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能不如煙？

魏萼教授的《析論「劉少康辦公室」的歷史意義》（刊於《海峽評論》2014年元月號，以下簡稱「魏文」），回顧當年「劉少康辦公室」的所見所聞，從學術的角度加以剖析，解開不少謎團，使這個30年前神秘而權傾一時的組織單位還原其歷史面貌，有助於瞭解蔣經國時代的決策過程，特別是晚年因應大陸政策的諸多措施，得以大白於天下，誠然是難得一見的宏文大作，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

魏文提到「劉少康辦公室」當時面對的一個趨勢是台灣本土政治力量來勢洶洶，「最具體的例子是當時所謂『黨外』的雜誌聲勢浩大，查不勝查，禁不勝禁」，勾起筆者不少回憶，畢竟我是當年黨外雜誌的活躍份子，見證不少政治事件與政治人物的興衰起伏，王升就是其中一位。

台灣內外交迫的年代

70年代末期與80年代初期確是台灣內外交迫的年代。台美於78年底斷交，台灣暫停選舉，人心惶惶，葉劍英於79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對台強力統戰，不久爆發「美麗島事件」，多位反對派領袖被捕入獄，緊接著進行軍法大審，全島沉浸在一片肅殺氣氛中，而蔣經國已步入晚年，體力日衰，接班問題浮上檯面，海內外關注。「劉少康辦公室」恰於這段時期成立，應該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主要是做為蔣經國決策的智囊團，甚至實際去執行，也就突顯這個臨時任務編組機構的不同凡響，但表面又看不出它的存在，以致充滿神秘性，外界謠傳紛紛。

筆者原先也不知有「劉少康辦公室」。爰於82年7月我所撰《誰是蔣經國接班人？》一文，轟傳海內外，各國駐台機構、情治單位都急於瞭解真相。美國在台協會（AIT）當時一位政治組組長即約我吃飯聊天，性質就像後來暴發的維基解密，類如楊蘇隸與朱立倫談話風波，主要是對台情搜和交流，當時他問我知不知道蔣經國身邊有一個「special」（特殊的）、「unofficial」（非官方的）的組織？我答以並不清楚，但同時明確告知對方，我撰此文目的在喚醒國人正視接班問題的嚴重性，盼能早日樹立民主制度，以維持台灣政局的穩定，背景很單純，決不受任何政客所影響和左右。當時這位組長半信半疑，但確信他一定把我的談話內容，如實匯報給國務院知悉。這是我第一次藉由AIT人士之口才知有這個神秘組織。

以後在與某些黨政要人直接的接觸或間接得來的訊息，讓我進一步瞭解這個單位的確不單純。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曾私下抱怨他這個秘書長是幹假的，許多議案或討論主題都是「劉少康辦公室」事先擬訂或交辦的，中常會只是過個場而已。政壇也有人傳言，行政院長孫運璇已被架空，因為還有一位「太上行政院長」，暗指就是王升。外交部長錢復也曾回憶，最早我駐外官員遵循「三不」政策，與中共駐外人員不談判、不妥協、不接觸，後來在一次國民黨中常會中做成決議，改變「三不」為「三要」，放寬駐外官員與中共官員的來往，等於是由被動變為主動，此為外交政策的極大轉變，相信亦是出自「劉少康辦公室」的建議。

蔣經國流放王升到巴拉圭

政工系統出身的李明（與政大知名教授李明，同名不同人），在回憶他的老長官王升時提及，由於受到接班傳聞的打擊，蔣經國乃下重手將王升流放到巴拉圭，遠離權力核心，王升一走，「劉少康辦公室」也形同瓦解，印證王升確實是實際負責人。

魏文說政工體系人員雖權勢甚大，「但基本上他們也很安分在堅守以『國家為己任』的信念上達成了『國家之干城』的歷史任務與使命」。可在外人眼中，則視「劉少康辦公室」為政工系統擴權的象徵，亦是軍人干政的具體事例，此有違軍人不涉政治的本分，在追求民主化過程的台灣社會，給人印象並非正面，即使同為蔣經國左右手的李煥也很不以為然。猶記在一次與他談到王升時，我說將王升列為第三順位接班人，主要考慮是以他為「軍人的代表」而做的分析，李煥聞言立刻反問：「他算是軍人嗎？」，我一時為之啞然良久。

王升的權勢在當時確實如日中天。除了有知名作家朱西寧以「將軍令」為名撰文，歌頌王升「越看越像老元首」的吹捧文章外，社會各界也甚為敬畏王升與政工的權勢，包括媒體在內。已故《獨家報導》創辦人沈野曾向筆者透露，他曾領過《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的津貼，每月兩萬元，主要是由於他主持的《疾風》雜誌一度撰文痛批余紀忠，而《疾風》被視為政工系統的外圍雜誌。82年底，美洲中時在美國創刊，由於言論較為開放，引發國內右派勢力一片撻伐，余紀忠招架不住，一度避居美國不敢回台，後來王升訪美時，親自登門拜訪余，向他保證不會有事，余才消除心中疑慮，返國繼續辦報。

魏文肯定王升「公忠體國」、「一介書生」、「明確掌握蔣經國治理國家政策方向的人」，卻不知蔣經國也最忌諱屬下搞小圈圈，發展個人勢力，形成無法控制的局面。不少政工系統人員說王升下台，主要是我故意陷害他，將他列為接班人所致。實則這是天大冤枉，我只有一隻禿筆，何德何能拉下王升？應該說是王升及其幕僚左右忘了自己身份，不知節制所造成的。除了前述黨政高層的抱怨，蔣經國應該也有所耳聞之外，王升個人把自己界定為什麼角色，也是值得探討的。

造訪CIA總部惹風波

據筆者事後查證權威人士說法，當年王升下台的導火線，主要是王在1983年初曾應邀赴美訪問，當時美方並不把他當一般軍人接待，而視他為「後蔣經國時代」的重要權臣，可能影響台灣的權力結構，甚至上台掌權，類如南韓的全斗煥一般，而王可能也一時沖昏了頭，竟按美方安排行程去造訪CIA總部，此事若照實反映，當不致有何後遺症，無如王升不知是心虛還是大意，返台後在向蔣經國報告訪美經過時，竟略而不提，而當時駐美代表錢復在隨後的報告中，卻明確提到王曾走訪CIA總部之事，為此蔣經國大怒，兩個月後便將他調為聯訓部主任，不到半年，又將他外放為駐巴拉圭大使，權傾一時的軍頭，就此結束其政治生涯。

原先當時政工體系人員對待島內異議人士，不是指為台獨，就是扣上匪諜、中共同路人的大帽子，後來印證有些人是說對了，有些人則是含冤莫白。80年代末期兩岸開放探親，形勢丕變，退休的王升立刻與志同道合人士成立「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基金會」，與海協會等大陸相關單位熱絡交流，跑得比當年被扣親共大帽子的人士還勤。果然愛國不分先後，王升們誠然是識時務的俊傑！

往事本已如煙，只因魏文才讓我又想起30年前的點點滴滴，如今事過境遷，頗有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的味道。筆者相信當年「劉少康辦公室」的諸君子都是愛國的民族主義分子，也確為國家做了不少事，特別是在因應兩岸變局時，能提出開放而前瞻的策略方案，令人欽仰。「政治學台北」、「經濟學台灣」，如今看來並不怎麼顯眼、甚至有些反諷的口號，在當年可是相當具有號召力與反統戰作用的宣傳話語，撫今追昔，能不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