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與「日據」 吳文星、黃秀政能一走了之嗎？

讀謝大寧兄《在中華民國治下不准談中華文化主體？》（《海峽評論》2013-07）一文，實在佩服大寧兄為歷史教科書撥亂反正奮鬥的精神和努力，我們完全支持大寧兄揚棄「皇民史觀」和「一邊一國」的主張。

但大寧兄認為現行的「101課綱」仍然「看到同心圓史觀被完整的保留下來了」。並言：

「要知道同心圓史觀的基本邏輯是甚麼呢﹖它就是個一邊一國的史觀，台灣和中國是沒甚麼關係的，只是因為某些歷史的因素，台灣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這外來政權包括荷蘭、西班牙，也包括鄭成功、清廷、日本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台灣是直到民主化了之後，才脫離了外來政權統治的命運。而在所有的外來政權中，清朝是個不曾積極治理台灣的政權，國民政府則是以白色恐怖對待台灣的政權，日本則是把台灣帶向現代化的政權，而這也就是通過教科書所要傳達給我們下一代的整體圖像。 」

我是「101課綱」修訂小組的委員，不能不把這項誤會說明清楚。

由於國家認同的異化，和分離主義氣焰高漲，1986年，我即夥同尹章義、王永及一些台灣史同好成立了台灣史研究會。

並凜於「滅人之國，先滅其史」的教訓，我們還去函教育部建議在歷史教科書中應增列台灣史的部份，並且建議正在籌建的中正大學歷史系要以台灣史為重心。

1997年，李登輝以「皇民化」竄改台灣史，而有認識台灣國中教科書，學界奮起反抗，雖然我們不能阻止得了教科書的發行，但我們也由王仲孚、王曉波主編了《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文件》，並發行給各國中教師。

陳水扁上台後，進一步要竄改高中歷史教科書，先有課綱，再經「一綱多本」，一方面瓦解原教科書的史觀，一方面走私「皇民化」、「去中國化」，以期達成「一邊一國」的史觀。

記得，那年正在爭議之際，我上TVBS「全民開講」，在電視上向教育部長黃榮村喊話：「竄改歷史教科書，必為歷史罪人。學者要有風骨，鳥官可以不當，風骨不能沒有。」黃榮村念台大和我同屆，他心理系，我哲學系，「普通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課程都是合班上課的。

不意，第二天早上，時任台北市市長馬英九來電話謂，剛才在行政院院會上見到黃榮村，要他帶話給我，「他（黃榮村）不會當歷史罪人」。

我即打電話到教育部給黃榮村，我問他「這樣的歷史課綱要實施的話，你如何能不做歷史罪人？」他則說：「有爭議，我就不實施。」我說：「這樣的課綱，王曉波能不爭議嗎？」由杜正勝幕後主導的這個課綱終於沒有實施，但黃榮村也因此下台。杜正勝則由幕後到幕前，實施「（民國）九五暫綱」，並完成修訂「（民國）九八課綱」，還沒來得及實施，陳水扁就下台了。

政黨輪替，本以為「九八課綱」當胎死腹中，「九五暫綱」也必為新政府的新課綱取代。

有天，王仲孚邀我一起去參加「搶救國文聯盟」的聚會。我才知道，馬政府上台後，第三天鄭瑞城部長即公告將實施扁政府的「九八課綱」，包括國文，也包括歷史，以及其他英、數、理、化等。

我即時建議，將「搶救國文聯盟」改名為「搶救文史聯盟」，王仲孚和我願意加盟，並且立刻寫信給新上任的馬英九總統說：「黃榮村不願做歷史罪人實施的歷史課綱，現在要由馬政府實施，基於民族正氣，我必抗爭到底！」

後來見報，教育部稱，「九八課綱」中的國文、歷史兩科，爭議性太大，將重新檢討，暫停實施。經原課綱委員會檢討，但「自我感覺良好」，只須微調。可是歷史課綱不是微調能解決問題的，必須是「撥亂反正」，「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2009年初，接到教育部中教司電話，要我參加高中歷史課綱修訂小組委員會。張曉風則是國文組的委員，後來國文組有人請辭，還補上了謝大寧兄。

歷史小組的委員大多是李扁以來或與「九八課綱」有關的委員，其中台灣史專長的有召集人吳文星，及黃秀政、周婉窈。

第一次開會，吳文星說，「九八課綱」只須微調。除了符合史實外，我即表明修訂課綱當有二原則：一是中華民國教育部的課綱，須符合中華民國憲法；二是憲法明文「中華民國之主權屬國民全體」，因此要有中華民國國民的主體性，尤其是台灣史必須要有台灣人民的主體性。我並且要求除了文字紀錄之外，還得要有錄音記錄存證。第一次出席會議，我就心裡有數，這是一場硬仗。

