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論「劉少康辦公室」的歷史意義

編按：「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後不久，台灣政界王升權傾一時，甚至凌駕於黨中央而傳出有一個「王復國」的單位，後又改名為「劉少康」。這是一個體制外的單位，沒人說得清楚，但咸認是代表王升的權威，且有些媒體開始對王升個人崇拜，而有《將軍令》一文傳為話柄，時適蔣經國身弱多病，於是「接班人」之聲雀起。至1984年，王升外調中南美，「劉少康」亦偃旗息鼓。「劉少康」真相如何遂成為一個歷史之謎。30多年後，當年「劉少康」成員之一的魏萼教授，不忍青史盡成灰，首先揭露了「劉少康」的一角，或許「劉少康」的歷史功過，已到了可以說的時候了。

一、政工人員掌權的時代

國人對於「劉少康辦公室」常存著好奇的看法，認為它具有神秘性；其實它並不怎麼特別；但它是當時台灣面對著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變化後的一個政治反應，尤其是面對中國大陸政策的大改變。這個改變不但影響了台灣國家的前途，也加速了改革與開放後大陸經濟的發展，更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的秩序。

「劉少康辦公室」的實際主持人是當時的國民黨中常委政治強人王升上將。然而王升將軍背後的決策者是當時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家領導人蔣經國總統，他也是當時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劉少康辦公室」正是隸屬於中國國民黨，因此在表面上黨秘書長蔣彥士先生是當時劉少康辦公室的負責人。

王升將軍是蔣經國先生的親信，也是「劉少康辦公室」的主任。王升將軍公忠體國，他是一介書生；他更是能夠明確掌握蔣經國治理國家政策方向的人。王升先生是蔣經國政工體系的接班人；其勢力範圍當然含蓋了所有情治系統。在台灣實施戒嚴時期是以黨領政的，何況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情治系統的發言權經常是一言九鼎的。因此「劉少康辦公室」的時代，正是政工體系的幹部分別深入全國黨政軍各階層、各單位，這當然也介入各行各業的民間私人部門重要的企業。此時此刻政工體系的人員權勢甚大，但基本上他們也能安份在堅守以「國家為己任」的信念上達成了「國家之干城」的歷史任務與使命。

劉少康辦公室是台灣政治歷史上的一個陳跡，也是蔣經國時代的一個奇特現象，此階段性的任務業已完成；展望台灣未來，歷史似難重演。本文的撰述正是要還原「劉少康辦公室」的歷史意義。

二、展開「反中共、不反中國」大戰略

「劉少康辦公室」之所以設立，其主觀因素是：政治強人蔣經國執政戒嚴時期，國民黨專政中政工系統人士心志與智慧的結晶體；然而最重要的是台灣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客觀因素的改變所形成的。

「劉少康辦公室」的設立源自1980年春天啟動的「王復國辦公室」。「王復國辦公室」運作約一年時光，因為政治性權力的顧慮，易名為「劉少康辦公室」。其實「王復國辦公室」成立之前就有了所謂的「固國小組」。「固國小組」是因應日益增強的中共統戰行為而成立的反統戰文宣組織，主要的執行單位是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劉少康辦公室」的命名大意是藉用中國歷史上夏朝少康中興復國以及東漢光武帝劉秀中興漢室的歷史故事而來的。〔注一〕

有關「劉少康辦公室」的成立的時機甚為恰當。主要的是適逢美國於1978年12月16日宣佈與「中共」建交，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統性；可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蔣經國總統已經感覺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正在力圖改變、調整「中共」的本質。另一方面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統治已是30年有成。蔣經國有信心因勢利導促使中共政治經濟發展在方向上回歸中國文化、遠離馬列共產主義的教條；當時提出「奉勸中共放棄共產主義」，並且請求中共「經濟學台灣」、「政治學台北」等的政治號召。主要中共經過30幾年實踐與經驗的結果已經證明馬列共產主義禍了中國。國民黨在蔣經國總統領導下認為反共不是反中國，而是反中共的馬列主義，並強調中共非中國；暗示只要中共回歸中國文化的道路即可接受。明顯的可以看出國民黨的中國大陸政策，已經從過去「反共」轉變為「改共」的新政策，也已從過去「圍堵」中共轉變為「疏導」中共的新政策。這個改變方向是正確的，也就有「王道」的文化傾向，遠離「霸道」的武力作為；如此給人的感覺似有「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和氣度。令人敬佩。有關這個對中共大戰略的調整者，當然是台灣的最高領導人蔣經國先生的睿智，而「劉少康辦公室」正是研究及執行這個國家大方針、大戰略的重要單位。具體的說，國民黨掌握了中國發展的新路向，因應國際動態的新形勢，進而採取新的中國大陸政策。

