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帶給非洲的災難－－蘇丹的分裂與動盪

蘇丹為古代奴比亞（Nubia）文明的發祥地，約在西元前4000年左右就已經發展了初步的畜牧與農業文化。尼羅河發源於蘇丹境內，貫穿整個中部盆地後，由南而北經埃及流入地中海。西元前3200年以降，埃及人與努比亞人間互有征戰與降服；但該地庫施王國（2000-350 BC）的發展不但是北部非洲文化進程上另一個重要的指標，其陶器、雕塑與冶鐵技術，還對東部地中海、西非與中非等地日後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先後於六、七世紀傳入該地區，但隨著阿拉伯穆斯林從埃及和阿拉伯半島等地大規模的移入，伊斯蘭教此後便逐漸在蘇丹佔有了絕對優勢。

1517年，埃及被土耳其人征服，成為奧圖曼帝國的一個行省。1798-1801年間，拿破侖遠征埃及並短暫佔領；之後，在有「現代埃及之父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 Muhammad Ali Pasha, 1769-1849）領導下，驅逐了法國人並脫離了奧圖曼帝國的控制，成為埃及真正的統治者；1821年，埃及人使用先進的歐洲武器再次佔領蘇丹各地。此後，蘇丹的宗教領袖們不斷號召人民進行「聖戰」，以驅逐外國的侵略者。1898年4月，英軍陷喀土穆，重占蘇丹。1899年1月，英國與埃及簽訂《英埃關於共管蘇丹協定》；名義上在埃及任命下，蘇丹總督由英國人擔任。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45年底，蘇丹組織「民族黨」，主張藉由與英國協商的方式尋求獨立。1951年埃及廢除《共管協定》，1953年英、埃達成讓蘇丹自決的協議；1956年1月1日，蘇丹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Sudan），正式宣佈成立。

然而，等待著這個新成立的共和國的卻是南蘇丹的分離運動、達爾富爾（Darfur）地區和獨立後南蘇丹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Sudan）的動盪。

內戰與蘇丹的分裂

1.南蘇丹的分離運動

自1956年蘇丹正式宣告為獨立國家以來，公然決裂且具有全國性的南、北內戰，已先後進行了兩次，最後終於導致南蘇丹的獨立。

一如中東、非洲各地曾受過殖民統治的地區，由於西方國家未尊重蘇丹境內各部落居所的歷史傳統，強力進行人為劃定，造成一個部落被劃歸分屬於不同國家的情況，為獨立後的國家與種族間埋下了衝突的禍因。

含括10個省份在內的蘇丹南部鄰近埃及，原來也是英、埃共管蘇丹的主要部分，19世紀末葉隨著英國人控制力的強化，基督教逐漸生根發展成為當地人的信仰之一。1955年12月，正當蘇丹議會宣佈通過臨時憲法暨獨立決議之際，南、北蘇丹旋即也因宗教信仰與種族等問題，爆發了歷史上的第一次內戰（1955-1972）。不過，當時南蘇丹10省仍屬於新獨立的「蘇丹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第一次內戰一直持續到1972年方告結束。第二次內戰於1983年爆發，直至2005年簽署《全面和平協議》為止。2011年1月，在蘇丹南部舉行的公民投票中，98.83%的選民都贊成南部地區從蘇丹分離。因此，根據內戰雙方達成的《全面和平協議》和這次公投結果，南蘇丹就在2011年7月9日過渡期結束時正式宣佈獨立。

「蘇丹共和國」之名源自於阿拉伯語（Bilad-al-Sudan），意思為「黑（人）的土地」。面積1,886,068平方公里，為非洲面積第三大國，首都喀土穆，人口以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穆斯林為主。「南蘇丹共和國」則屬非洲東部一個內陸國家，居民以信仰泛靈論佔多數的黑人為主，少數信仰基督新教和伊斯蘭教，英語為其官方語言。蘇丹和南蘇丹原本同為一個國家，在經過22年內戰、造成200多萬人無辜喪生後，雙方終於分道揚鑣；因此，「蘇丹共和國」又有「北蘇丹國」或「蘇丹」的簡稱。獨立前的南蘇丹地區是蘇丹的主要石油產地，南方的獨立不但使蘇丹面積縮小了四分之一，經濟也一蹶不振，陷入了財政赤字的窘境。

2.達爾富爾問題

達爾富爾（Darfur）地區位於蘇丹西部，面積50多萬平方公里，約佔全蘇丹總面積的五分之一。達爾富爾地區包括北、西、南達爾富爾三個省，人口600多萬中遍佈了阿拉伯人、富爾人和黑人等80多個部族，其中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則住在南部。

