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張會」到「習連會」

2014年是中國的甲午年，120年前日本挑起對中侵略戰爭的序幕，清政府在戰敗後，台灣被日本非法殖民；120年後，處理兩岸事務的官方機構，打破60餘年的禁忌，終於直接面對面的接觸，這自然是兩岸以至區域性的大事，各方均十分重視，特別是出現在中、日關係緊張，摩擦不斷的時刻，兩岸關係的進一步平穩的突破，確實顯示出格外不同的意義。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兩岸對此都給予高度的肯定，大家都認為這是兩岸官方此次的會面為以後兩岸關係務實、理性、和平的發展，提供了無可代替的基礎，對兩岸人民利益的保障也提供可靠的保障。

然而細心觀察兩岸對「王、張會」的期待、意義和目的，依然並不相同，這說明兩岸官方在今後處理兩岸事務機構，互動上仍需經歷許多的試驗、磨合和摸索的過程。

「王張會」 兩岸各有期待

從期待來看，台灣方面對「王、張會」似乎有兩大期待：一是突顯中華民國的存在，所以王郁琦在中山陵抓住機會說：「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已經103年了，……今後最重要的問題是，海峽雙方應當正視兩岸的現實，務實的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才能建構長遠穩固的兩岸關係，增進人民的福祉，將台灣海峽建構為和平及合作之海。」二是希望大陸有所讓步，台灣方面在「王、張會」之前，按王主委的年終記者會的說法，其任務有三：「我方將就兩岸互設辦事機構的人道探視權、兩岸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以及加強在陸就學學生之醫療保障等我方關切的重要議題，促請陸方重視。」由這三項任務的本質而言，都是希望作讓步，台灣方面大概認為台北願意與北京官方接觸，滿足北京在政治上的需求，應該可以獲得北京的讓步，特別是在「人道探視權」方面，希望以文字形式固定下來，事實上，因為「探視權」是代有外交領事權意義的用語，北京關心的正是這些字眼，所以採取可以作，但不行諸文字的方式，台北方面如果真正關心的是台商人身安全，而不是為了突顯兩岸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則應該有備案的文字，然而文字的討論又不應該由王、張的層次來討論；至於「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只是台灣參與的問題，沒有共同參與的問題；在陸台生之醫保，台北談不談北京肯定也會作；台北既然開口要求，北京自然樂得順水人情，進一步協商。

從大陸方面對「張、王會」的期待：則建立處理兩岸事務機構有效地溝通機制，用以突顯中國人自己的內部事務，完全自己解決的原則；其次是突出以人為本的兩岸關係，「兩岸事務機構讓廣大台灣同胞特別是基層民眾都能更多享受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帶來的好處。」所以大陸方面對兩岸事務機構建立「常態溝通機制」，應該最感興趣的，按王郁琦的說法「擬建立擴及高層官員的常態溝通機制，將過去雙方負責業務的局、處對接，直接溝通機制制度化。」他還說：「除了業務局、處窗口對接，陸委會主任秘書也可以與國台辦主任助理對接、陸委會副主委對國台辦副主任，必要時我與張志軍也可以進行直接溝通。」因為這可以同時滿足大陸對此次「張、王會」的期待。

「兩岸互不否認治權」

從意義來看，台灣方面認為「王、張會」，一則代表了「兩岸互不否認治權」的政治互動，台灣方面自從博鰲論壇上，「王、張」雙方互以官銜對稱以來，台灣的定調引導，就是兩岸之間已經進入互不否認治權的階段，此次的「王、張會」更是在大陸地區，雙方以正式的官銜互稱，所以台灣則更進一步有此詮釋，甚至樂觀預測擴大此一作法的可能性；但是大陸學者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所長周志懷說「但若對『王張會』的意義『一味做擴大化解讀，總在所謂的主權與治權等問題上打轉』，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很難行穩致遠』」。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接受採訪時也表示，不必過分誇大「王張會」的政治影響力，「畢竟兩岸事務部門和其他部門之間還是有很大區別。」二是兩岸完全對等，以往海基會、海協會的對等只是代理的對等，民間的對等，都不具有政治意義的對等，而王、張會的對等，則是兩岸官方的對等、政治的對等，在某種意義上是有尊嚴的對等，而也是兩岸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礎。