三、「經濟學台灣、政治學台北」策略

第一、國際新形勢：美國與中共於1978年12月16日的建交，這是一件大事。這一方面美國不得不承認中國（編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同）存在的現實，另一方面則試圖以「和平演變」的方式以改變中共的本質，尤其是教條式的馬列共產主義。時值國際冷戰時期，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鬥爭正熾。當時居資本主義集團龍頭老大的美國也沒有信心會改變這個國際均勢。可是在意圖改變中國的立場上，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這是一條艱辛、漫長而且正確的道路。台灣站在自由、民主世界的陣營，面對中共的壓力甚大，如何在此國際新形勢中因勢利導而自我重新定位，甚為重要。「劉少康辦公室」秉承中國國民黨反台獨、反中共的基本原則與立場，必須隨著國際新形勢而改變在台灣復興基地對中國大陸的政策；那就是「戒嚴令」的鬆動，允許「黨外」人士的組黨，同時考慮開放對中國大陸政策的「三通」。

第二、大陸新變局：經過了30年（1949-1979）的實踐與考驗，已充分證明「中國馬列主義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從中國五千年歷史發展的經驗得知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和穩定性，中共必將步入「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傳統的，教條的共產主義一定要變質。預料將來，中國特色的孔孟大同主義（共產主義）必將取代西方特色的馬列共產主義。中共對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終將從「批林批孔」轉變到「尊儒敬孔」的態度。於是中共資深領導鄧小平適時提出改革與開放的新思維，這可從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三中全會的提案看出中共新時代的開始。

中共的改革與開放邁向市場經濟政策是一條不歸路；這個中國文化的大洪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還有，中共「文化大革命」思想逆流的教訓；其所帶來的災害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尤其是違反人性的統制經濟造成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影響人民的生計甚為巨大。因此民心思變，進而質疑共產主義的可行性。

第三、台灣新經驗：台灣經濟發展（1949-1979）曾被譽為奇跡。其經濟成長快速、物價相對穩定、所得分配均勻等等戰後實施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制度等成功的經驗令世人刮目相看。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地相似，均屬儒家文化經濟圈的特色；為何相同文化的中國大陸、北朝鮮等的經濟相對落後，這很明顯是與共產主義統籌性經濟制度有關。世界其他地區例如東西歐、東西德經濟發展的差距也自然可以得到答案。從主客觀經濟發展的實證經驗可以引申出一個信念即是：中共的馬列主義本質一定會變化，它將會遠離激情、邁向理性。另外，台灣自由經濟發展之後，人們要求民主政治的聲浪自然提升；於是地方自治的品質逐漸與全球經濟已開發國家相接軌。這是台灣邁向現代化經驗的驕傲。於是有了「中國的希望在台灣、中國人的前途在大陸」的信心和「立足台灣、胸懷大陸」的信念，並且有了「經濟學台灣、政治學台北」的政治號召。

