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改變了中國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孔子家語》《三恕第九》） 孔子曰：「吾有所齒，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孔子家語》《三恕第九》）

一、前言：深具啟發的一部經典名著

今年6月初，天下遠見出版公司出版了美國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一本名著《鄧小平改變中國》。筆者花了三個禮拜，陸陸續續把它從頭到尾看完一遍，並在空白處記上心得要點，深感此書確如封面所言：「空前絕後，鄧小平最完整的生涯起伏」。

何以言之為空前絕後呢？因為此書除了運用靜態性資料外，還花了10年時間，多次親身居留中國，走遍世界，親自訪談國內外知名政／學兩方的相關人士，並訪及鄧小平家人與大陸異議人士。傅高義以其中國通的身份，不僅把鄧小平的一生經歷放在中國的角度，來觀察其歷史意義，更放在世界的角度，來衡量中國即將崛起的時代意義，這種動態資料的掌握與意義詮釋的機遇，後世學者恐難再有此一時空條件作此完整的分析，或曰空前絕後，誰曰不宜？

不過，作為一位中國學者，尤其是長期沉浸在中國文化傳統精神教養下成長的筆者，對於外國的中國通，或能欣賞他們研究學問的勤奮與方法論上的精彩，卻能自信他們對中國文化精神意義的深厚理解，尚有不足之處，難以體會其意義的深度和廣度，此即本文一開始引用《孔子家語》的兩段話，作為觀察與理解鄧小平的憂患意識與情理交融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行為，這是傅高義等中國通所難以理解「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的鄧小平，何以有如此傑出表現的政治人物而與西方文化所產出的政治人物有所不同。

二、鄧小平是一位終生的愛國者；民族血淚長留心中，毋忘國恥，振興中華

鄧小平14歲就讀於四川廣安縣中學就走上街頭參加五四運動，與後來不久在重慶抵制日貨的運動，感受到民族主義的情緒，從此奠定了他愛國主義的思想，終身為中華民族的苦難，尋求解放之道，至死不渝，並以「中國人民的兒子」自勵自勉。後來他隨著勤工儉學的機會赴法國留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從此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為振興中華，死而後已。

鄧小平到了晚年，發現他的改革開放政策，受到陳雲、江澤民、李鵬等保守作風的遲疑抵制，心急如焚，但為免造成外人有黨內政治鬥爭的印象，1992年決定「南巡」，他說：「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傅高義，2012：882）他鼓勵幹部進行試驗，敢於冒險，不要怕犯錯誤，有錯改了就好。（傅高義，2012：886）他又說：「中國過去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欺負，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落後就要挨打啊。……我們已經窮了上千年，不能再窮下去了，如果不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還要挨打。」（同上）筆者看了這幾段話深自感動，鄧小平真正是一位終生的愛國者。而他的愛國心萌芽於幼年，看到資本帝國主義的囂張和祖國的落後挨打，自然發出的不忍人之心，要振興中華，毋忘國恥，至死不變。這一雄心壯志，使他能忍受環境的煎熬，在法國勤工儉學，在蘇聯刻苦勵學，1927年返國後又能歷經艱難，從事各種各樣的革命工作，直到新中國成立，三落三起毫無怨言，等待到了1978年成為當家作主的第一把手，不自視為「天子」，也絕不誇大個人的作用，這樣的胸襟若無終生的愛國主義精神貫注其中，是不可能終生一以貫之的。古人有云：「內養足，不怒而威；內養不足，怒而不威」，鄧小平的威，可以看出是來自於內心的內養足，而他以救國的志業為終生奮鬥的目標，早已超越權力的追求，與莊子：「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境界相合，此一境界，當代只有孫中山達此地步，毛與蔣氏二代皆不及之，至於袁世凱及台灣當前諸多政客又當等而下之，乃至於下下之。

三、從摸索中尋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確定為中國政治發展的路線願景100年不變

鄧小平是一位不拘泥意識型態的務實者，意識型態只是他解決問題的工具之一，所謂「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可看出他的靈活手腕。不過，再怎麼靈活也要顧及他的原則性。

鄧小平的一生對資本主義的剝削性有感性上的認識，他與其同輩的革命家為了救國而反對資本主義，並非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有何理論上深刻的理解。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也經歷過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制度，實踐檢驗真理（這是中共的認知，只是部份正確，真理的檢驗除了外部檢驗，偏向實用性外，尚有內部檢驗，偏向邏輯完整性，後當略評之。）終於悟出計畫經濟不適合瞬息多變環境的掌握，因而妨礙效率的運作。

鄧小平終生愛國救國，國家也不能一直搞階級鬥爭，日日鬥鬥到民窮財盡，總要治國建國嘛！宋朝的呂祖謙有言：「觀人之言，當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意義的詮釋當視其言行舉止所在的系絡（context）而定。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在80年代可謂高瞻遠矚，充滿智慧，比那些有博士學位的蛋頭學者還要高明。玆先就中國1979年前後的系絡以言之：

「鄧小平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當時還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這個有著10億人口、處於混亂狀態的國家。」（傅高義，2012：44）

