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病在哪兒？

推翻烏克蘭政權的抗議者們對祖國懷有美好憧憬。他們手持標語，呼籲向歐盟靠攏、終止俄羅斯干涉內政、推翻竊國賊亞努科維奇、建立廉潔政府。但是，他們最根本的要求與許多人幾十年來奮鬥的目標一樣，即對抗腐敗、蠻橫的專制政府。他們渴望按規則辦事的民主政體。

個中緣由眾人皆知。大體上講，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更加富裕，捲入戰火的機率較小，反腐敗更加有力。從深層次看，民主國家讓人們直抒胸臆，決定子女和本人的命運。全世界這麼多人、這麼多地方、願意付出這麼大代價，一起為了民主之理念而奮鬥，這是其不朽魅力最好的證明。

然而，最近基輔等地的歡呼聲背後夾雜著焦慮，因為好幾個國家都上演了同一種令人不安的運動模式。民主聚集在重要廣場。政府默許惡棍反擊，但在民眾的堅強護衛和全球新聞媒體的聚焦下，政府被迫讓步。全球歡呼政權垮台，願為建立民主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可是，趕走獨裁者容易，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則困難得多。新政府舉步維艱，經濟疲軟，結果整個國家沒比革命前好多少。這就是阿拉伯革命和十年前的烏克蘭橙色革命的故事。2004年，亞努科維奇被街頭抗議趕下台，2010年又被選上總統（其中有大筆俄羅斯資金捲入），然後反對派再度上台，結果國家狀況還是一樣糟糕。

民主正在經歷艱難時世。獨裁者被趕下台以後，反對派大多無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甚至在那些業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國家，體制問題已經變得十分明顯，社會上瀰漫著對政治的幻滅情緒。然而，僅僅幾年前，民主還大有統治世界之勢。

20世紀下半葉，民主在那些最困難的地域生根發芽——遭納粹重創的德國，窮人最多的印度，1990年代經歷過種族隔離的南非。反殖民浪潮創造了一大批民主化的亞非國家，民主政府取代了專制政權：希臘（1974）、西班牙（1975）、阿根廷（1983）、巴西（1985）和智利（1989）。蘇聯垮台創造了一批中亞的新興民主國家。美國智庫自由之家統計，截至2000年，全世界共有120個民主國家，佔全世界總人口的63%。

那一年，超過100個國家的代表在華沙齊聚一堂，參加世界民主論壇，宣佈「人民意志」乃是「政府權威之基礎」。美國國務院發佈報告，宣稱各種各樣的威權主義、極權主義政府形式都已經「試驗失敗」，「現在看來，民主取得了最終勝利」。

打了那麼多勝仗以後，自然會冒出這種想法。但往後退一步，冷靜地來看，民主的勝利沒有那麼多必然性。民主政制濫觴於雅典，之後過了2000多年，啟蒙運動才把民主推上政治模式的前台。18世紀，只有美國革命創建了可持續的民主。19世紀，君主主義者一直試圖對抗民主力量，實現復辟。20世紀上半葉，新興民主政體在德國、西班牙和義大利都失敗了。1941年，全世界只剩11個民主國家，羅斯福擔心「民主的火焰將被野蠻人熄滅」。

20世紀晚期的進步勢頭在21世紀終止了。今年，全世界約40%的人口將參加自由、公平的選舉，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但是，民主在全球的發展停滯了，甚至可能已經逆流。自由之家認為，2013年是全球自由指數下降的連續第八個年頭，其頂峰是本世紀之初，隨後便一路下滑。1980至2000年間，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但2000年以來，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多。民主的問題已經沒法用簡單的數字來呈現。許多名義上的民主國家已經滑向專制政權，民主只剩選舉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運轉所需要的人權和體制保障。

勝利能夠點燃人們對民主的信心，例如政權更迭之際的開羅和基輔，但隨後便再度熄滅。在非西方地區，民主屢屢崩潰。而在西方內部，民主常常與債台高築、運作失靈等字眼聯繫在一起，損害其國內外的名聲。民主永遠有批評者，但現在，西方內部出現種種缺陷，其海外形象日益脆弱。於是，原來的批評聲音重新被加以嚴肅對待。民主失勢，原因何在？