四、「改變中共、化解台獨」的作為

「劉少康辦公室」主持人王升將軍是深知蔣經國治國理念的人，也是執行者。他們是中國文化的捍衛者，認為從前中共所奉行馬列共產主義是違背中國文化的傳統，其終將被中國文化唾棄或融化。王升將軍堅信「三民主義」可以統一中國，可以救世界，另外他也反對「台獨」的分裂主義。在台灣戒嚴時期，他一方面「反共」，另一方面「反台獨」；王升將軍的政治主張旗幟鮮明。因此對中共的態度是堅決信守「三不政策」（不談判、不妥協、不接觸）的原則。基於上述國際新形勢，大陸新變局以及台灣新經驗等因素，「劉少康辦公室」對中共的新「反統戰」的戰略則逐漸主張彈性的從「三不」邁向「三要」（要談判、要妥協、要接觸）。在追求以中國文化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的大原則下從「圍堵中共」、「打擊台獨」的舊戰略思維改變為「疏導中共」、「化解台獨」的新作為。

在此形勢下認為台灣海峽兩岸若不交流，則國民黨將民進黨化（當時所謂的「黨外」），兩岸若交流，則共產黨將國民黨化。如此可以導引中國共產黨的「變質」，台灣民進黨的「變形」。這方面蔣經國的中國國民黨是有信心的。於是「劉少康辦公室」遂展開對中國共產黨的新政策。此時中國國民黨所屬文化工作會，海外工作會等均有新的措施。例如在海內外設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等機構與措施；還有當時中共全國人代會副委員長習仲勳（當今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尊翁）曾透過美國企業家來台訪問的機會傳遞信息給他的舊識陳建中先生；陳建中（曾任國民大會憲政委員會副主委）與習仲勳都是陝西省新平縣人，彼此關係密切。筆者為此曾拜訪陳建中先生傳達了習仲勳的意願，但陳建中回絕了習仲勳的訴求。陳建中還說他曾任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會主任（當時為中央二組主任）以及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當時為中央一組主任），1953年曾引導韓戰戰俘成為反共義士，並於1953年1月23日來到台灣，投入反共的行列，這即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來。由此可見陳建中的反共立場，旗幟甚為明顯。筆者親自將陳建中回絕習仲勳訴求的信息報告給「劉少康辦公室」主任王升先生。王升將軍毫無猶豫地回答說：這是一件好事，並且派遣「劉少康辦公室」委員朱文琳少將辦理這個具體的案例。朱文琳少將也是陝西人，他將此事辦理得很圓滿，而且也促成了後來陳建中應習仲勳之邀請訪問北京，也會見了當時國家主席楊尚昆。

還有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璇於1982年6月11日下午三時在三軍官兵俱樂部接見中美大陸研討會外國學者時向施伯樂（R.A. Scalapino）、華克（Richard Walker）、史瓦茲（B. Schwartz）等教授說明只要中共往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等方向邁進，我們可以逐漸與中國大陸進行「三通」等的言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新政策宣示。〔注二〕

另外中共人代會副委員長廖承志於1982年7月24日曾致函蔣經國「共竟祖國統一大業」；蔣經國本擬親自回覆，後來決定由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用公開信的方式回覆了廖承志的函件，此次蔣夫人宋美齡回覆廖承志的公開函也是一項新的政策；在鄧小平執政之前，這個新政策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在這個期間蔣經國也交代中央文化工作會通告：稱呼「中國共產黨」為「中共」，不必說是「共匪」。這是蔣經國對鄧小平的改革與開放政策的期許和肯定。這些都是蔣經國要與中共正式接觸所做的準備。此時另外的一個趨勢是台灣本土的政治力量來勢洶洶；尤其是一些本土化的政治勢力正在形成台灣獨立的新思潮。最具體的例子是當時所謂「黨外」的雜誌聲勢浩大，查不勝查，禁不勝禁。〔注三〕

五、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崛起

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崛起這是一個自然發展的趨勢。溯自1949年國民黨遷台以來，所謂的外省人掌有政治力量，當時的本省人只好全力從事於經濟發展。隨著台灣經濟發展之後，人民追求民主的需求必然增加。更因為外省人經不起歲月的考驗，必然新陳代謝；於民意不斷的擴張，民主政治的時代自然到來。金錢政治與民主政治的結合是對台灣本土化的政治勢力有利的。台灣人當家做主的時代是遲早要來的。當中中國國民黨也需本土化，確實有改變成為「台灣國民黨」的可能。如此將造成台灣內部政治不安以及中共武力犯台的機會。這在治國大方向上是有盲點的。值此歷史轉捩點上正好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共也在力求突破，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在體質上中共不能不改變；恰巧鄧小平的新思維方式也在蔣經國預料中。這是國共關係和平的新契機，這個中國之命運也是歷史發展中的必然。

