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台灣的隔代影響

戚嘉林
(國際關係學博士)


回首台灣的近現代歷史,台灣光復已經68年,亦即日據台灣50年即將是70年前的陳年往事。事隔近70年,台灣社會應有足夠的時間省思那段遭屠殺、歧視與奴役的悲慘歲月,但台灣社會卻出現頌揚肯定日據殖民統治的異常現象。這在全球近現代殖民史上可說是幾乎絕無僅有的異反現象。

繼「六一七」北投公園百年紀念的醜劇之後,今夏「台北市文化局」在中山堂辦了個「抗戰展」,吾友羅秋昭女士參觀完後,認為該展好似「『聖戰總動員-南進基地文宣暨生活特展』,全展主軸是歌贊皇軍進出台灣,中國抗戰只是點綴、陪襯、借殼」、「展覽中都是日本皇軍的軍刀、軍用品、同仁油、家書、福袋、平安符、太陽旗、武運長久、必勝披帶、戰勇壁畫等,唱的是改編成日語的《雨夜花》、《望春風》、《月夜愁》等『時局歌曲』」。誠如羅秋昭所云宛如七七南侵展(見《中國時報》7月7日羅秋昭女士所撰《七七南侵生活時局展》)。所幸台北市政府從善如流而及時改正。

滅人之國、先去其史

在台灣,紀念七七抗戰紀念到如此境地,而且是由台灣首善之區的官方主導,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作為被侵略者被殖民者的主體性何在。龔自珍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但龔自珍所說的是侵略者欲亡被征服者的歷史,但台灣如此的「抗戰展」,卻是和平年代無感於日帝的殖民屠殺壓搾與歧視,自我內化地反向頌揚曾經屠殺壓迫歧視自己祖先的侵略者殖民者,這在人類近代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戰後,由於眾所周知的諸多原因,台獨勢力成形,並與時俱進地建構其台獨史觀,李、扁執政的20年間,台灣當局處心積慮竄改台灣歷史,目的是在意識型態上切斷台灣人民的兩岸歷史連結記憶,斷絕台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斯時,主政者明言﹕「在台灣逐漸形成國家意識,邁向建立新國家的時刻,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史正是形塑這股力量的源頭。檢視這段歷史也正是建立台灣觀點重要的基礎」。故近10、20年來台灣分離主義者經由教育、新聞和行政等全方位推動「親日殖民史觀」,蓄意淡化抹煞台灣先賢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壯麗抗日史實,炮製「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

日本殖民統治之壓迫歧視本質

從微觀的技術層面來說,日本據台正逢人類工業革命後的近代建設時期,故其局部有成,但其本質是殘酷掠奪與壓搾。從宏觀的歷史高度俯視,日據時期日人在台是以近代國家機器,從初期的血腥誅殺,及中後期經由法律、警政、行政、金融、新聞管制與軍憲威懾等公權力,結合引進的巨額資本與先進技術,構成嚴密的殖民地剝削體系,強奪豪取壓搾台灣,為殖民母國日本攫取天大利益。在教育方面,日本人更是在小學、中學、高中與大學各階段,均實行二元化的極端歧視政策。

檢視整個日據時期的日本殖民統治,日本殖民政府與其被統治之台灣人民間的關係,就是屠殺與被屠殺、壓迫與被壓迫、歧視與被歧視的血淚殖民關係。但分離主義者如此美化和宣揚曾殺戮、壓迫、歧視的日本殖民統治,不為曾被殖民遭屠殺、壓迫與歧視的苦難同胞傷痛,蓄意選擇性忘卻廣大先民血淚,反而打著所謂台灣主體意識「認同本土」、「認同台灣」的旗號,誤導民眾,使台灣民眾選擇性的歷史失憶,潛移默化地使台灣民眾不僅不以曾遭殖民統治為恥,反而以曾被殖民統治為榮,其荒謬史觀不但背離台灣主體性的真諦,也違背人類的普世價值,數宗忘典,莫此為甚。

日據台灣50年的「隔代影響」

歷史走過必留痕跡,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留下隱患,即「隔代影響」的親日迷失。

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可說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政府,其末期統治運作更加嚴酷細膩,尤其是以國家機器強勢推動的「皇民化運動」,本質就是一場國族認同的思想改造,結果是形塑了那個時代青少年的共同特殊記憶或歷史印烙。故「皇民化運動」的歷史印烙,就是「皇民化世代」的特殊歷史記憶。「皇民化世代」(約生於1918-1926年間)的特徵,即其青少年成長期是在日據末期最後8年的「皇民化時期」,離日據初期日人血腥屠殺已經事隔25年,離當時最近的霧社事件屠殺也已10年,但在日人現代殖民政府的新聞嚴厲控管下,日本殖民當局隱瞞與曲扭其曾對台灣人民進行腥風血雨的大屠殺。台灣民眾在其所接受歷史資訊完全不對等的情形下,尤其是在最後8年,從學校到社會,在日本人如火如荼地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巨大宣傳教化下,台灣民眾「皇民化世代」的祖父母,雖受日人屠戮與侵凌,但由於資訊不足及日本警察的嚴密監控,可以想像,我們先輩無法向子孫傳承整個台灣人民的苦難;另一方面,當時青少年經由學校、社會受到鋪天蓋地單向的皇民化教育影響,無法瞭解日據歷史的苦難真相,他們所認知的世界,就是日本殖民當局所教導的日本世界。

1949年,國府東遷台灣。斯時,中壯年時的「皇民化世代」歷經1950年代國府白色恐怖時代,他們將其所接受的皇民教育,與那時「日中興衰」的時代連結對比,形成個人局部歷史記憶及其認知,衍生對歷史的多所誤解。這些大正末年出生的「皇民教化世代」,光復時年僅約20歲上下,無力對1950年代台灣政經有所影響,但1980、90年代時不乏事業有成,於政經文教領域發揮絕大影響,如李登輝、許文龍、……等。如前所述,因皇民教育影響,連結個人局部人生經驗,不知不覺認同「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甚至將此內化歷史的認知傳承下一代,從而對台灣社會產生一定影響。

因此,日據台灣50年的「隔代影響」,其本質是一長期「國族認同」的意識型態戰爭,故需要更紮實的深入研究。一般化常識性批判可能有其力道限度,正本清源之道是我們應下功夫深入研究台灣日據時期的歷史,從整個民族的宏觀角度與微觀史實,建構真實客觀的台灣歷史,徹底地完全地使台灣民眾瞭解台灣歷史真相,內化台灣民眾的真實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