該地區原是一個水草豐美之地，當地居民多從事畜牧業。20世紀70年代，隨著人口膨脹、過度放牧，使這裡的荒漠化現象快速加劇，淪為「蘇丹共和國」境內經濟最落後貧困的地方。慣於逐水草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不斷南遷，並為水草資源的爭奪，而不時與當地黑人部落發生衝突。近年來，由於石油礦產的發現與開發，特別是阿卜耶伊地區所蘊藏的豐富石油，使各部族、反抗勢力與蘇丹政府之間，為爭奪石油利益鬥爭日趨激烈，甚至一些鄰國也以各種形式捲入。

2003年2月，達爾富爾地區的黑人居民相繼組成 「蘇丹解放運動」（又稱「蘇丹解放軍」）和「正義與平等運動」兩支武裝力量，以政府未能保護土著黑人的權益為由，要求實行地區自治，並展開反政府武裝活動，攻城掠地。爾後，隨著反政府組織內部的不斷分化，這一地區形成派別林立、多種反對力量並存的局面；多年來的戰亂至少已造成近30萬人死亡，百餘萬人流離失所。

自2006年到2011年，由於聯合國、非洲團結聯盟組織（African Union）和許多國家的共同努力，經過多次艱困的談判與協商，使達爾富爾地區的和平進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果。

2006年5月5日，「蘇丹解放運動」領導人明尼‧明納韋與蘇丹政府代表馬傑祖卜‧哈利法，在尼日利亞共和國首都簽署了和平協議。 2007年7月31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第1769號決議，決定由聯合國和非洲團結聯盟組織，混合組成約2.6萬人的維和部隊派遣至達爾富爾地區；同時，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權維和部隊在必要時得使用武力，除自衛外並可保護人道救援者與平民的安全。2011年7月14日，蘇丹政府再與反政府武裝「解放與公正運動」在卡達首都多哈簽署了和平協議。

相對於不同種族間政治與經濟上的對抗，達爾富爾還爆發了為爭奪金礦資源，以阿拉伯後裔為主的胡辛子族（BeniḤHassan）和北裡塞加族（Northern Rizeigat）間的武裝衝突。2011年7月南蘇丹獨立後，帶走了四分之三的原油蘊藏，使蘇丹政府耗盡了外匯存底並迅速陷入財政赤字；為此，金礦的開採就成為各方勢力爭奪的目標。僅2012年度蘇丹就出口了50公噸黃金，產值比前年成長67%，市值高達25億美元，也讓蘇丹成為僅次於南非和迦納黃金輸出的第三大國。

南蘇丹的動盪

「南蘇丹共和國」自從獨立後，就面臨了軍隊紀律散漫、派系、族群、利益衝突等難題，加上外國勢力覬覦石油利益而煽風點火，助紂為虐，終致產生衝突。

族群與政治糾葛

丁卡族（Dinkas）和努埃爾族（Nuers）是南蘇丹共和國的兩大族群，其中又以丁卡族的人數較多且握有政治實權。在南、北蘇丹內戰的過程中，由於努埃爾族曾站在蘇丹政府的立場，不支持南蘇丹的獨立運動，故而深深為丁卡族記恨。其次，敵對族群之間除一直處於緊張對峙的狀態外，該國的政治人物也常為了確保權力而煽動對立。2013年7月24日，出身於丁卡族的南蘇丹總統基爾‧馬亞爾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突然解除了屬於努埃爾族的副總統馬查爾（Riek Machar）、執政黨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PLM）現任秘書長艾穆姆（Pagan Amum）以及數位部會正副首長職務，自此兩派就械鬥不斷。12月15日，在首都朱巴（Juba）雙方軍隊相互開戰，隨後於短短一周內，戰火蔓延全國半數以上省份，造成6.2萬人撤離家園，局勢形同內戰爆發。2014年1月中旬，據聯合國維和事務單位估計，這場衝突已導致25萬多人流離失所。

石油利益的誘惑

南蘇丹的礦產與水利資源十分豐富，主要出產石油、鐵、銅、鋅、鉻、鎢、雲母、金、銀等重要礦物；土地肥沃也很適合農林牧業的發展，全國森林覆蓋率達36%以上，西赤道非洲及中赤道非洲是其木材的主要出口區。不過，其中石油的產量具有最重要地位，約占原「蘇丹共和國」時期全部石油產量的四分之三，並占該國總體經濟的95%以上，故成為各派系與政治衝突的直接導火線。據法新社最近報導，南蘇丹政府軍正在集結，準備從叛軍手中奪回石油重鎮班提烏（Bentiu）。