大陸方面在理解「張、王會」的意義上，則集中在體現兩岸沒有分裂，同屬一個國家的法理事實，和逐步解決政治爭議奠定基礎，這兩個層次的意義，為什麼在博鰲論壇上，大陸方面同意以官方稱呼台北的政務官，看來北京方面領悟出一個道理：即台北的「大陸委員會」其成立的動機、原則和政治邏輯，其實是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完全一致，都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處理特殊內政事務所設立的必要機構，所以雙方處理兩岸事務的機構交流、接觸正是體現了台灣和大陸在法理沒有分裂的事實，也等於雙方均堅持了「一中原則」，兩岸關係的基礎之錨。而且在當今的國際上所有的國家，在政府機構中也沒有類似的機構，如前西德處理東德事務的機構稱「內德事務部」，當今韓國的「國土統一院」，基本上都是以承認東德、北韓的分裂為另一個主權國家，而設立的追求國家的再統一，所建立的政府部門。兩岸則與此有別，所以兩岸之間，在和平發展的時期處理兩岸事務的機構的交流，正是兩岸從未分裂，而且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寫照，既要交流自然按中國文化傳統必須稱呼對方的官銜。

解決政治爭議的平台

其次是為逐步解決政治爭議奠定基礎，前述周志懷的文章說：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有「轉折意義」，是「推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的新起點」，因為「張、王會」的機制未來或許能成為「兩岸政治爭議軟著陸的重要平台」。換言之，「張、王會」是兩岸著手解決政治爭議的起始點，有關兩岸的政治爭議在此一「重要平台」逐步提出，例如「兩岸互不否認治權」的問題，劉國深就說：「畢竟兩岸事務部門和其他部門之間還是有很大區別。……台灣內部對兩岸官方接觸有壓力，大陸實際上也面臨壓力。綜合而言，要北京目前公開不否認中華民國政府的治權，在大陸一定有壓力的，什麼壓力呢？應該有三大壓力：一是重修歷史的壓力，1949年起在大陸都是強調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如今忽然不否認中華民國政府存在，而且還承認此一政府一直是有效統治中國台灣，則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就必須自我否定以往的認知，全部改寫，在中共的內部確實並無此共識，冒然改變必將危及中共中央的威信。二是法理的壓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明訂「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如今未經任何合法程序，就承認此一「部分的領土」，是由不同的政府統治，則未來這一部分由不同的政府統治的「部分的領土」，自然可以隨意處置，北京在法理上也沒有置喙的權利，所以北京強調必須透過協商解決，否則北京當局在處理台灣問題上就有違憲之虞。三是國際壓力，一旦北京不否認中華民國政府在法理上統治台灣，國際上其他國家也可以選擇不否認或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則北京就沒有理由再堅持其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就有可能全線失守。

所以「張、王會」只是為兩岸著手解決政治爭議的平台，真正的問題還沒有開始解決，這也說明台灣方面對「張、王會」的過度解讀。

從目的來看，台灣方面推動「王、張會」的目的，顯然著眼鞏固兩岸和平發展，以便擴大國際參與，我們看王郁琦的記者會所設三大任務，其中一、二都是國際導向，「人道探視權」「區域經濟整合」都是以國際為訴求，中共對台灣放話「馬、習會」的政治判斷，就是台灣志在擴大國際空間，不在鞏固兩岸和平。反之，大陸方面推動「張、王會」的目的，則在鞏固兩岸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所幸以現階段來論，鞏固兩岸和平發展依然是兩岸的最大公約數，與兩岸當局的最低綱領是吻合的，因此雙方具有暫時的交集，從而使得兩岸處理兩岸事務的負責人得以見面，而且建立了日後常態聯繫的機制。

客觀而論，此次「王、張會」，若以陸委會在行前設定的目標來看，王郁琦的破冰之旅，並不圓滿，收穫有限，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王、張會」除形式意義外，確在建立兩岸的政治互信奠定了基礎，使雙方均更有自信地，與對方官方作接觸，直接溝通，消除彼此信息的誤讀、誤解和誤判。一旦雙方建立了一定的政治互信，則兩岸關係中深水區的難題就有可能找到合情合理的解決方案。

習近平的對台政策論述

「王、張會」甫一結束，連戰隨即率領一個80餘人的台灣各界代表團訪問大陸，而且與習近平見面，習近平利用了這樣一個場合，直接把他的對台政策論述告訴台灣各界人士，因此，習的這篇講話就是習的「對台政策」的指導思想，意義非凡。

