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崛起必須壓倒「香蕉帝國主義」

歲月滄桑，甲子輪迴，今年即公歷2014年又是一個甲午年。如今人們再回顧120年前那場僅歷時八個多月的甲午戰爭，以及隨後半世紀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悲慘歷史，可以鑒古警今、溫故知新。筆者曾多次去過日本，一直深感中國同這個有亞洲人面孔、卻又學西方心理的「黃皮白心」的國家隔海為鄰，既是不幸又是幸運。從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中華崛起長期形成了阻礙，同時又是一個有力的刺激。如今的人們追思120年前那一仗，不能僅限於不忘北洋水師的黃海之殤和旅順萬古墓的血債，而應將其放在中國和日本近現代歷史的進程中來審視。勇於迎接挑戰並抓住機遇，才是我們這個古老而又煥發了新機的民族強盛之道。

中日注定了甲午一戰

各個民族國家生存的環境和經濟條件，決定了自身的歷史傳統和思維習慣。中華民族幾千年間以基本固定的農耕土地和部分牧業區為生息地，形成了熱愛和平崇尚禮義又相對保守的傳統。日本列島內雖然也以農耕為主，島國生存環境狹隘卻容易滋生奮爭和向外擴張的習性，外侵首要目標又必然指向相距最近的朝鮮半島和中國。

我過去同日本友好人士談到中日關係，他們常用中國領導人說過的「2000年交往」來概括。仔細追溯起來，中國自漢代起開始同日本接觸，至唐代以後倭國才對華形成了密切往來。從那時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對華態度卻經歷了仰視、平視、俯視三個階段。

在中國的唐朝至宋朝，日本對華基本是「仰視」，以學習中國文化走出蒙昧落後時代。

從元代到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轉為「平視」。日本在1274年特別是1281年藉颱風即所謂「神風」擊敗了忽必烈的艦隊，導致後來200年倭寇之患和豐臣秀吉侵朝。不過明朝的軍隊又在朝鮮打敗日軍，使其收斂了野心和傲氣。

在甲午戰爭中，日本將清朝統治的中國打得一敗塗地，從那時起直至抗戰結束，日本人傲慢自居於中國之上形成了「俯視」。

唐朝高宗時期對日打勝第一仗，使倭國看清了自己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落後，心悅誠服地向唐朝全面學習。日本在七至八世紀大量派出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赴大陸，學習製造工藝、建築美術、典章制度等等，完成「大化革新」。日本在唐代對中國的尊重，反映出這個民族善於學習的優長，同時也顯露了欺弱崇強的特性。

儘管日本立國之後努力實行「唐化」，其社會條件的差異也導致兩國特色不同。中國重農輕商，日本農商並重；中國重陸輕海，日本海陸並重。日本學習中國文化和典章制度時又有三點不學——日本不實行中國的科舉制度，其上層不和知識分子並不深陷古籍而比較務實；日本不學中國的太監製度，宮廷中內耗少；日本不學中國的家中子弟均分財產制而實行「長子繼承」，無財產可襲承的上層子弟們奮鬥精神較強。

有人認為日本只是在明治維新時才超越中國，其實日本在中國明朝中葉便在發展火器方面居於優勢。16世紀葡萄牙、荷蘭殖民者航海到達東方，明朝起初僅滿足於將其驅逐，日本人卻在長崎購買他們的西洋火槍加以仿製，豐臣秀吉還建立起一支人數達10萬的火槍軍。當時日本流浪武士組成的武裝團體即明朝人所稱的「倭寇」竄擾中國東南沿海，使中原王朝首次有了海防危機。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於1592年派15萬大軍入侵朝鮮「假道」伐明，還揚言要將都城從京都遷到北京。這說明日本向大陸擴張思想的始作俑者又非近代軍部，此時便已經形成。

明末的中國雖已衰敗，1592年至1599年還能派出10萬大軍跨過鴨綠江，聯合朝鮮取得抗倭援朝的勝利，遏制了日本的對華侵略野心，贏得中國東鄰半島近300年的穩定。不過由神道支撐的唯我獨尊的日本「國學」思想根基猶在，一旦同西方殖民擴張觀念相結合又會變得更為狂妄。

17世紀至19世紀中期，幕府時期的日本因感受到外來威脅實行鎖國，卻不禁止西洋武器輸入和講西方兵法的「蘭學」，開放程度還是大大高於閉目塞聽的清王朝。早在明治維新前的19世紀前期，在長崎學過「蘭學」即荷蘭軍事學的佐籐信淵（1773-1850年）便寫出一本《宇內混同秘策》，隨後被維新的要人西鄉隆盛、大久保通利等奉為至寶。這本充滿殺氣的小冊子裡公開鼓吹：「我國而欲制他邦，必先以併吞支那為始。」「支那既入版圖，他如西域、暹羅、印度諸國必漸慕德畏威，稽顙匍匐求隸臣僕。故皇國而混同世界萬國，決非難事。」

