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主義的經典人物陳芳明

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陳芳明，2011年11月2日在台北舉行他的新書《台灣新文學史》上下卷（聯經出版公司）發佈會，引來一片掌聲和罵聲。陳芳明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學者？

吃國民黨「文藝營養品」長大

陳芳明（1947-），台灣高雄市人，於1969年獲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學位，後在輔仁大學及東吳大學任教一年。1974年赴美，入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繼續攻讀史學，為該大學博士候選人，並任《台灣文化》總編輯。1992年8月至1995年6月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後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和講座教授，現已退休。著有詩集《含憂草》（1973年2月大江出版社），論文集《鏡子和影子》（1974年3月志文出版社）、《詩和現實》（1977年洪範書店） 、《典範的追求》（1994年聯合文學出版社） 、《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1998年10月版麥田出版社）等。另出版《放膽文章拚命酒》（1988年版林白出版社）、《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1988年8月版敦理出版社）、《鞭島之傷》（1989年7月版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受傷的蘆葦》（1988年版林白出版社） 、《謝雪紅評傳》（1991年7月版前衛出版社），還有政論著作《在時代分合的路口——統獨論爭與海峽關係》（1989年7月版前衛出版社）、《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反對運動與民主台灣》（1989年7月版前衛出版社） ，並出版有九卷本《陳芳明文集》（1994-2009年聯合文學出版社），另編有《台灣意識論戰選集》（1988年9月版前衛出版社）、《楊逵的文學生涯——先驅先覺的台灣良心》（1988年9月版前衛出版社）、《「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1988年9月版前衛出版社）等等。

陳芳明在大學讀書時，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所舉辦的「戰鬥文藝營」的風頭人物。他的老師啞弦在事後回憶時，含蓄地指出陳芳明是吃過國民黨「文藝營養品」成長起來的文藝青年。〔注1〕正因為如此，他年輕時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心儀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學，最瞧不起的是所謂台灣文學，認為吳濁流主辦的《台灣文藝》是如此「瘦脊」和粗糙，遠遠比不上中國30年代文藝〔注2〕。基於對「台灣無文」的偏見，他對充滿中國意識的餘光中詩作高度迷戀，以至成了餘光中的「護院武師」〔注3〕和頭號餘光中研究專家。

1974年9月，陳芳明到美國華盛頓大學求學時，給自己定位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大中國沙文主義者」。而且「是台灣教育體制下製成的最好標本。乾淨、純潔，不帶任何一隻左派的細菌，那就是30歲以前的我。」〔注4〕這可從他1971年參加《龍族》詩社及由他起草的《新的一代新的精神》可看出，陳芳明所崇尚的是地道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在《飛入今天的現實——〈詩和現實〉代序》中，陳芳明如此宣告自己既「乾淨」又「純潔」的文學觀：「歷來的文學家相信，文學和社會是互為表裡的；文學是社會的枝葉，社會是文學的根土，因為依賴了枝葉，社會才能吸收陽光，也因為有了根土，文學才得以成長，這就是活的文學，人的文學。」〔注5〕

高戰鬥性高焦慮性的台灣意識論者

正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批評的解剖刀「特別銳利而且偏鋒」〔注6〕的詩評家，自從在美國讀了外國人柯喬志宣揚台獨的書《被出賣的台灣》，和通過秘密通道結識了海外台獨精神領袖彭明敏， 並於1980年8月至1984年春以「放棄學位，放棄友誼，放棄國家」〔注7〕的代價加入許信良在美國辦的台獨雜誌《美麗島週報》陣營後，便迎來了生命中一場淒厲粗暴的大雪，由此告別長江黃河，改弦易轍從「文學評論」、「歷史重建」、「時事月旦」、「詩文創作」四路夾攻，以論戰的方式，並以從事歷史研究為名和超過百萬字的政論宣揚台獨的理論主張，大肆鼓吹台灣文學的獨立性，還由此剔除「餘光中情結」，並寄了一封「絕交書」給余氏，以至成了「高戰鬥性、高焦慮性的台灣意識論者」〔注8〕，也就是魯迅當年所說的「翻觔斗」的評論家。