歷史輪迴

有兩個原因。其一是2007-08年的金融危機，其二是中國崛起。金融危機造成的心理創傷與經濟損失一樣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性弱點，破壞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西方政府數十年來持續發放福利，任憑債務不斷升高，政客們以為他們已經超越了繁榮泡沫的迴圈並解除了風險。許多人對本國政治體制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尤其是當銀行家們為自己訂製高額獎金時，各國政府卻掏出納稅人的錢為銀行紓困。金融危機讓華盛頓共識招致新興世界齊聲譴責。

同時，中國共產黨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壟斷。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觀察到，美國每30年生活水準翻一番，而中國過去30年間每10年生活水準翻一番。中國的菁英階層認為，他們的模式——共產黨緊密控制，以及穩定地選賢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中國領導人每10年左右換一屆，按照完成施政目標的能力選拔幹部。

批評者們譴責政府用各種措施控制民意，無論是關押異議者或審查網路言論。他們批得沒錯。不過，中國政府嚴密控制的決心反過來也證明了對民意的關切。同時，中國領導人有能力處理國家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困擾民主國家數十年。例如，中國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實現2.4億農民享受養老保險——這要比美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總人口多得多。

許多中國人願意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忍受現行體制。2013年皮尤全球態度調查顯示，85%的中國人對本國發展方向「十分滿意」，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1%。復旦大學張維為提出，民主正在破壞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因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輕視決策、還產生了小布希這樣的二流總統。北京大學俞可平提出，民主使得一些簡單事情「過於複雜和瑣碎」，讓「某些擅長甜言蜜語的政客誤導民眾」。北京大學的王緝思觀察到，「許多引進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正在遭遇社會動盪和騷亂」，中國則提供了另一種模式。從非洲（盧旺達）到中東（迪拜）、東南亞（越南），都在嚴肅對待這一意見。

面對2000年以來一系列的民主派失望情緒，中國的發展顯得更加強勢。俄羅斯的民主派首先遭遇重大挫折。1989年柏林牆倒塌，蘇聯的民主化進程似乎不可阻擋。1990年代，俄羅斯在葉爾欽領導下醉醺醺地朝民主走了幾步。但1999年末，他將權力移交給普京——一名克格勃特工。從那以後，他分別兩度擔任總理和總統。這位後現代沙皇已經摧毀了俄羅斯的民主實質，遏制新聞自由，關押反對派，同時，他還維持著表演——每個人都可以投票，只要讓普京先生獲勝。委內瑞拉、烏克蘭、阿根廷等地的獨裁者依樣畫葫蘆，沒有完全拋棄、而是維持著民主的假像。這讓民主的信譽進一步受損。

另一重大挫折是伊拉克戰爭。2003年美國領導的侵略戰爭結束後，傳說中薩達姆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未兌現。隨後，小布希又把戰爭的藉口換成了自由與民主。「自由國家協同一致推動民主，乃是敵人失敗的先聲。」他在總統連任講話上說。這已經不只是機會主義了：小布希真誠地相信，只要獨裁者主宰中東，這片土地就是恐怖主義的土壤。但這讓民主進程遭受重創。左翼人士找到了新的證據，證明民主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遮羞布。現實主義外交家則認為，當前伊拉剋日益動盪的局勢再度表明，美國領導的民主化進程是社會不穩定的解藥。而福山等清醒的新保守主義者則將其視為民主水土不服的又一例證。

第三個嚴重挫折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權2011年垮台，浪潮般的抗議活動讓人們看到希望，以為民主將在中東地區傳播開來。但頌歌隨即變成悲鳴。埃及大選的贏家不是自由派（各立山頭，荒唐得讓人絕望），而是莫爾西的穆斯林兄弟會。莫爾西把民主當作贏家通吃的體制，將穆兄會塞入政府，賦予自己幾近無限的權力，創建穆斯林永遠佔大多數的上議院。2013年7月，軍方介入逮捕埃及首位民選總統，關押穆兄會高層人士，殺害數以百計的抗議者。埃及局勢與敘利亞戰爭、利比亞無政府狀態一道打破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