西方國家的介入

蘇丹石油的儲存量90%分佈在國境南部；為了掠獲掌控石油利益，美國即以人權問題質疑並壓迫政策上較採取社會主義路線的蘇丹政府，積極鼓動南蘇丹的獨立運動。因此，說美國是「南蘇丹共和國」成立的推手，一點也不為過。原先相關石油的冶煉、運輸等工作都需經由北蘇丹，如今為了將該地區的石油運送出來，在西方國家的協助下，南蘇丹正積極修建一條經由肯亞出口的油管。

南北蘇丹的對抗

根據海牙國際法院2009年的裁決，位在南蘇丹邊界北側的哈季利季油田屬於蘇丹領土；2012年3月，南蘇丹政府卻逕自宣佈：該油田屬於南蘇丹。之後，蘇丹和南蘇丹軍隊，在哈季利季油田附近持續發生衝突。4月10日，對南蘇丹軍隊當天襲擊哈季利季油田的舉動，蘇丹政府指出：「這是悍然入侵蘇丹領土」的行為。

2014年1月6日，蘇丹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抵達南蘇丹首都朱巴，針對南蘇丹三周以來的動亂，舉行一日會談。蘇丹外交長卡迪（Ali Ahmed Karti）也宣佈，正在南蘇丹訪問的蘇丹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已向南蘇丹政府提出一項建議：「由蘇丹與南蘇丹政府共同組成一支聯合部隊，以確保重要的油田資源」。此一行動，被外界解讀為欲藉機試圖化解彼此紛爭的一著高棋。

問題的關鍵在於是誰把蘇丹搞成這樣？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非洲獨立的新興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是，軍事政變、內戰、種族相殘、宗教衝突及政權更迭，也由北而南、自西而東此起彼落，非洲的整體局勢給人一種時刻處於混亂不安的感覺，蘇丹問題所呈現的正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非洲動盪的縮影。學者嚴震生對這個狀態以「『打地鼠』（whack a mole）遊戲」形容之；他指出：「聯合國、非洲聯盟等國際組織與西方國家，有如玩遊戲者，手上拿著一個大錘，對著不定時冒出的玩偶頭敲下，但剛敲完一個，又有另一個冒出來，這就是非洲過去20多年的寫照。」

西方國家總是高高舉著自由、民主、人權的大旗，動輒即以獨裁、專制為口實，支持不同的族群互相對抗或推翻當權者，直接間接衍生出許多更為棘手的問題。自由民主制度誠然可貴，但若僅以西方議會政治或全民普選為準繩，則又失之狹隘。畢竟西方這種以選舉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政治運作，脫胎於對歐洲中古時期封建制度的崩毀與轉型，具有成長發展的特定歷史條件。就以英國為例，自1215年大憲章公佈之日開始，到1688年「光榮革命」成功，荷蘭澳倫佐治親王威廉入主英國並開啟君主立憲制政體時止，整整歷經四個半世紀以上時間的轉化蛻變，才使英國式的民主政治得以雛型確立。若再談到男女平權、信仰自由與工人投票權的開放，那可還要等到20世紀上半葉方逐漸普及。

在當今多元文化並舉的世界裡，對民主意義的認識與詮釋，尤其不應狹義的只局限於特種形式的制度；政治績效的良窳，如分別以政策執行力、資源分配力、居民創造力、社會和諧度及國家防衛力等五項為評比指標，又哪裡只是所謂民主國家才能辦到的？中東與非洲都是具有長遠文化的地區，該地區的國家內也都存有少則數十個、多則數百個大大小小的不同部落，這些部落各有不同習俗、認知與勢力；因此，一位成功的政治領袖除了個人魅力外，尤其在具有絕對武力優勢下，需要懂得巧妙運用妥協的藝術。其所形成的政體無論名之為專制或獨裁，之所以能存在，不但暗合著自身特有的土壤，也往往都歷經了長時間的考驗。就以利比亞為例，格達費被西方世界視之為獨裁者，必去之而後快；但如今的利比亞則因各部落間的征戰，已使得市面一片蕭條，民不聊生，遑論創造潛力的開發與社會和諧。

蘇丹與利比亞的案例，帶給人類最大的啟示就是學習互相尊重。否則就會像美國國務院主管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葛林斐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向國會議員所說：「這個全球最年輕的國家（意指蘇丹），無疑是最脆弱之一的民主政體，可能走向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