在80年代，陳芳明曾分身為「政論家施敏輝（此筆名中的「敏」，即彭明敏）」、「文學評論家宋冬陽」、「詩文創作者陳嘉農」。《放膽文章拚命酒》便是陳芳明以「宋冬陽」筆名出版的宣告結束美麗島事件以來的自囚生活的一本論文集，也是標誌他文學評論道路發生重大轉折：大寫鼓吹台灣文學不屬中國文學的「放膽文章」，大喝「拚命酒」——不怕別人攻訐「查禁封鎖」冒險文學生涯的開始。

眾所周知，台灣文學一直受到當局的禁錮和貶損。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這種禁錮和貶損，越來越遭到作家的反抗。正因為有反抗，有鬥爭，本土作家才顯示了自己的力量，才迫使當局不敢小視他們的存在。在「宋冬陽」看來，40年代某些作家落水參加「大東亞共榮圈」，這是文學的恥辱。50年代，有許多作家與官方合作大寫反共文學，這是文學的墮落。60年代，有一批作家忘卻自己的草根性而全盤西化，這是文學的迷失。到了70年代，少數作家對文學發展失去自信心，而宣稱台灣文學是「邊疆文學」，〔注9〕這是對台灣文學史的歪曲。為了不使台灣文學再受「外來勢力」的傷害，「宋冬陽」下決心舉起有特殊含義的「台灣文學」大旗，去和對岸的「中國文學」對抗。

「宋冬陽」的對抗，是在許多人均認為台灣文學的地位未得到確認的情況下進行的。喋喋不休的種種爭論，按「宋冬陽」的說法，不外乎是圍繞著「島嶼的作家，究竟是代表台灣，還是代表中國？」而進行。對此，「宋冬陽」持前種看法。他認為：「戰後40年來的台灣，其實並沒有產生過『中國文學』。」其理由是，1957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反右鬥爭、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台灣作家能寫出這些浩劫之一二嗎？「寫不出中國人的一絲心情，如何可以稱為中國文學？」這一邏輯非常奇怪。即使在中國大陸，也有許多作家沒有能力反映出「文革」這場浩劫，那他們也不算中國作家了？同樣在台灣，也有不少作家無法反映出美麗島事件的真相，那他們也不能算台灣作家？

在「宋冬陽」80年代所寫的有關台灣文學論文中，影響最大者當推1984年元月在《台灣文藝》發表的《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由於此文所論述的是「台灣結」與「中國結」和本土化這類敏感問題，這便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辯。最具代表性的是1984年3月出版的《夏潮論壇》，推出了一個題為「台灣結的大解剖」專輯，發表了杜繼平的《走出「台灣意識」的陰影——宋冬陽台灣意識文學論底批判》等三篇文章，從正、反、側三面批評「宋冬陽」。

一個公認的獨派

陳芳明經歷自我放逐、短期回台灣、黑名單除名、回台定居、出任反對黨職務，還有與台北市文化局長職務擦邊而過、回歸大學教書等遭遇後，他於1997年出席由王拓舉辦的「鄉土文學20週年回顧研討會」時，曾感慨地自我定位云：「長桌的右端，是被定位為統派的呂正惠教授；桌子左邊的另一端，則是被認為代表國民黨路線的李瑞騰教授。我無須表白，就已是一個公認的獨派。」〔注10〕這有文字為證，如他在《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重建海洋文化的信心》中稱：「大陸人，對台灣人來說，自然是異國之人，猶如台灣與中國之間，是國際關係一般」〔注11〕，這和陳芳明過去把《清明上河圖》看作少壯歲月的心靈寄托，以及寫的懷念中國故土之情躍然紙上的《掌中圖》判若兩人。他的文史論述無論是採用後殖民立場，還是有關女性書寫、原住民書寫的論述，都有「文化台獨」 的投影。總之，他從言必稱中國到游離「中華民族主義」，以至把「在台灣的中國人」這種身份看作是虛構的「麻疹」，均說明陳芳明在台獨道路上愈走愈遠，他是不折不扣的「分離主義理論家」。