同時，民主陣營的某些新成員成績不佳。南非自1994年引入民主體制以來，一直是由非洲人國民大會統治。該黨越來越自私自利。土耳其一度將溫和的伊斯蘭教與繁榮、民主結合在一起，而現在正墮入腐敗與專制的深淵。孟加拉、泰國和柬埔寨的反對黨要麼抵制大選，要麼拒絕接受選舉結果。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維持民主正常運轉是一項非常漫長的工作，那種以為民主可以自己迅速生根發芽的想法已經煙消雲散。雖然民主如小布希和托尼‧佈雷爾所說是「普世的追求」，但它還是一種基於文化的實踐。西方國家幾乎都是在建立複雜的政治制度很長時間以後才落實選舉權，實現強有力的公民組織和憲法權利，而西方社會一貫珍視個人權利與司法獨立等理念。

不過，原本視為民主範例的體制最近幾年卻變得過時而無用。美國已成為政治僵局的代名詞。這個國家如此癡迷於黨派之爭，以至於過去兩年間兩度站在債務違約的懸崖邊緣。分割選區以謀取選舉優勢的行為也侵蝕了美國民主。這種行為鼓勵極端主義，因為政客們只顧吸引「死忠」選民，拋棄了大量的普通選民。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更為冗長和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所有這一切給人造成的印象是，美國民主是可以賣的，富人權力比窮人大，儘管說客和金主們宣稱政黨開銷是在踐行言論自由的權利。結果是，美國的形象——乃至民主本身——遭受可怕的衝擊。

歐盟也不是民主的榜樣。1999年引入歐元主要是技術官僚的決策；只有兩個國家（丹麥和瑞典）就此問題舉行全民公決（結果都是否決）。鞏固歐盟權力的《里斯本條約》遭選民們錯誤地投票否決。歐元危機最困難的日子裡，歐元菁英們強迫義大利和希臘用技術官僚取代民選領導人。歐洲議會修補民主赤字的努力失敗了，這一機構本身遭到忽視與鄙夷。歐盟已成為孕育民粹主義政黨的沃土，荷蘭自由黨的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和法國國民陣線的勒龐等人宣稱，將捍衛普通百姓，對抗傲慢、無能的菁英。希臘的金色黎明正在考驗民主國家對納粹式政黨的容忍限度。原本用來遏制歐洲民粹主義的機制，如今卻讓它死灰復燃。

民主的壞脾氣

甚至在民主的心臟地帶，它也遭受著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而非小毛病。自民主的黎明——19世紀晚期以來，民主通過民族國家和全國性議會得以體現。人民選出代表，在一定時期內行使國家權力。但這種安排從上到下均遭到衝擊。

從上層來看，全球化改變了一國政治的根基。國家領導人將一大部分權力移交給全球市場和跨國主體，例如貿易與金融。結果，政治家無法向選民兌現承諾。IMF、WTO、歐盟等國際組織影響力越來越大。自然，人們會問：單個國家如何處理氣候變化、偷逃稅款等頑疾？政治家們為了應對全球化，喪失了審慎的品格，將權力送給某些領域未經選舉的技術官僚。央行獨立決策的國家數量從1980年的約20個增加到現在的逾160個。

來自底層的挑戰更為嚴峻：加泰羅尼亞和蘇格蘭等民族可能獨立，印度各邦和美國的市長們。他們都想從中央政府手中奪回權力。另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莫賽斯‧奈姆（Moiss Naim）指出，NGO和說客等「微觀權力」正在擾亂傳統政治結構，無論民主或獨裁國家的政治家日子都將更加難過。互聯網讓微觀權力的組織和宣傳工作變得更加便利；觀眾們每個星期參與一次生活秀的投票，線民們輕點滑鼠便可發出連署信，在這樣的世界，每隔幾年才輪到一次的政治選舉越來越與時代脫節。英國議員道格拉斯‧卡爾斯維爾（Douglas Carswell）將傳統政治比作HMV——一家業已破產的英國唱片店——人們通過Spotify（一家主流媒體服務網站）想聽什麼就聽什麼、想什麼時候聽就什麼時候聽。