首先習近平的對台政策改變以往以「國家」為基礎的基調，調整為以民族情分為基礎，據統計，習近平約2,500字的講話中，「同胞」一詞提及27次，其中「台灣同胞」、「兩岸同胞」分別出現10次、11次；這也突顯中共在進入兩岸關係的「深水區」時，解決問題的思考點有可能更多的是立足民族親情，兩岸一家人的角度去思考。習說：「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有著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連結、共同的願景，這是推動我們相互理解、攜手同心、一起前進的重要力量。」這顯然是習在思考台灣問題時十分重要的起點。

其次著重從台灣的歷史理解來解決台灣問題：在習的講話中用了十分重要的篇幅來描述台灣的歷史，而且使用庶民的語言來理解台灣人民的心聲，從跨越「黑水溝」到台灣「討生活」的移民台灣史，到被日本侵佔時「無數台灣同胞用鮮血和生命來證明自己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傳統和情操，再如今「有著強烈的當家作主『出頭天』的意識」，習在講這一段時，特別使用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有一個深切體會」、「我知道」，顯示了習近平常年任職福建的特殊政治經歷，對其解決台灣問題的特別優勢，在這樣的體會之下，解決當今的問題，習在這些段落的末了都使用了「我們」：「沒有什麼力量能把我們割裂開來」「我們對此都有很深刻的體會」「我們的精神上堅守的都是中華民族的魂」「我們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心情」，最後習感性地說：「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看起來習的對台政策中台灣歷史的理解，佔有與其他中共領導人不同的份量。

其三是「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在解決現實的台灣議題上，習認為在「一中框架內，平等協商」，習也理解台灣問題不易解決，所以他認為「解決起來都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但只要談著就有希望。」習對大陸的涉台工作者，提出在歷史悲情上「熨平心裡創傷需要親情」，在「解決現實問題需要真情，我們有耐心，更有信心。」同時也對台灣各界說：「兩岸雙方要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基礎，深化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這個基礎是兩岸關係之錨，錨定了，才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只要這個基礎得到堅持，兩岸關係前景就會越來越光明。反之，如果這個基礎被破壞，兩岸關係就會重新回到動盪不安的老路上去。」換言之，在北京看來兩岸在鞏固和充實「一中框架」上仍有努力的空間，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仍有其脆弱性，如果此一基礎被破壞，則兩岸關係不是沒有倒退的可能。

那麼台灣堅持了「一中框架」有什麼「好處」，在習的講話中提到兩大好處：一是「願意首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二是「讓廣大台灣同胞特別是基層民眾都能更多享受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帶來的好處」。所以習說：「我們歡迎更多台灣同胞參與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行列中來，大家一起努力，出主意、想辦法，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鞏固和擴大兩岸關係發展成果。」這也是習所說的「把握現在」的意思；把握什麼現在？把握以「一中框架」為基礎，所建構的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此一基礎不能破壞，否則兩岸的和平「不是沒有倒退的可能」。

其四是以「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指導思想，開創兩岸關係共同的未來：習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孫中山先生的夙願，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夙願，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夙願。……中國夢與台灣的前途是息息相關的。中國夢是兩岸共同的夢，需要大家一起來圓夢。」

這應該是中共方面首次在領導人的公開講話中，把台灣議題和中國大陸自身的理想、發展公開連結的最明確的說法，正是此一連結，所以，習說願意認真聽取台灣的「各方意見」時，就不僅僅是「只要是有利於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而且「是有利於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事」，習說「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辦好，……使廣大台灣同胞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更多受益，讓我們所有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一說法也呼應了習在講話一開始所說的「希望兩岸雙方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順勢而為，齊心協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兩岸民眾。」

2014年一開春，在兩岸關係方面就有「王、張會」十分熱鬧地登場，之後又有連戰主席帶領的台灣各界80餘人的代表團登陸，習近平總書記利用此一機會完全而周延地闡述了他的對台政策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方針，使人感覺到2014年是兩岸關係建立政治互信的起始年，這一年兩岸開啟了官方平等、政治平等的新紀元，今後兩岸關係如果能本乎兩岸一家的「一中框架」，順勢而為，相向而行，合情合理，真情耐心地逐步推進，兩岸關係必然可以成為兩岸人民生活中日常的一部分，對中國而言，提升中國人發展的戰略安全，對台灣民眾而言，無形中擴大了自己展現自我的舞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似乎是2014年開春的兩岸關係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