「（在60年代初），當時佔人口總數80%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區區40美元。」（傅高義，2012：42）

鄧小平為了中國的經濟前途，是要放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呢？還是另闢蹊徑，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當時學術界能從理論上解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以美國政治哲學大師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為代表，他說：

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一直謹慎探討市場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是最好的設計，但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只是歷史的偶然，因為至少理論上講，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也能運用此一制度的好處，其好處之一即是效率。（p.271）

鄧小平有豐富的革命經驗與治國經驗，更有滿腔熱血救中國和振興中華的志願，在當代中國，很少人能與他相比。他為了中國何去何從的路線問題，又一次展現他的靈活性，敢於突破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框框，他說：

計畫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也不等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先富起來的地方要多繳稅，用來幫助落後地區。……不能搞「大鍋飯」，這會打擊人們的熱情。（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引自傅高義，2012：885-6）

從集中人力抓緊辦事這方面說，資本主義趕不上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從1984年到1988年取得的進步，1989年到1992年這個艱難時期的事情就不會那麼順利。（傅高義，2012：887-8）

鄧小平從實踐中檢驗真理，John Rawls從理論邏輯中驗證真理，他們二人一在東方，一在西方，竟然創造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令人佩服。不過任何理論政策在實踐中，必須注意國情的特殊性，這又為400年來西方文明價值普遍論的蛋頭學者，醍醐灌頂。鄧小平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信心，他又突破紅色與白色西化派的論點，堅持中國特色的處境，有別於400年來西方文明的價值。他說：

馬克斯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斯主義，沒有搞清楚。……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1989年5月16日與蘇聯戈巴契夫會談）（潘敬國，2010:332）

要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去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978年5月與莫桑比克總統薩莫拉會談）（潘敬國，2010:368）

中國過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錯誤。（筆者註：前面有一句話：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我們特別希望你們注意中國不成功的經驗。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絕不能照搬。（1981年5月會見津巴布偉總理穆加貝）（潘敬國，2010:373）

鄧小平以上的談話，再次證明了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自信心，換言之，中國的未來發展沒有固定的模式，不能照搬美歐的資本主義模式，也不能照搬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早已超越姓資姓社的爭論，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特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淵源中尋找思想靈感，並學習古今中外各國之所長，綜合創造出新時代的政經社會文化制度或生活方式。

美國已故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1996）也說得好：「帝國主義是普世論必然的邏輯結果。」（p.310）又說：「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貴，並非因為它很普及，而是因為它很獨特。因此，西方領袖主要的責任不在試圖依西方的意向重塑其他文明，這已經不是其正在沒落的力量所能為，而在保存、保護和重建西方文明獨樹一格的特性。」（p.311）此又中美雙方學者與政治家歷經世界幾十年的變化而得出來的結論，非那些仍執迷於西方文明價值普遍論的蛋頭學者所能知所能及。筆者慶幸鄧小平歷經千辛萬苦為中華民族的前途發展，終於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雖非絕對真理，確是一條獨立自主可行的中國人道路，不妨試試看，摸著石頭過河，從行動中發現目標（goals are discovered by acting）。

四、掃瞄環境：改革開放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鄧小平外交政策的卓越成就

鄧小平的外交政策不是消極被動地適應全球的環境，而是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具有積極前瞻性和創造性。他在1987年5月對來訪的荷蘭首相呂貝爾斯說：

「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1978年我們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方針，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上的。……我們在制定國內搞建設的同時，調整了對外政策。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有利於和平。我們不打別人的牌。」（潘敬國，2010:409）

回顧新中國建國之初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上。1974年4月鄧小平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提出毛澤東所創發的三個世界理論，並提出處理國際關係的六項主張，成為後來改革開放，創造和平環境的外交政策基礎，玆簡述如下：（潘敬國，2010:42）

1）國家之間政經關係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反對在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

2）發展中國家人民有權自行選擇和決定他們自己的社經制度。支持發展中國家個別地或集體地自力更生發展民族經濟。

3）國家不論大小、貧富一律平等，各國共管國際經濟事務，不應由一兩個超級大國來壟斷。發展中國家享有參與國際貿易、貨幣、航運等一切決定的充分權利。

4）國際貿易平等互利、互通有無。支持發展中國家建立各種原料輸出國組織，進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聯合鬥爭。

5）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援，應尊重受援國的主權，不附帶任何政軍條件，或藉機牟取暴利。反對假借援助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高利盤剝和敲詐勒索。

6）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讓必須實用、有效、廉價、方便，派往受援國的專家和人員有責任向受援國人民認真傳授技術，尊重受援國的法令和民族習慣，不應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進行非法活動。

這六項主張不僅基於新中國建國初期，承受蘇聯技術援助和撤退的痛苦經驗，更積極針對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的剝削和掠奪，來改造國際經濟關係，成為鄧小平1978年正式掌權後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導方針。以下我們從微觀上來觀察鄧小平如何開展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來奠定和平穩定的環境，加速中國的經濟建設與發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