但是，民主面臨的最大挑戰既不是來自上層，也不是來自底層，而是中間——選民本身。柏拉圖關於民主的主要憂慮是市民「沉湎於日常生活的享樂」。這的確是真知灼見。民主政府逐漸習慣於背負龐大的結構性債務，借錢滿足選民的短期需求，忽視長期投資。法國和義大利已經30多年沒有實現過財政平衡。金融危機驟然暴露了此類以借債度日的民主國家的真面目。

隨著危機後的刺激政策逐步縮小，政客們現在必須直面兩難困境。經濟持續增長、信貸寬裕的日子可沒有這些煩惱。但政客們要想說服選民接受財政緊縮，那麼他們的選票箱將會很難看。增長放緩、財政吃緊，導致利益集團爭奪有限資源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更糟糕的是，這種競爭是在人口老齡化的西方世界展開。老人投票率比年輕人高，更有組織性（譬如強大的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因此他們的選舉影響力更大。老人在數量上佔據絕對優勢。許多國家現在面臨過去與未來的鬥爭，既有福利與未來投資的鬥爭。

日益蔓延的厭倦情緒讓民主雪上加霜。發達國家的黨員數量持續下降：僅僅1%的英國人現在參加政黨，而1950年的數字是20%。選民數量也在下降，一項針對49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選民數量自1980-84年至2007-13年間下降了10個百分點。2012年針對七個歐洲國家的調查顯示，逾半數選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Yougov公司針對英國選民的調查表明，62%的受訪者認為「政客永遠在撒謊」。

同時，「鬧著玩兒」和「遊行抗議」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2010年，冰島的「最好黨」（Best Party）承諾將公然腐敗，卻贏得足夠選票，成功走進雷克雅維克市議會。2013年，四分之一的義大利選民支持格裡羅——一位喜劇演員。如果人們真是一無所求，這種對政治的普遍厭倦情緒也許是健康的；但選民實際上有很多要求。結果將造成惡劣、不穩定的影響，一方面依賴政府，一方面卻鄙視政府。這種依賴關係使得政府過度擴張、背負過多債務，而鄙夷的情緒剝奪了政府的合法性。民主的機能失調與壞脾氣接踵而來。

心臟地帶的民主問題有助於解釋其他地方遭遇的困難。20世紀民主之所以運轉良好，一部分原因是美國的霸權：其他國家自然而然想要模仿世界領袖。但隨著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美國和歐洲失去了榜樣的魅力和推廣民主的胃口。奧巴馬政府現在似乎被恐懼所纏繞，害怕民主會造成政權腐敗或幫襯聖戰主義者。既然美國政府連預算都通不過，更談不上對未來的任何規劃，那其他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要把民主當作理想政體呢？既然歐元國家的菁英們為了財政原則而踢走民選領導人，那獨裁者們為什麼要聽從歐洲的民主教誨呢？

與此同時，新興世界的民主國家遭遇了發達世界的同樣問題。這些國家也受到短期開銷的束縛，拿不出長期投資。巴西允許公務員53歲退休，卻造不出一個現代化的機場。印度給客戶們小恩小惠，卻沒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各國的政治體制被利益集團所綁架，被反民主的惡習所破壞。英國歷史學家派翠克．弗倫奇（Patrick French）寫道，印度下院所有30以下的議員均出自政治世家。甚至資本家們都不再願意支持民主：許多印度商業大亨一直在抱怨，印度的混亂民主造就糟糕的基礎設施，而中國的威權體製造出了高速公路、漂亮的機場和高速鐵路。

以前，民主也曾退卻。1920、1930年代，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來勢洶洶：西班牙1931年恢復議會制時，墨索里尼將其比作在電氣時代使用煤油燈。1970年代中期，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聲稱，「西歐民主只剩20、30年的時間；然後它將滑落，失去動力和方向，陷入獨裁者包圍的海洋」。如今事情沒那麼糟糕，但針對民主的優越性和必然性這一理念，中國造成的威脅遠比共產主義來得大。