吳文星本來要求根據「九八課綱」微調即可，我認為要「撥亂反正」，須新擬課綱草案來作為討論的根據。於是，我與伍少俠、孫若怡一組；廖隆盛一人一組，周婉窈、王文霞、林桂玲、林秀蓉一組，共提甲、乙、丙三案，後廖隆盛撤乙案，而以甲、丙兩案進行討論。

首先，有關時段分配的爭議，甲、丙兩組就不相同。「九八課綱」的內容分為四個部分，依序為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專題。「九八課綱」的分配為1:1:2:2，中國史和台灣史各一學期，中國史的時數顯然不足。所以，甲案改為1:2:2:1，把專題取消一學期加到中國史的部分。丙案則為1:1.5:2.5:1，表決結果，甲案多數通過。

但是，下次開會時，召集人吳文星，居然否認上次表決為有效，而拿出學測中心的調查，多數歷史老師同意丙案。並且，竄改會議紀錄，要求重新表決。從此壁壘分明。除了時段分配外，小組委員主要的爭議大多集中在台灣史。

丙案確實是「九八課綱」的「微調」，且修訂小組，除了我之外，其餘多為李扁時期或與「九八課綱」有關的委員，故支持丙案者在修訂小組中佔絕對多數，我們甲案為了克盡職責，只有在「多數暴力」下寸土必爭。

為了堅持「九八課綱」的殖民史觀，丙案的台灣歷史必須由歐洲人「發現」台灣始，亦即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而反對甲案的「有關台灣史事的紀錄始於三國東吳與隋代，但在有文字紀錄以前，台灣島早已存在，並且已有人群居住。」

中研院院士郭廷以、凌純聲、曹永和及衛惠林、市村瓚次郎、白鳥庫志、和田青均以三國東吳《臨海水土志》之夷州為台灣，尤其是台灣古史專家曹永和說：「夷州為今台灣，殆為定案。」

「九八課綱」卻言「有關台灣史事的明確紀錄始於近四、五百年前，但在有文字紀錄以前，台灣島早已存在，並且有人群居住。」丙案課綱亦言「有關台灣史的明確紀錄始於四百餘年前」，只有「近四、五百年前」和「四百餘年前」的不同。

在吳文星領導的課綱修訂小組中，沒有學術，沒有真理的討論，只有「多數暴力」的霸道，毫無轉圜的餘地。在「多數暴力」下，我要求公開辯論、公開表決，或開放媒體採訪均被拒絕。我為了向人民負責，向歷史負責，我只有要求留下紀錄。

在學術上無法辯論，周婉窈還質疑我的學術專長和資格，我則率先公佈我的學術著作、論文目錄，並要求所有委員一律公佈，亦得不到「多數暴力」的同意。

在「多數暴力」下，不但甲案將成為廢案，並且在不斷表決下所產生的新課綱，也只能是一個新版的「九八課綱」，談何「撥亂反正」，我們只能替新「九八課綱」背書，成為共犯結構。

因此，我們決定採取焦土戰術，抗拒表決，延長辯論，力爭到底。在辯論中，周婉窈還質疑我，「什麼是台灣人民的主體性」，並言「支持日本的台灣人比抗日的更多」。所以，一年下來，課綱小組一事無成。

於是，丙案的周婉窈在《南方電子報》(2010-02-08)發表《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接著《自由時報》頭版頭條，民視、三立電視名嘴，綠色立委質詢，網路展開罵戰，本土社團示威抗議。

各種攻訐排山倒海而來，但不能動搖我們的立場，我們也要讓這些皇民化台獨知道，中國知識分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格。我甚至告訴《自由時報》記者，「頭可斷，血可流，理不可屈」。還有媒體追問我們堅持的原因，我也只回答「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關於周婉窈的指責，我也發表了《有關歷史課綱，我也有話要說》（《海峽評論》2010-04），茲摘錄如次：

「她指責甲案的台灣史是『沒有歷史根據的民族主義論述』。這有二點，(1)驗諸簡大獅、羅福星、林祖密、林獻堂、蔣渭水、廖進平，李友邦，一直到鍾浩東、蕭道應，民族正氣浩然。故1946年，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到陝西謁黃陵還說，台胞50年間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就是『為民族主義也』，她要抹煞台胞反殖民鬥爭的民族主義英勇的歷史，蒙蔽台灣子弟，實不知其居心何在？(2)憲法一五八條明文『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故台灣史中有民族主義論述才是符合憲法原則的。除非修憲，否則政府有遵守憲法之義務。」