好一個「併吞支那」！好一個「皇國而混同世界萬國」！後來發動甲午戰爭，隨即又提出征服「滿蒙」、「支那」乃至世界這三段計劃，不正是從這本《宇內混同秘策》中派生出來的嗎？

有擴張主義基因的日本，若是僅有野心沒有實力，仍不能對中國構成威脅。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實行西化增強了經濟軍事科技實力，「征韓」、「征清」便迅速付實施，1894年即甲午年間中國所遭遇的那場戰禍便勢不可免。

首將擴張刀鋒指向近鄰

19世紀中葉的中國，首次面臨著西方殖民主義入侵而出現民族危機，此時的日本也同樣遭遇美、英、俄的入侵和軍事威脅。日本採取了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辦法，那便是先依附西方並擠進其行列，同時大力侵略打壓東方的鄰國。

1853年7月，剛剛躋身於強國之列的美國派出東印度艦隊司令佩理率領四艘全副武裝的黑色軍艦，闖入了日本橫須賀港。此時作為落後農業國的日本看到抵抗必敗，便於1854年同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條約》。接著，俄國、英國也接踵而來，日本又相繼與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在橫濱等港口讓西方開租界（「居留地」）並給予領事裁判權。明治初年的日本，看著外國軍隊駐在租界橫行同樣無可奈何。直至日本進行甲午戰爭及隨後打贏日俄戰爭，才以國威軍威為後盾廢除或修改了不平等條約。

面對西方入侵，1868年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走上一條學西方、侵東方的道路。如今還印在一萬日圓鈔票上的人頭像，便是被稱「近代東洋啟蒙之父」的福澤諭吉。明治維新之前此人便訪問了美國，回國後大力宣傳「脫亞入歐」，積極主張日本應該放棄過去學習的中華文明和儒教精神，吸收西洋文明優勝劣汰的思想，並與東方鄰國決裂。這位日本近代思想的引領者，從西方並未學到人道主義等文明成果，引進的是弱肉強食的殖民觀念，在甲午戰爭時又成為對華開戰的積極鼓吹者。日本引入這種舶來品，再同傳統的野蠻武士道精神結合，又被改造成為一種狂熱邪教式的侵略觀念。

福澤諭吉的理念，從明治時代一直影響至今，日本雖地處亞洲卻長期標榜自己是西方國家。當年它口喊「同文同種」、「大東亞共存共榮」，卻以高於亞洲人之上的西方白種人自居，只是那張黃皮膚無法改變，由此被人斥責為黃皮白心的「香蕉帝國主義」。

明治時期日本的對華擴張思想，又以學習西方進行「殖產業化」、「富國強兵」為基礎。清末的中國也搞了洋務運動，卻因守舊觀念的包袱太重遠落在日本後面。1872年日本首都開通了火車，較中國首都通火車早了25年；1873年日本建立第一座近代綜合性大學，比中國也早了25年。在下達剪髮令和使用陽曆方面，日本比中國早了41年；在廢除銀兩制而實行新貨幣制度方面，日本則早了65年。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始，又顯示出超過其他侵略國的野蠻凶殘性。美、英、法等國對中國用兵，主要目標是佔據沿海商貿據點，以便傾銷商品獲大利。經濟能力上遠不能與西方競爭的日本，侵華主要目標就是奪佔大片領土，為此經常屠城洗寨。甲午戰爭中日軍在旅順留下的「萬忠墓」，就是近代外國侵華首例全城屠戮慘案，後來的南京大屠殺正是其延續。當年的中國人通常痛感到，「脫亞入歐」的東洋鬼子兇惡甚於西洋鬼子。

中國在制度觀念上遠落後於日本

對甲午一戰的慘敗，百年來眾多國人總有痛切之感，有些人經常列舉雙方武器裝備的一些數據，認為中國引進的武器並不比日本落後，為何陸戰一觸即潰而海軍也遭覆滅？其實當年中日之間的差距主要不在武器領域，而在國家制度和社會觀念方面，以古代化同近代化對抗必敗無疑。

從數量看，清朝在甲午戰爭前養兵達100萬，日本常備軍僅八萬人。不過清朝原有的軍隊八旗、綠營早就腐朽不堪用，只有依靠湘淮勇營編練成的35萬防軍作為主力，從編製看這也是一支拿著新式槍炮的古老舊式軍隊。相比之下，甲午戰前的日本陸軍已完成了近代步、炮、騎、工兵的建設，戰術也全面學習當時世界陸軍最先進德國戰術。

腐朽的清朝又沒有預備役、後備役制度和健全的戰爭動員體制，平時養兵不少而戰時又不夠用。開戰後可調到戰區的原有軍隊不足10萬，臨時招募的幾十萬勇丁又多是乞兒流民，幾無訓練而形同烏合，開到前線望風即潰。

