實力趕上甚至超過美國（當然，即使實現，最快也是三、五十年以後的事情），而美國不能容忍失去「世界領導者」地位和「霸主」特權，不能冷靜務實地面對客觀現實，頭腦發熱，動用武力或武力威脅打壓中國，兩國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也會出現。（2012,6,28）（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