《台灣文學史》的編寫不僅是學術問題，對獨派作家來說屬於凝聚台灣意識、打造國族形象的重要工程。十分關心台灣文學史的撰寫的陳芳明，自然懂得文學史的撰寫「最能顯示出一個地區文學的具體成就」的道理，並出於政治上的敏感，他十分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寫的台灣文學史體現的「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分支」的觀點會定於一尊。正是基於台灣文學的詮釋權不能拱手讓給大陸學者的心理即抗拒「中國霸權」的論述，他在1988年春季號的《文學界》上呼籲：「是撰寫台灣文學史的時候了。」後來他身體力行，下決心自己寫一本以「台灣意識」重新建構的「雄性」台灣新文學史，從1998年開始在《聯合文學》上發表了不少章節。在開宗明義的第一章《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注12〕中，陳芳明亮出「後殖民史觀」。這種史觀，明顯是把視國民政府為殖民政權的台獨教條與為趕時髦而硬搬來的後殖民理論拼湊在一起的產物，是李登輝講的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文學版。陳芳明把中國與日本侵略者同等對待，離開文學大講「復權」、「復國」，因而受到曾任中國統一聯盟創會主席陳映真為代表的統派作家的反擊。台灣文壇將這場論爭稱為「『雙陳』大戰」（楊宗翰語），是因為這兩位是台灣知名度極高的作家、評論家，且他們均有不同的黨派背景。即一個是獨派「理論家」，一位是統派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們的文章均長達萬言以上，其中陳映真的兩次反駁文章為三萬四千字和二萬八千字。他們兩人的論爭發表在台灣最大型的文學刊物上，還具有短兵相接的特點。這是進入新千年後最具規模、影響極為深遠的文壇上的統、獨兩派之爭。

和70年代後期發生的鄉土文學大論戰一樣，這是一場以文學為名的意識型態前哨戰。「雙陳」爭論的主要不是台灣文學史應如何編寫、如何分期這一類的純學術問題，而是爭論台灣到底屬何種社會性質、台灣應朝統一方向還是走台獨路線這類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

「雙陳」大戰過後，陳映真用「許南村」的筆名編了《反對言偽而辯——陳芳明台灣文學論、後現代論、後殖民論的批判》〔注13〕一書，陳芳明也把他回應陳映真的三篇文章，收在新著《後殖民台灣》〔注14〕中。不管論爭勝負如何，「『雙陳』大戰」極大地擴張了陳芳明的評論影響力，並成了「見解最深入、視野最廣闊、震憾力最大」〔注15〕的台灣意識論者，由此再次掀起一股島人寫本島文學史的熱潮。有人曾斷言陳芳明最有價值的著作是《謝雪紅評傳》，現在看來應該是他繼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注16〕後所撰寫的《台灣新文學史》及其《昨夜深雪幾許》的美文。不過，《台灣新文學史》儘管框架全新，比起葉石濤過於簡陋寒傖還不是正式的文學史《台灣文學史綱》來多寫20年，且不局限於「本土」即島內單一族群的狹窄立場，視野顯得相對寬闊，但陳芳明進入學術界時要完全脫胎換骨——由政治色彩鮮明的「戰士」蛻化為無顏色的「院士」，談何容易！書中將中國與日本並稱為「殖民者」和多次出現抗拒「中國霸權」論述的段落，明眼人一看就知在替「綠營」發聲。在第九章中還對光復後擔任《台灣新生報‧文藝》週刊主編何欣所主張的「我們斷定台灣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嶄新的文化活動，那就是清掃日本思想遺毒，吸收祖國的新文化」持嘲笑和抨擊的態度，這也是在替民進黨說話，是陳芳明獨派胎記未褪盡即並沒有完全轉化為「自由派」的典型表現。和這一點相聯繫，陳芳明把陳映真的小說稱做「流亡文學」，也主要不是文學評價而是一種意識型態判斷。這本書號稱「歷時12載，終告成書」，其實中間作者寫了許多文章和書。它並不是「十年磨一劍」的產物，而是匆忙的產物。書的封底上還有什麼「最好的漢語文學，產生在台灣」，這純粹是商業廣告用語，在書中根本未進行論證。作為一本嚴肅的且具有相當水準的文學史著作，完全用不著借世俗的方法去推銷。許多章節尤其是最後寫到新世紀台灣新文學只有「文學盛世」的空洞讚美而無實質性內容。像這種倉促成書的做法，就難免帶來許多史料差錯，如306頁云：王藍擔任過中國筆會副會長。其實，「中國筆會」是中共領導下設在北京的文藝團體，王藍任職的是由國民黨主控設在台北的「中華民國筆會」。 283頁云：「以洛夫、啞弦、張默為中心的《創世紀詩刊》，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都在1956年次第浮現」。這將《創世紀》詩刊的創刊時間推後了兩年。266頁說孫陵寫歌曲《保衛大台灣》時任《民族晚報》主編，這裡有四個錯誤：不是歌曲而是歌詞；不是任職於《民族晚報》，而是供職於《民族報》；不是任《民族晚報》主編，而是任《民族報》副刊主編；不是任副刊主編時寫的歌詞，而是在這之前。

