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國運的比拚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週年，同時也是七七抗戰爆發77週年。甲午戰爭以清政府屈辱慘敗、日本強佔台灣獲得巨額賠款而告終；七七抗戰以中國完勝，日本戰敗放下屠刀簽署投降書而告終。兩場戰爭的結束，相距整整50年。在50年中，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確立了在東亞的盟主地位，發動日俄戰爭擠進了在西方列強行列，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企圖確立在遠東太平洋霸主地位。日本在近代「脫亞入歐」的道路上，以侵略鄰國為自己膨脹的野心壯膽。中國從甲午戰爭恥辱的慘敗中驚醒，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動盪、兵燹天災、民生凋敝、內憂外患。一個國運淪夷的國家與一個慾壑難填的國家在77年前展開了一場曠世生死決戰。

戰後中日兩國分別走上了不同的快速發展道路，今天兩國成為世界第二和第三經濟大國，然而，日本近年來明目張膽地將中國視為「最危險的假想敵」，在國際上鼓噪「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危險論」，將自己裝扮成一個維護東亞和平的「天使」，導致東亞地區大有劍拔弩張之勢。西方一些媒體甚至將中日矛盾視為「最具破壞性的潛在衝突」。

安倍政府對華政策，處處設絆，招招風狠，成為世人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重溫甲午戰爭至抗戰勝利中日間50年歷史，也許能破解當前中日關係難題。

一、「惡鄰論」與「中國威脅論」

甲午戰後，中國對日本的認識由「蕞爾小邦」變為與「西洋」並列的「東洋」，日本也將中國變為「惡鄰」、「支那」。相互間稱謂的變化，反映了各自在對方心目中的地位。

現在日本在國際上鼓噪「中國危險論」與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福澤諭吉的「惡鄰論」有相似之處。為了打破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華夷體系，福澤將中國、朝鮮稱為「惡鄰」。他認為親惡友者難避惡名，對待「惡友」要用武力征伐。

福澤諭吉「惡鄰論」為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做了思想總動員，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氾濫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這一論調的指導下，日本對華不斷用武，每次中國政局的變動，背後都有日本的身影。

現在日本所謂的「中國危險論」其本質與「惡鄰論」有異曲同工之處，不同的是時間發生了變化，鄰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正是由於中日兩國綜合國力發生變化，日本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一種威脅，甚至認為是危險。日本自絕於中國發展的契機，調整對華政策，破壞中日關係發展的基石，造成兩國關係自恢復邦交以來達到最低點，甚至是危險點。

「惡鄰論」也好，「中國危險論」也好，說明日本仍然沒有擺脫陳舊的對華戰略思想，仍然以中國為對手，甚至為敵。歷史已經證明，日本如果能夠抓住中國快速發展的大好機遇，與中國攜手共同推進東亞的發展，是兩國民眾所樂見的，必然能造福東亞地區。然而，日本當政者卻不願這樣想，更不願這樣做。

在國際上，日本扇風點火，藉機激化個別國家與中國在領土問題的矛盾，為他們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企圖強拉他們結成反華同盟。同時，還變本加厲公開指責中國企圖通過實力改變東亞現狀。日本現階段對華政策是寧願樹敵，不願為友。這表明日本對華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對於安倍的反華陰謀，第一、要堅決採取不以安倍為對手的策略，徹底孤立他，絕不能被其願在無條件下與中國開展對話的言論所迷惑，更不能讓其「中國危險論」擴散。第二、加大對日民間交流的深度，加強政黨外交、議會外交和經濟外交的力度，讓日本有識之士更多地瞭解中國堅持發展兩國關係的堅定決心，增強他們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信心。第三、打破安倍在國際上組織反華網路的企圖，深入揭批其激化地區矛盾行為的危害。如安倍政權否認「村山談話」和「河野談話」，反映了日本現任內閣對前任內閣政策的否定，造成國內政策的混亂，由此帶來與周邊國家矛盾激化和國際信任危機等。

二、「脫亞論」與「共同價值觀外交」

安倍二度執政後，在外交上開展了所謂的俯瞰地球儀外交穿梭，圍著中國與歐美各國大談所謂的「共同價值觀外交」怪論。實際上，日本是自作多情，各國外交政策都是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按照安倍的論調，歐美國家與日本有著共同的價值觀，都應與中國對著幹。實際情況卻不能如其所願。安倍的「共同價值觀外交」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只能騙騙人罷了。安倍的這套外交理論，沒什麼創新，是新瓶裝舊酒，承襲了軍國主義時期的「脫亞論」。