此時日本卻又有良好的動員機制，開戰後迅速將陸軍由六個師團七萬人增至22萬人（另外還有兩萬海軍），其中17萬人開到戰場。在各次戰鬥中，日本陸軍一般只需一次攻擊便能輕易擊潰當面清軍，而且平均每個戰鬥兵只發射子彈20發。開戰前日本軍部只擔心海軍作戰的成敗，對清朝陸軍幾乎視若無物，作戰的結果也確實如此。

甲午戰爭時的中國海軍是一個新興軍種，且同日本一樣學習英國制度和戰術，是中國第一支全盤西化的軍隊。北洋水師共有艦艇42艘共4.5萬噸位，水兵4,000多人。從黃海海戰的技術水平看，北洋海軍炮兵的命中率並不低於日方，卻因多購買質次彈藥導致半數炮彈不炸。封建官僚式的管理和衙門習氣，同樣充斥於北洋海軍這支近代化軍種之中。清廷還把軍艦當成沿海浮動炮台使用，不通曉近代海戰尤其是爭奪制海權的理論，最終艦隊困守威海港內被日本的陸軍從背後扼住而走向覆沒。

從甲午戰爭期間中日雙方的社會情緒看，新興日本對外擴張能激發起社會普遍性狂熱，清王朝的奴化統治只導致民族精神缺失。「日清戰爭」開始後，日本各地民眾搖旗吶喊歡送「出征軍人」，甚至紛紛打出「祈戰死」的橫幅。參戰清軍的表現卻是怯戰畏懼，此時的中國民眾也不瞭解戰爭意義而未激發起抗日激情。按當年在軍營中的我國著名將領馮玉祥回憶，部隊奉命調往大沽口防禦日軍時的出發情景是：「男女老幼奇哭怪號聲震雲霄」，「不明底蘊的人以為誰家大出殯，驚動了這麼多人哭送，絕對想不到這是軍隊開拔去抵禦敵人。為民族爭生存、為國家爭榮耀，所謂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在他們是淡薄到等於沒有的。」

過去國內不少作品總是歌頌北洋海軍的抗敵如何英勇，艦隊中有一些官兵確曾英勇奮戰，卻也有不少怯戰無能者。黃海海戰時，北洋艦隊的12艘軍艦中便有兩艘在戰鬥關鍵時刻掉頭脫逃。威海被圍的危急關頭，大批官兵竟向丁汝昌「乞生路」即要求完整地向日軍獻出軍艦和武器，以換得對方不殺和釋放。這一不應迴避的恥辱，恰恰說明了當時清朝軍心士氣頹喪，海軍也不可能例外。

輕蔑「支那」又成風尚

中日甲午戰爭是兩國千年間關係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日本不僅成為靠戰爭獲利的暴發戶，輕易獲勝又滋長了衊華、辱華心理。日本以小搏大取勝，使西方列強對這個新興的島國刮目相看，從此奠定了軍事強國的地位，在經濟上也通過掠奪和勒索獲得了起飛資金。

過去國內一些書籍稱，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掠奪了2.3億兩白銀，這只計算了《馬關條約》規定的賠款2億兩和「還遼」索要的3,000萬兩。其實在《馬關條約》中日本索要的白銀是一次性付款的數額，拖延便要付利息。此時年收入僅8,000兩白銀的清王朝財政早已入不敷出，只好向英、俄、法、德藉款，三年後交付的本利相加共2.6億兩。日本戰時還繳獲和掠走大批中國軍械和民用物資，估算價為6,000萬兩，這樣總計在甲午戰爭中從中國掠奪了3.2億兩。

日本在這場戰爭中的花費，據政府宣佈為2.3億日圓（折合白銀1.5億兩），其中包括了發展軍工的產業投入，真正作戰費用是1.3億日圓（折合9,000萬兩白銀）。日本等於淨賺2.3億兩白銀，這相當於戰前四年多的政府財政收入。

勒索到這筆巨款後，日本一面興辦教育，一面發展產業，用於下一次擴張戰爭。日本又從中國割去台灣這個富饒的寶島，還規定開放長江流域供其輕紡織業商品傾銷，這大大便利了發展經濟。毫不誇張地說，日本崛起的「第一桶金」，正是通過甲午戰爭掠奪而來。侵華得到的好處，刺激了東洋武士和財閥們，又爭先來搶割這塊肥肉。當時東洋流行的《大陸浪人之歌》便這樣唱道：「我們住膩了狹窄的島嶼，要到寬廣的大陸上遊蕩……」。

