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孫中山就是鬥爭台灣人民抗日史

一

孫中山（1866-1925）領導的國民革命，其深遠的意義，不僅僅是中國的改朝換代而已，在清朝之前的朝代更替，多屬帝王易姓，再封王封侯罷了。因此，一部中國廿五史，實乃統治者以非法暴力奪取政權和治權，與廣大的人民主體並無關係，人民的政治之存在性，只是在地方上按期完糧、納稅、服勞役，這種人民只是消極地、非主動性地活著，孫中山特稱之為「天民」，根本不是「公民」。如果依據中國儒家觀點，清朝以前一切帝制朝廷，並非王道政治，而所謂王道政治，必須依據「仁道」這個超越任何政治團體或階級之上的「道統」，才能取得建立以及治理國家的合法性。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清朝而建立中華民國，其最大的意義，就是第一次斷絕了垂二千年的帝制型中國政治，而真正在政統之上有一個超越的道統，作為建立國家的「憲法弘規」。

因此，將孫中山締造民國的巨大功業，置入中國儒家的思想脈絡中，就可立即看出孫中山的革命，在中國政治史之對於中華傳統典範有所新創的深遠意義。我們回溯歷史，明朝亡於滿清，中國士大夫心有劇痛，認為不只是明社既屋，真正的本質乃是中國天下淪亡。當時的大儒黃梨洲發憤撰述《明夷待訪錄》，於其書中，痛陳帝王專政之不合理，試圖提出超然客觀而不受政統宰制的相權之治統，以為這樣才能除掉專制皇權的牢籠和腐敗。但是黃梨洲受其時代的限制，並不能看到若無一套客觀超越皇權之上的制衡監督的憲法，徒有周全的宰相制度的治統，並不足以對治或監督專政帝王權力之無限膨脹和籠罩。此一直要到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才真正以《三民主義》為現代的中華民國建立一套民主政治的立國大憲。換言之，西元1911年在中國大地上面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是依據孫中山的建國思想和藍圖，有所建設發展，是既非抄襲西方亦非依照故舊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是一個中國人民第一次能夠積極地、主動地在理性和知性主體上獲得自覺彰著之憲政型國家，從此開始，中國人民才有資格成為國家公民而存在。

再者，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應放在更大的結構上看，那就是對內固然是推翻腐朽不堪的古老帝國，建立的新中國賦有道統憲政意義的新生命，而對外言，則具有更深刻的內容，其時的亞洲，幾乎都淪亡為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孫中山甚至說過中國是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而無論何者，都是帝國主義的俎上肉，中國的革命是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第一步，而在當時，亞洲自己就有一個徹底的帝國主義國家，它就是脫亞入歐、強兵黷武的日本，也是亞洲唯一的黃種人帝國殖民侵略主義，它之凶殘絕不低於白種人帝國主義殖民侵略主義，在孫中山艱辛進行的既反封建專制且反殖民帝國的那個時期，他曾經公開呼籲日本應作東方王道之干城而莫為西方霸道之鷹犬，可恨的是日本卻最喜愛充當殺人嗜血的鷹犬，首當其惡的就是比鄰的韓中兩國。彼時正是台灣人民淪落在日本殖民主義掌控而遭受荼毒摧殘剝削的時代。因此，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不但是在亞洲創建了第一個以自己的道統憲政為核心的民主共和國，同時，也是亞洲對抗帝國殖民侵略主義的第一聲。在這個意義下，孫中山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正是台灣人民對抗日本帝國殖民台灣暴政的思想根源。在當代台灣，台獨份子公然對中山先生予以暴力語言和行動，就正是反對他的反帝國殖民侵略主義，換言之，這群在台南市拉倒孫中山銅像的台獨份子，就是歌頌擁抱諂媚舐吮日本帝國殖民主義的寡廉無恥之徒。

二

1895年日本暴力侵奪台灣，台灣人民奮起武裝抗日，犧牲慘烈。譬如，其初，北台灣如吳得福、吳湯興、姜紹祖、徐驤、邱國霖；光緒二十六年，中台灣如柯鐵虎；光緒二十八年，南台灣如林少貓，均被害就義。此之後尚有光緒三十三年的北埔蔡清琳抗日，民國元年竹山劉干的抗日，也都死難。日本帝國主義暴奪台灣之後，台灣人民之武裝抗日一直沒有停止。這些抗日革命，基本上，其思想根源是台灣人本有的忠義於民族、種姓的傳統儒家信念。

到了中華民國肇建，台民的抗日活動之信仰就有了變化，此即孫中山國民革命之理念的重大影響，孫中山的革命帶給台灣人民抗日之思想是一體兩面，一是為台灣人民種下中國民族主義之信念，一是為台灣人民種下反抗日本帝國之殖民主義之信念。其實二者合而為一，換言之，是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革日本帝國的殖民主義的命，要求台灣歸回中華祖國的懷抱。此種革命運動的代表者就是羅福星。羅福星本是粵東客家人，亦是印尼雅加達華僑，他自幼及長，往返居住於印尼、廣東以及台灣苗栗。受孫中山國民革命感召，是同盟會會員，曾參與黃花崗之役，民國元年再來台灣，於台北苗栗一帶，鼓吹宣揚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結合同志謀求武裝推翻日帝在台之殖民統治而光復台灣歸返中國。可惜失敗被日寇殺害於台北，時為民國3年3月3日。

羅福星只是一個象徵，在他來台從事國民革命抗擊日本殖民暴政的同一時期，還有台中、台南地區的陳阿榮、張火爐、李阿齊、賴來等烈士之武裝抗日行動。日寇在苗栗設臨時法庭將羅福星及他們一起審判，史稱「苗栗事件」。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壯烈成仁，也都是孫中山思想的學習者、實踐者。