「她還指責甲案中國史不提中共大躍進，『不敢論及中共的真面目』，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扭曲。當時的實情是，丙案台灣史的部分到2000年止，而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則只到1989年。所以，我建議應齊一化都到2000年，也讓學生瞭解改革開放後的大陸。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但還好是有會議錄音可以查證的。為什麼她一定不讓台灣學生瞭解，大陸的改革開放呢？這不又是在存心蒙蔽台灣子弟嗎？ 」

「她指責甲案的台灣史『可能成為兩岸關係友好史』，其實友不友好不是甲案原則。甲案的原則是憲法增修條款的『一國兩區』史，和堅持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再說，兩岸不應該『友好』而必須敵對嗎？ 」

「她還指責甲案的台灣史會被『當成中國的地方史』。試問清代所編《台灣府志》是不是中國的地方史呢？日據時期的台灣史確實不是中國的地方史。但是，光復後的《台灣省通志》是不是中國的地方史呢？自稱台灣史專家的周婉窈難道連這個都不知道嗎？ 」

「她還質疑我說的『撥亂反正』和指責我要回到『威權時代』。很簡單，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一國之至正也。所以，符合憲法原則的就是『正』，不符的就是『亂』。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符合人民主體性的就是『正』否則就是不正。試問那一案符合憲法原則，那一案不符合？所以，我主張開辯論會或公聽會，讓一切的謬論公諸大眾，向歷史負責，向人民負責。在台灣，大概沒有多少人比我更反對『威權時代』了，在『威權時代』裡，我一家二代三政治犯。周教授要扣帽子也得看對人罷。 」

《海峽評論》還發表社論《站出來，保衛我們台灣人民的歷史－－駁周婉窈和「98課綱」》。並要求和本土社團公開辯論。

雖然我們也區分了「中國史」和「台灣史」，但「同心圓」信徒的周婉窈卻指責我們甲案是把台灣史「當成中國的地方史」，這是對的，事實上，台灣史也是中國的地方史。中國史學有國史，也有地方志，台灣史當然也是中國史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邊一國」史。

但台灣史有其特殊性，在台灣還未進入中國版圖以前的台灣史，當不是中（本）國史；日據時期的台灣史也不是中（本）國史，但可以是台灣史。

杜正勝以「同心圓」來掩護「一邊一國」史觀，要點在「一邊一國」，而不是「同心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也是「同心圓」嗎？以台灣史為中國的地方史，並非「一邊一國」史觀，是否「同心圓」就無關重要了。

另外，大寧兄還「覺得現行課綱是濫用了原住民的身份，來偷天換日的為他們的（同心圓）史觀背書。按照現行課綱的同心圓史觀，如果放在原住民身上，邏輯是可通的。對原住民而言，所有來到台灣的政權都是外來政權。」

但是台灣史的寫作無不以原住民始，康熙時代出版的《台灣府志》即言：「台灣古荒裔地也。前之廢興因革。莫可考矣。所得故老之傳聞者，近自明始。」（《封域志》）連橫《台灣通史》言：「荒古以來，不通人世，土番魋結，千百成群。裸體束腰，射飛逐走，猶是遊牧之代。以今石器考之，遠在5000年前，高山之番，實為原始，而文獻無征，搢紳之士固難言者。」（《開闢紀》）

近代考古學和人類學出現後，「莫可考」和「文獻無征」的台灣史前期，即成各家台灣史之必述。郭廷以的《台灣史事概說》即以「自遠古至第七世紀」為第一章的第一節。陳碧笙的《台灣地方史》第二章即為「台灣原始社會的物質文化和經濟生活」。陳孔立的《台灣歷史綱要》第一章第二節為「早期住民的社會生活」含「舊石器文化與社會生活」。

就在教育部吳清基部長瞭解了課綱小組一事無成的情況之後，也只能增聘幾位委員而有汪榮祖、陳永發、林滿紅、黃克武等人的參加，吳文星、黃秀政、周婉窈等可能見事不可為而自動辭退。第二年的課綱小組由汪榮祖擔任召集人，才有了討論和妥協的空間，再經過北中南東四場公聽會和課綱審查委員會審查，再一年多才產生「101課綱」。

老實說，這個課綱是妥協的結果，站在個人的立場，雖不滿意但還能接受。

首先，時段的分配，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世界文化史各分配比率為1:1.5:1.5:2，把「九八課綱」的專題拿掉，代以世界文化史，包括以中國文化為主的東亞文化史，再加上1.5學期的中國史，整個中國史內容的時數將有兩學期以上。