然而，中國令人震驚的前進步伐有其深層次缺陷。菁英階層變得自我迴圈、自私自利的小圈子。50個最富有的全國人大代表擁有的財富總額達947億美元，是50個最富有的美國國會議員的60倍。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10%降到了8%，未來可能繼續下降——對於依靠經濟增長維持合法性的政權來說，這是巨大的挑戰。

托克維爾在19世紀時指出，民主的外表總是看起來比內在虛弱：表面上各種混亂，實際上卻具有很多內在力量。產生新的領導人，提供新的政策，民主國家能夠比專制國家採取更加新穎的策略處理問題，雖然尋找正確的政策可能來來回回花費很多時間。但新興民主國家和老牌民主國家若想確保勝利，都必須打牢根基。

擺正民主

麥迪森（James Madison）和密爾（John Stuart Mill）等現代民主的奠基者最讓人詫異的是他們的清醒態度。他們將民主視為有力、但不完美的機制：需要審慎設計，發揮人類的創造力，但還要制約反常的人性，確保機器正常工作，不斷加油、調試、試驗。

清醒的品格在建立民主制度伊始尤為重要。最近之所以出現那麼多失敗的民主試驗失敗，原因之一就是過於看重選舉，輕視了民主的其他必要因素。例如，國家的力量必須得到制衡，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必須得到保障。那些最成功的新興民主國家，秘訣之一便是克服了多數主義（majoritarianism）的誘惑——贏得大選以後，多數派即可為所欲為。印度從1974年（除了實施緊急狀態的那幾年）、巴西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兩國都得以保持民主政體至今，原因都只有一個：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個人權利。

強有力的政制不但能夠促進長期穩定，還可以減少少數派篡權的機率。它還能夠支持打擊腐敗——發展中國家的禍根。相反，新興民主國家受挫的第一個信號就是民選領導人逾越權力——通常是以代表大多數人的名義。莫爾西想方設法要把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塞進埃及上議院。亞努科維奇削弱了烏克蘭議會的權力。普京以人民的民意踐踏了俄羅斯的獨立機構。若干非洲國家領導人正在實行殘暴的多數主義——取消總統任期限制，或如烏干達總統約韋裡‧穆塞韋尼2月24日所做的，懲罰同性戀行為。

這類反自由的行為發生時，即使受到該國國內大多數人支持，外國領導人也應當大聲喝止。但是，最需要吸取教訓的是新興民主政體的設計者：他們應當看到，對於健康的民主政體而言，強有力的分權制衡的重要性不亞於選舉權。甚至謀求獨攬大權的政客也應當從埃及和烏克蘭吸取教訓：要不是莫爾西和亞努科維奇謀取權力，激怒同胞，前者就不會呆在監獄裡，被送上法院的被告席，後者也就不會流亡海外。

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國家也要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設。全球化和數碼革命使得某些最受推崇的政治體制變得陳舊不堪。制度完備的民主國家需要將自身體制升級換代，解決本國問題，重新拾起民主的國際威望。某些國家已經開始有所準備。美國參議院採取措施，加大參議員阻撓提名的難度。一些州引入公開初選，並將劃分選區的工作交給獨立委員會。還有別的措施。改革政黨資金政策，公佈所有金主的名字，這也許能減少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力。歐洲議會可以要求議員提供公款開銷的發票。義大利議會有太多享受高薪的議員，上下議院權力過於均等，導致任何議案都難以通過。

可是，改革者必須有大魄力。限制特殊利益集團的最好辦法是限制政府專案數量。解決政治厭倦情緒的最好辦法是政客們少說大話。質言之，政府越小，民主就越健康——這一理念可追溯至美國革命。「建立人統治人的政府過程中」，麥迪森提出，「最大的困難是：你必須先讓政府控制民眾；然後讓它控制自己。」有限政府的概念是二戰後民主復興的必要因素。《聯合國憲章》（1945）和《世界人權宣言》（1948）設定了各國政府不可踐踏的人權與規則，即使大多數人希望政府這麼做。