「脫亞論」的鼻祖是福澤諭吉。1885年他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一文，鼓吹日本應脫離「落後的亞洲」，以西方文明的姿態加入歐美列強之列。「脫亞入歐」的手段是用歐美列強對付日本的手法，對付周邊國家，也就是所謂的「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從結果上看，日本當時的「脫亞論」就是「禍亞」。

日本通過發動一系列的侵略戰爭，大發不義之財，更獲得了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的地位，最後一發而不可收拾，竟然做起稱霸遠東太平洋的美夢。最終，美夢變成噩夢。日本戰敗後被國際社會強令走上放棄武力和永久放棄發動戰爭之路。

郭沫若將中日兩國比作「一衣帶水，一葦可航」。地理上，日本是亞洲國家，是中國的鄰國；文化上，日本屬於東亞儒家文化圈；歷史上，日本得益於中國的發展。到了近代，日本學習西方列強的治國之道、強國之術，但是最終為其所害。

世界是多樣性的，各國存在制度、法律、道德、意識型態和社會管理等各方面的差異性。如果說有共同性，就是希望世界和平、經濟繁榮和民生幸福。然而，安倍又重回老路，追求所謂的「共同價值觀外交」，就是利用美日同盟，拉大旗作虎皮，以「中國危險論」為藉口，遏制中國的發展，大有「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之意。

針對安倍的「共同價值觀外交」，中國應向世界闡明追求和平發展的歷史根基，中國在近代百年歷史上遭受過屈辱和奴役，面對破壞世界和平的威脅，中國人民從不低頭，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更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同時，應讓日本明白：吸取歷史教訓，丟掉幻想，重返亞洲，誠實、踏實做一個亞洲國家，與周邊國家一道為重新構建東亞文化圈，為推動東亞區域一體化做貢獻，彌補歷史上給周邊國家造成的重大災難和慘重損失，這才是日本唯一出路。

三、「和平觀」與「積極和平主義」

安倍在國際上不僅開展「共同價值觀外交」，更積極推銷「積極和平主義」，從字面上看是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如同戰後日本的和平道路，其實不然，其「積極和平主義」與日本戰後所走的和平之路截然相反。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雖然是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但日本卻得益於這一和平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日本加大對外援助力度，其中包括中國。日本的國際形象大幅度提升，至今日本仍然享受這一和平紅利。

然而，安倍的所謂「積極和平主義」，一是在國內推行經濟、政治「三支箭」，隨後推出針對中國假想敵的強軍、擴兵「三支箭」，再次又發出強行修正日本歷史觀的「三支箭」。二是利用與周邊鄰國的領土爭端，改變武器出口三原則，解禁集體自衛權。掏空憲法的基本原則，無異於國家的根基被摧毀，這種做法在國際上成為笑柄。在日本，也只有安倍敢想、敢做。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安倍還是懾於國內根深柢固的和平觀，深知修改和平憲法必然遭到民意的反對，因此，他只能另闢蹊徑，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行反和平的伎倆，反映了他內心的忌憚。

儘管如此，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還是遭到了國內有識之士的批評，尤其是他極力為侵略歷史翻案，遭到了世界的批判。這正是其「積極和平主義」最大破綻。我們也應關注這樣一個現象：對於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罪責，很多戰後出生的人認為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歷史的包袱不應由他們永久背下去。這種想法在當今的日本社會有很深厚的基礎，為安倍否認、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戰爭提供了廣闊的土壤。日本甚至中國有些人認為處理中日關係，不要打「歷史牌」。這種觀點無視歷史和現實。對於歷史問題，要時時打，天天打，年年打，只有打到日本徹底承認侵略戰爭罪責和真誠道歉為止，否則中日關係不可能沿著正常的軌道發展。

擺在安倍面前有三條路可選擇：第一條路是繼續堅持走戰後和平發展之路。日本國民願意，但是安倍不願意。第二條路是重走軍國主義道路，日本國民強烈反對，安倍不敢走。第三條路是脫離戰後和平發展軌跡，藉口與周邊國家領土爭端，製造假想敵，嚇唬國民；利用美日同盟，製造事端，拖美國下水，讓美國消耗實力，最終逼迫美國關閉軍事基地和撤走美國大兵，實現所謂的真正「獨立」，建立「普通國家」。只有第三條路是安倍願意選擇的，也是目前正在走的路。既然如此，必須讓美國意識到一味偏袒日本的潛在危險，養虎為患，終有一傷。

總之，日本不認為當年是敗於中國的長期抗戰，更不服當今經濟總量被中國趕超。面對這樣的一個鄰國，中國必須堅持發展，只有發展到綜合國力讓日本徹底服氣的那一天，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