被自己的台獨戰友譏之為變色龍

當年「龍族」詩社本是龍兄龍弟們「志同」結社，但很快發現彼此立場有分歧，發展到後來就有統派、獨派和不統不獨的中間派，其中「創社九龍」之一的陳芳明被自己的台獨戰友譏之為「變色龍」。〔注17〕本質上是獨派的陳芳明，由於在各個階段的「介入時間」、「發言位置」、「書寫策略」不同而變來變去，故有此惡名。這個被海內外公認為「台灣意識第一健筆」〔注18〕的理論家，在國族認同問題上是如此伴隨著一陣陣美麗的痛楚：如他曾擔任原民進黨第五屆主席許信良競選總部的發言人，有濃得化不開的「許信良情結」，為許信良的《許信良的政治世界》作《古典的戰士》序文，此書再版時這篇序突然不見。當許信良落魄時，陳芳明反戈一擊，重拳出擊這位昔日的「永恆的戰友」。陳芳明原先認為要「推翻國民黨政權」、「推翻中華民國」，到1995年卻承認「中華民國」或接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實體」。2000年上半年「水蓮之爭」剛興起時，陳芳明很快表態投「水（扁）」棄「（秀）蓮」，後來紅衫軍掀起倒扁運動，他又與時俱進加入倒扁行列。再看他對台灣文學前後理解如何逸出學術的正常軌跡：他最早是用鄙夷的眼光看新生的《台灣文藝》，認為台灣文學是一個「奇怪且駭異的名詞」，到後來承認台灣文學，並強調台灣文學的主體性，講台灣文學必強調台灣人的身份和台灣題材尤其是作品中體現的台灣意識，可在1999年召開的「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上」，他不僅把以「香港文學」名義進入《亞洲週刊》舉辦的「20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的施叔青《香港三部曲》收編為台灣文學，而且將地道的上海作家張愛玲寫的《半生緣》以「加法說」、「影響說」、「出版說」〔注19〕判為台灣文學。這裡講的「加法」，陳芳明的原話為：「台灣有一個特殊的移民歷史，因此在選擇台灣文學經典上，要用加法，千萬不可以用減法」。〔注20〕這種將地道的大陸作家改造為台灣作家的做法，其設計之巧妙，手法之嫻熟，不亞於李登輝將「中國國民黨」變身為「台灣國民黨」。但陳芳明無法捨割「外來」作家張愛玲從而與中國文化匯流的行為，畢竟背叛本土立場，尤其是他的未完稿 「把現代主義當作靈丹吞服，落得最後我們就只能在其新著《台灣新文學史》裡，看到『現代主義聖明，鄉土論戰該死』的『雄辯』論調」，〔注21〕這使「台獨教父」 葉石濤「氣得暴跳如雷」。彭瑞金轉述道：葉老「不能容忍的是，有人踩著台灣文學的背脊爬上『高幹』，卻回過頭來在台灣文學頭上拉屎拉尿」，葉老「對於自己曾經出過力氣拉拔過的後輩，如此小小的背叛，如果不傷心，未免矯情。」〔注22〕這裡說的「後輩」，雖然沒有直接挑明是陳芳明，但也不遠矣吧。〔注23〕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蔣為文也曾質疑陳芳明是「政治變色龍」，是「雙面人」。爾雅出版社社長隱地說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日據部分所載的是「綠色」眼鏡，寫光復以後的文學史卻換了「藍色」眼鏡。