六、奉勸中共放棄共產主義

「劉少康辦公室」是當時國家政策的建議者和執行者，但它不是政策的決定者；尤其是國家的大戰略，例如上述國民黨的中國大陸政策等。「劉少康辦公室」給外界的感覺是神秘的，其實它並沒有那麼特殊性。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蔣經國先生才是真正的決策者。然而「劉少康辦公室」確實是最能體察國家政策方向的幕僚單位。

「劉少康辦公室」要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所以該辦公室分成三個研究委員會，即基地研究委員會、大陸研究委員會、海外研究委員會等。各委員會的委員由黨政相關單位組成；例如基地的研究委員有王昭明、許新枝、李模、關中、施啟揚、王章清、陸潤康、廖祖述、魏萼等人，由當時國民黨副秘書長吳俊才擔任召集人。大陸研究委員有焦金堂、項迺光、裘孔淵、張鎮邦、姚孟軒、洪幼樵、蕭政之、朱文琳等人，由國民黨副秘書長徐晴嵐擔任召集人。海外研究委員有蕭萬長、章孝嚴、汪奉曾、王紀五、張京育、高銘輝、戴瑞明等人，由外交部政務次長錢復擔任召集人。各研究委員會的名單是任務編組而成的，不僅如此，劉少康辦公室為對台灣內部「解嚴」、實施全面民主奠定和諧團結的社會基礎，在1980年還特別成立了「團結專案」、「團結自強協會」，由國策顧問沈之岳先生負責指導，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陳履安及外交部政務次長錢復任召集人，魏兆歆博士任執行秘書，透過接觸、對話、溝通、邀訪等方式化解海外政治異議人士的歧見，解決了困擾不斷的「黑名單」問題，協助許多海外留學菁英回國服務。隨著黨政相關機構職位變動而變動。例如筆者曾經擔任基地研究委員會的委員，是因為當時擔任經濟部經濟顧問兼顧問辦公室召集人的關係，後來調職至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擔任副主任時就不擔任研究委員。「劉少康辦公室」主任王升是政治強人，得到蔣經國的信任。因為王升主任個人身份的關係，增加了「劉少康辦公室」的神秘性，其實則不然。「劉少康辦公室」設書記一職，處理日常業務，由李廉先生擔任。「劉少康辦公室」只是一個幕僚性的研究機構，但它不是只坐而言的清談或空談的機構，而是透過國民黨執政黨員參與「劉少康辦公室」有關治國方案的制定，並且透過行政部門有效力的付諸執行。因此有關「劉少康辦公室」的研究方案終於形成政策，並且促其實現。主要的政策環繞著對敵反統戰措施方面，具體的說是堅持反共與反台獨的基本立場不變，可是客觀的政治經濟環境已有改變。為了達到既定的政治目標，國民黨的大戰略必然有所改變。那就是「徹底奉勸中共放棄共產主義」，同時也要「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於是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83年4月初旬召開了這個歷史上的新局，為1987年7月15日政府解除戒嚴立下了理論的基礎。〔注四〕

〔注一〕「王復國辦公室」、「劉少康辦公室」等均非正式的組織，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例如聘書僅寫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聘書；內文為茲聘某某同志為本會基地對敵鬥爭研究委員會研究委員等字樣，沒有寫出發聘的單位及負責人。這與一般聘書不同。第一批成員發聘日期為民國69（1980）年5月。

〔注二〕孫運璇先生時任行政院長，他也是少數明確認識蔣經國大陸政策的人；這一方面與王升將軍一樣。

〔注三〕這些都是無法抵擋的台灣本土政治勢力；查禁黨外雜誌絕對不是辦法。

〔注四〕1987年11月2日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的政策。「劉少康辦公室」於1984年3月底結束，此機構前後大約維持了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