這些分權制衡的理念乃是出於對暴政的恐懼。但如今，尤其是在西方，扼殺民主的敵人越來越隱蔽。一個是政府規模。政府持續擴張，導致個人權利受損，特殊利益集團受益。另一個敵人是政府允諾空頭支票的惡習，要麼是發放根本承擔不起的福利，要麼是發動贏不了的戰爭（例如打擊毒品）。選民和政府都必須認可限制政府擴張權力的慾望。譬如，央行的獨立決策成功遏制了1980年的通貨膨脹。現在正是時候，應當在更大範圍內限制政府權力。成熟的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一樣，都需要對民選政府進行分權制衡。

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自我限制。他們可以嚴控財政支出——例如瑞典已經承諾根據經濟發展平衡預算規模。他們還可以引進「日落條款」，強迫議會每10年重審一遍法律。他們還可以請求超越黨派利益的委員會來設計長期改革方案。瑞典的獨立委員會提出符合實際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大私人養老金份額，根據人口預期壽命調整退休年齡，使得該國的養老金體系免於崩潰。智利在協調銅產品市場活力與民眾希望分享利潤的呼聲之間做了很好的協調工作。該國還實行嚴格規定，確保適應經濟週期，指定專家委員會分析市場漲落。

對於虛弱的民主國家來說，賦予智者與好人以更大權力，這難道不是一劑良藥嗎？不盡然。無私的規則可以防止人們選擇導致破產和社會停滯的政府支出方案，或者保護少數族裔免於迫害。但是，技術官僚的統治也有其局限性。在財政政策和福利改革等重大領域，權力應謹慎行使，過程必須公開、透明。

一些權力向上集中，由領導人和技術官僚決策，那麼另一些權力則應下放給普通民眾，以取得制衡。難點在於，如何利用全球化與本土化這兩股力量，不迴避、不抗拒。既有的民主國家面臨的兩股力量——上層的全球化，下層的微觀權力——如果取得平衡，就能夠增強民主，而非破壞民主。

托克維爾提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市鎮集會對於個人自由的意義，就像小學的科學課一樣；它教導人民如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使用、享受民主。」市長的支持率通常是全國性政客的兩倍。現代技術能夠幫助實行現代版的托克維爾式市鎮集會，推動公民參與創新。過度的網路民主形式（每件事都要反反覆覆的投票）可能會受到特殊利益集團操縱。但技術和直接民主能夠相互制衡，打個比方，獨立的預算委員會可以評估發起投票的成本和可行性。

某些地方政府正在逐漸取得平衡。最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亞。加州的直接民主體制允許公民投票審議互相矛盾的政策，例如提高財政支出和降低稅率，同時，封閉的黨內初選和選區劃分滋長了極端主義。但最近五年，加州引入一系列改革措施。這其中一部分是慈善家、投資家貝格魯恩（Nicolas Berggruen）的功勞。加州設立「長期規劃」委員會，制衡選票的短期利益，還引進了公開初選，並將劃分選區的工作交給獨立委員會。加州還成功實現預算平衡——州參議院主席斯坦伯格（Darrell Steinberg）稱之為「近乎超現實」的成就。

芬蘭政府設立了類似的獨立委員會，為養老金體系的未來規劃建言獻策。同時，芬蘭嘗試利用電子化民主：議會必須審議任何超過五萬人連署的動議。但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結合技術官僚與直接民主，上層與下層的代表性——如果民主想要恢復健康的話。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曾說過「民主不會永遠存在。它會衰弱、耗盡，然後自殺。從來沒有哪個民主政體最終沒有自殺。」顯然他錯了。民主是20世紀意識型態之爭的偉大勝利者。但如果民主還想延續20世紀的輝煌戰績，它必須在幼時得到一絲不苟的呵護，成年後孜孜不倦地雕琢。

（本文為《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3月1日最新一期的封面文章，原標題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觀察者網 朱新偉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