綠營作家東方白曾說過：「如果把台灣文壇比做一個交響樂團，那我認為陳芳明是這個樂團的第一小提琴手，舉凡詩、散文、傳記、文學評論、歷史評論、政治評論……（除了小說）幾乎無一不寫，而且無一不精。在所有文學形式中，我覺得他的散文最迷人，可說是台灣文學的一絕。」〔注24〕這種評價置陳芳明的「老師」即詩文雙絕者餘光中不顧，欠妥。須知，陳芳明的散文有鮮明的詩化傾向，其源出自餘光中。陳芳明早期的作品唯美浪漫，還讓人想到時為葉珊的楊牧。後來，陳芳明參加反對黨運動在散文中加入了少許的陽剛之音。他那「自剖式」文體，多敘述自己思想文化轉型的心路歷程，像他的「生命四書」《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紀錄了他如何由「一個耽溺文學的歷史學徒，一度縱身躍入政治深谷」的心路歷程，不僅對研究陳芳明而且對研究陳氏一類的知識份子，均有一定的認識價值。

一種弔詭現象

陳芳明先從文學走向政治——在陳水扁1996年當台北市長期間，還差點成為台北市預定新成立的台北市文化局首任局長，到了1998年 ，「身心俱疲」的陳芳明由政治回歸學術，回歸歷史：在世紀末出版了兩部歷史論述，其中《左翼台灣》，記載了殖民時期文學運動史；《殖民地台灣》，則整理完成了日據時期的左翼系譜。自政治回歸學術回歸創作時，陳芳明也無法完全擺脫政治的陰影。不但在國族認同問題上再建構再轉折而時藍時綠，而且在論文學問題時奢談「文學的問題，只能以文學的方式來解決」，可一進入文學正題卻大談什麼「身體政治」、「性別政治」。在發表媒體上，他也不斷洗滌刮除原先的「刺青」，對任「顧問群」或「編輯委員」的本土刊物《笠》、《台灣文藝》、《文學台灣》、《台灣新文學》、《台灣文藝》雁行折翼式漸行漸遠，後來的文章則多發表在藍營媒體《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非本土刊物《遠見》和《聯合文學》，出書的「婆家」也有很大的逆轉：由早期的獨派出版社「前衛」轉向藍營的聯合文學出版社。這種令人難於捉摸有如萬花筒式的變幻，便導致一種弔詭現象：儘管有眾多大陸學者將陳芳明視為台獨理論家的魁首，可台灣的獨派並不認同，如曾扶助過陳芳明的趙天儀2003年在台灣佛光大學召開的研討會上評講筆者的論文時，稱陳芳明是機會主義者。也有人認為陳芳明是綠皮藍心，骨子裡崇拜的是從張愛玲到餘光中這樣的中國作家。在寶島，也的確有相當一部分人政治上認同台灣，在文化上卻不敢也不能與中國文化切割。