課綱單元的「早期台灣」主題為「十六世紀中葉以前的台灣與原住民」，也就是歐洲人東來以前的台灣。重點之一在於「考古發掘與文獻記載」，歐人來台前，當然沒有記載台灣的文獻，而只有中國文獻。有關「文獻記載」的說明為「探討台、澎早期歷史的文獻紀錄」。《臨海水土志》即使還有爭議，但必須「探討」。「台、澎」包括澎湖，宋代即屬泉州，號「平湖」；元置有巡檢司，史實昭然，無可爭議，且均在歐人東來以前。故打破了「台灣四百年史」的殖民史觀。

大寧兄文章中提到最大爭議的「日據」與「日治」的問題，其實根本不是課綱的問題。「101課綱」的單元稱「日本統治時期」；主題稱「殖民統治」，說明中稱「日本殖民統治」。甲案的單元原稱「日本的殖民統治時期」，後有人提出與「清朝統治時期」相對稱，而把「殖民統治」和「日本殖民統治」保留在主題和說明中。

根據「一綱多本」的原則，課綱只負責指出那些必須列入課本的史事，至於如何敘述和評價的課本內容，是課本編者的自由，也是課本審查委員會的責任。所有的課本必須敘述「日本殖民統治」的史事，至於如何用辭稱呼「日本殖民統治」則是「多本」的空間，依理，課本可以簡稱「日治」，也可以稱呼「日據」，甚至「日領」、「日占」……。

大寧兄的「日據」不准通過，這完全是課本審查委員會台獨意識的濫權。只准「日治」，不准「日據」，更是課本審查委員會偏見的不公平。

至於「明鄭」的問題，現行課綱的說明欄明言「鄭氏三代奉明永歷為正朔」，如何不是「明鄭」？何況連原「九八課綱」都稱「明鄭」，而「九八課綱」是這次拒絕「明鄭」的課本審查委員吳文星參予審查制訂定的。國教院楊國揚主任竟言，通過「明鄭」，「明天就會有某家媒體以此來攻擊國教院」。可見課本審查委員會竟是對人不對事，利用公權力傷害人民權益和自由。或國教院只是為「某家媒體」（《自由時報》）服務的。

又，審查委員會說大寧兄的「課本似乎過度強調台灣的中華文化為主體之結構，此一論述具爭議性，請再加以斟酌。」黃秀政還說會「引起族群之間的爭議」，台灣人口至少95%以上都是漢民族，不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是以何文化為主體？美國或西方國家人口也是多元化，難道不是以基督教文化為主體嗎？是哪個族群要來爭議？這連台灣歷史、文化常識都沒有的人來做台灣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審查，簡直是「文革」時期的工農兵進駐各大學專政一般。

此外，大寧兄課本中提到「有許多台灣婦女被逼迫從事慰安婦的工作」，「許多」也要刪除，這根本是為日本洗刷對台「慰安婦」罪行。難道台灣慰安婦不是「許多」被逼迫，而是很少被逼迫嗎？這是日本軍國主義餘孽的歷史教科書罷。

這些問題，都不是課綱的問題，而是課本審查委員的問題。這一次台灣史的課本審查委員有吳文星、黃秀政、詹素娟、李彥龍，委員會召集人黃克武。

吳文星、黃秀政原本是李扁時期執行「去中國化」和「皇民化」的大將，又同任馬政府課綱修訂小組委員，吳還曾任召集人。後來，「微調」「九八課綱」未能得逞而退出課綱修訂小組，現在卻又聘回課本審查委員會。難道全台灣只有這幾個「去中國化」的台灣史學者嗎？這當然是教育部的問題，教育部在李扁20年來，早已綠化，一向甘心屈從於皇民化台獨的「某家媒體」。

大寧兄的教科書與課本審查委員會之爭，最後還是馬英九拍板定案，通過大寧兄教科書的「日據」，並且，明令政府用語一律使用「日據」，以堅持民族大義立場。

吳文星、黃秀政不能得逞於課綱修訂小組委員會，厚顏接受回聘於課本審查委員會，又未能得逞而踢到鐵板，終於不能再厚顏屍位於課本審查委員會，而傳出請辭，但還有聘回吳文星、黃秀政的國教院和楊國揚能不負起行政和政治的責任嗎？吳文星、黃秀政在李扁時代即參與「去中國化」竄改台灣歷史教科書的共犯結構，能不向人民道歉，向歷史認罪，就一走了之嗎？

馬政府不能再鄉愿了，必須處理教育部相關人員，在任內將歷史教科書撥亂反正，否則馬英九能不也是歷史的罪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