日本千年森嚴的封建等級制社會，造就了尊強凌弱的傳統心態。甲午戰爭中日本輕易打敗中國，「大和民族」的自傲變成不可一世，東洋三島上出現了半個世紀的辱華風。

日本因本土內有一個「中國」地區，在19世紀時對華稱呼為「清國」。甲午戰後，東洋三島上卻以「豬尾巴」作為衊稱中國人的綽號。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日本人不再稱「清國」，卻不呼正式國號而只用「支那」一詞。若進行純學術考證，有人認為「支那」是「秦」的諧音，或是英文China的音譯。這一詞彙原無惡意，不過在中國有正式國名時卻稱別號，本身就是輕侮。當年在日本社會上，「支那叭嗄」（當用漢字為「支那馬鹿」），又成為通行的罵人話。

20世紀前期曾有數以10萬計的中國留學生踏上過東洋三島。他們一走到日本人中間去，就經常可聽到連小孩子吵架也是這樣罵：「你怎麼這樣笨，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

民國年間的日本在中國土地上駐軍，也冠以「支那」這一辱華稱呼，如駐紮於華北的日軍定名為「北支那駐屯軍」，後擴大為「北支那方面軍」。進攻華中的日軍命名為「中支那派遣軍」，直至1945年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率軍投降時的頭銜還是「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戰後有些中國人憤於國恥標記，在中文書籍中改譯為「華北方面軍」、「中國派遣軍」。其實保留「支那」原詞不要改譯，反而更有益於人們記住國恥。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後，並沒有對中國宣戰，只稱這是一次「膺懲暴支」的「事變」，不遵守任何國際間的戰爭法規。受這種情緒煽動的日本軍人，便更加放手實行駭人聽聞的大屠殺。50年代在撫順戰犯管理悔過的日本戰犯追思為什麼犯罪的原因時都說：「那時我們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當成人，感到如同屠宰豬羊一樣……」。

促成這些暴行的思潮，追溯其源頭恰恰始自甲午戰爭，旅順大屠殺正是南京大屠殺的前奏。日本的「大陸政策」，也是從甲午一戰奠定了基礎。

從學日、抗日到最後打敗日本

在歷史上壞事往往能變成好事。日本侵華造成了歷史災難，同時又推動了中國的進步。梁啟超曾總結說：「吾國4000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200兆以後始也。」這一仗使進步的中國人在政治上看清了封建專制的腐朽，變法、革命的大潮也從此開始。

論起近代中國人的對日觀，一直充滿了複雜矛盾──對它既是老師，又是學生；既憎惡，又羨慕；既排斥，又最接近。日本對中國造成了最大的傷害，也帶來了最大的覺醒。看到原來是自己文化的學習者通過學西方而迅速強盛，過去輕視日本的國人馬上轉而向日本學習。

1895年4月，空前屈辱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馬上引發起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次大請願──「公車上書」。康有為起草的上書核心要求便是「變法」，變法學習的楷模恰恰又是剛打敗中國的敵手日本！

甲午戰敗後，想變法圖強的中國人掀起了赴東洋留學的浪潮。打開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名人錄，可看到國民黨前期的主要幹部多是留日學生，包括黃興、宋教仁、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那個上過日本士官學校預校，並在高田野炮聯隊擔任過伍長的蔣志清（介石），也在東洋生活學習過四年。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南陳北李」即陳獨秀、李大釗，以及最早的黨員董必武、李達、周恩來以及最早的農運領導人彭湃等人，同樣也曾經是赴日留學生。近代的著名文學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同樣也曾長期留學和生活在日本。

從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史來看，古代是日本學中國，甲午戰爭後是中國學日本。在現代漢語中，日語詞彙是最大的引進來源，其數量上千，包括政治詞彙如「民主」、「科學」、「社會主義」、「幹部」，軍事詞彙如「軍事」、「軍國主義」、「警察」、「宣戰」、「制海」、「制空」等，以及現代人常用的「經濟」、「投資」、「廣告」、「破產」、「法人」……。

甲午戰爭後，先進的中國人心悅誠服地努力學習日本，然而這個師傅卻不停地欺負學生。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國留學的青年雖大多數去了日本，回國後卻有眾多人成了宣傳革命和組織抗日的先鋒。中國通過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的民族進步，這裡面其實也包含著向敵國日本學習的成果。

從甲午戰爭起，日本侵略者在半個世紀內一直想征服中國，結果卻喚醒了一個沉睡的巨人，最終使自己深陷不可自拔的戰爭泥淖之中。1945年，中國人民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大背景下，最終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的崛起壓下了日本的氣焰，才有了戰後中日的友好交往。

近些年來，日本的右翼勢力繼續承襲「香蕉帝國主義」的遺風，重抄聯合西方人打壓東方鄰國的故伎。如今的中國只有努力發展並日益強大，才能從根本上端正日本的對華態度，這也是回顧甲午戰爭以來120年中日關係史所能得到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