為了保有發聲的舞台以引領風騷，更重要的是為了打造自己永遠正確的銅像般的新典範，陳芳明常常不計形象，不計身段，如他在1970年代前期選擇參加《書評書目》的編輯工作，與具有軍方兼官方色彩的作家為伍，到後來與眾多反體制、反極權的異議人士結成聯盟。在從事海外台獨運動時，黨性極強的陳芳明拒絕閱讀國民黨文工會的出版物《文訊》，後來卻成了雖經過轉型但仍非綠色的該刊的重要作者。在工作的變動上，則由靜宜大學到暨南國際大學再到政治大學，一路由邊緣走向中心，由深綠的高校跳槽到濃藍的大學任教。又如陳芳明從18歲開始就對有詩壇祭酒、文壇第一人、當代文學史上的名城、本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大詩人，還有「具有諾貝爾獎的有力條件」〔注25〕的餘光中如此癡迷和崇拜，後因余氏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表現使其下決心「熄掉右翼的燈」即徹底與餘光中決裂，讓人竟覺得有強烈的反諷。1997年陳芳明與餘光中「樓上」重逢後又懺悔地認為這是「庸俗的幼稚的左派思考」〔注26〕，到不久前因無法經受在夜裡踽踽行進的孤獨，又為餘光中80壽辰主持研討會。這種變化得令人目迷暈眩即各階段論述諸多變化修正的做法，在深綠學者林瑞明指導下寫成的近乎「陳芳明評傳」的碩士論文中，年輕的學者陳明成將其稱之為「陳芳明現象」——

台灣戰後「轉折而多變」的特質，足以在對台灣文學的建構有重要貢獻的陳芳明的身上找到縮影。「也由於陳芳明個人相當完整而特殊的際遇，我甚至認為有必要更大膽地進一步預設：掌握了陳芳明各個時期的起承轉合，就能抓住戰後台灣社會的變遷脈動，特別是知識份子的浮游心影。」「是的，尤其台灣意識不明、國族認同不確定之下，陳芳明應該會是個『經典人物』」。即「從他個人的小歷史幾乎可以照鑒這個大時代嬗變的影子，不妨將它視為日後台灣史家在撰寫這段世紀交替台灣文學史時的某種『基調』，理應更貼近歷史」。〔注27〕

〔注1〕〔注8〕〔注15〕〔注17〕〔注18〕〔注19〕〔注21〕〔注23〕〔注27〕參見陳明成：《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6月自印，第132、15、48、21、76、80、84、220、150、85頁。

〔注2〕陳芳明：《受傷的蘆葦‧轉折》，台北，林白出版社1968年版，168頁。

〔注3〕杜正荃：《龍乎？蛇乎——讀〈龍族詩刊〉15期有感》，《詩人季刊》1976年1月第4期，35-37頁。

〔注4〕陳芳明:《向左偏一點》，《台灣日報》「台灣副刊」，1997年4月28日。

〔注5〕陳芳明：《詩和現實》，台北，洪範書店，1977年。

〔注6〕蕭蕭：《現代詩批評小史》，台北，《中華文藝》第76期，1977年6月。

〔注7〕黃旭初紀錄：《陳芳明談從詩人、學者到參與政治的心路歷程和筆名的由來》，台北，《自立晚報》「本土副刊」，1993年2月15日。

〔注9〕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台北，《書評書目》，1981年1月。

〔注10〕陳芳明：《敵友》，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7年10月29日。

〔注11〕陳芳明：《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敦理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3頁。

〔注12〕《聯合文學》，1998年8月。

〔注13〕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8月。

〔注14〕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4月。

〔注16〕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1年。

〔注20〕陳得榆：《台灣經典選拔，在文化界丟下原子彈》，台北，《新新聞週刊》，第629期，1999年3月25-31日，第77頁。

〔注22〕彭瑞金：《驅除迷霧，找回祖靈》，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年5月，第368頁。

〔注24〕東方白：《真與美》，高雄，《文學台灣》，2001年夏季號，第262頁。

〔注25〕羅門、陳黎：《各家看餘光中》，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5年10月7日。

〔注26〕陳芳明：《詩的光澤》，台北，《聯合文學》，1989年10月，第14卷第12期，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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