然而孫中山思想對於台灣人民以中國民族主義來反抗日本殖民主義而力求回歸祖國之指導作用，不只是如羅福星的武裝革命，更深一層的長遠影響乃在於台灣菁英在文化、政治、社會思潮上的組織、教育、輿論方面的對抗運動。台灣文協的先賢，如蔣渭水、王敏川、連溫卿、蔡惠如、蔡培火……等人，幾乎都是孫中山的信仰者以及其理念的實踐者，民國14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王曉波敘述史事說：「3月24日夜間七時，台灣同胞在台北文化講座，位於今貴德街靠第九、第十水門一帶，舉行追悼會，是夜大雨傾盆，但只能容納二千人的會場，於會前半小時即告爆滿，遲到者只有在場外默哀敬禮離去。大會由七時至十時，中途無一人退席。」而當時的台灣人民之主要報刊《台灣民報》也在社論中沉痛地宣告：「孫先生雖死，而三民主義還活著，自由正義是永遠不死的！」此後，台灣先賢不停地在全台各地宣講發揚孫中山思想，蔣渭水在《台灣新民報》（週報）連載《中國國民黨之歷史》，共40期，從1929年1月20日到11月24日，歷時十個月，詳細地將及國民革命史介紹給在日寇殖民鐵蹄下受苦難的台灣人民。日據時期台灣先賢弘揚孫中山革命思想於台灣，其潛移默化之功十分深遠，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但是中國的道統型憲政之思想根據，也是台灣人民用以抗擊日本帝國殖民主義而尋回華夏自我之最強大的精神武裝。

三

台灣的文化主體是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的台灣性以及台灣的中華文化性，是明鄭延平王於明永歷十五年（西元1661年）渡海驅荷開台而肇建的。隨鄭成功來台的群體之中，有閩浙粵抗清儒者，如徐孚遠、盧若騰、辜朝薦、陳永華等人，他們在台灣始創儒家德教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和社會，而在儒教文化體系下，鄭成功奉明正朔，故史稱為「明鄭」。次年，延平王薨，世子鄭經繼立，依然奉明正朔，時，諮議參軍陳永華奏准建聖廟、立太學，在今台南市首建文廟並且於其中設太學，因此正式開創了在台灣的中國人之國家級的儒學教育。這就是台灣文化歷史的主體性，它就是中華傳統，其核心是儒家，而且會通了明清以降中國社會的道釋兩教，故台灣人民400年來的生活指引和生命依據，是儒為內核而道、釋為外圍的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

為台灣人民樹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是鄭延平王，所以台民懷念之尊敬之而稱其為「開台聖王」。從他之後，如果以傳統中國人稱頌偉人之方式，則另一位與台灣有此「道傳」關係的「王」者，則是孫中山。

400年前的明鄭為台灣建立了中國儒家傳統的文化方向，所以，清朝治理台灣200多年，乃是在明鄭儒家的基礎上，將台灣從移墾社會轉型為與大陸各地沒有本質差別的儒家型文治社會。此大功是開台聖王鄭延平創立的，再經清朝治台賢吏以及大量儒師傳承衍繹而穩定。日本帝國侵凌中國，以暴力佔奪台灣，垂51年，台灣民間基本上，仍然是中國人傳統的祭天地、祭祖先、祭聖賢的社會，台灣人拜媽祖、關公，尊崇孔聖人，讀漢詩學漢文，看教忠教孝的歌仔戲或客家大戲。在日據後半期，孫中山的現代形式的中華政教和社會思想體系，正式進入台灣而由當時的台灣先賢宣揚傳播並與傳統之儒家文教加以連接結合，因而成為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等君子以文教和思想對抗日本帝國殖民主義之暴政之最佳武器。

綜合言之，台灣人民的文化主體，就是從明鄭的傳統儒教傳延而下，直到孫中山思想這樣的一條脈絡之中。鄭成功的人格精神是中華型民族主義對抗異族殖民主義；孫中山的人格精神也是中華型民族主義對抗異族殖民主義。台灣人民的中華性的自我肯定以及獨立自主，並沒有中斷地憑此對抗殖民主義，正是台灣的本質。

四

台獨分裂運動最大的罪惡和幽暗，乃是它一向攻訐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一向阿諛媚頌日本帝國殖民主義，也一向擁抱奉承美國資本主義的新殖民主義。他們向美日反中的軍政同盟靠攏屈膝，寧願充當新型的美日合體的新殖民主義之馬前卒，而步步試圖將台灣營造成美日殖民主義的反中國的第一條戰壕。我們應該在這個美日聯盟在東亞反中體系中觀察台灣島上的總總怪誕現象，才能明瞭事情的內在性質。若能如此切入，則一系列的台獨作為，就會變成有機體的連續性動作，譬如從蔡丁貴等台獨份子滿臉獰笑地拉倒孫中山銅像接著去烏山頭滿臉諂笑地崇祀八田與一；又譬如紀念日本在台始政日到全台瘋狂媚日電影KANO；又譬如職業教師和學生不去上課而整天整月整年到處圍事丟臭鞋吐口水以及目前正在張狂瘋肆的暴力攻佔國會殿堂……，在在均是背後有一本戰略戰術手冊為範本，有一批兵棋專家特務導演而實踐的「類政變」，他們否定鄭延平到孫中山體系的台灣文化中的中華性，他們也否定鄭延平和孫中山的台灣性格，其實也就是否定台灣屬於中華，他們目的是試圖不費一槍一彈地滅掉中華民國。他們肯定的是美日殖民主義統治下的非中華性或無中華性的台灣，這個異形化台灣，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台灣共和國」，這就是他們的漢奸台奸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