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移植為何深陷泥淖？（下）

由於基層政治與基層私人活動與基層經濟的高度交融，政治包含有非常具體的利益，這種情形很容易導致社會對政治權力的強烈追逐以及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激烈爭鬥。到台灣旅遊的人常發現，台灣人本身溫文爾雅，接人待物都很有禮貌，但講起政治來卻異常衝動，即使在議會的莊嚴場合，也常常上演「全武行」。其實，這不能怪台灣人政治素質不高，而要怪台灣政治包含了太多的現實利益，但又試圖模仿西方政治民主的形式，結果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政治如果包含太多的現實利益，就是在最有紳仕風度的英國，也很難避免爆發激烈衝突。

對西方民主的誤讀不僅僅限於台灣。許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都把西方社會中僅縮居於一個很小角落的政治民主誤讀為一種適用於全社會的機制，然後再把這種機制移植過來解決全社會中許多利益攸關的問題，最後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撕裂社會，國家常常因此而陷入動盪之中。西方民主之所以在西方國家表現相對良好，那是因為民主政治在西方社會高度空洞化，根本就不解決與重大經濟利益有關的事務，這些事務都由市場自己解決；西方民主之所以在移植到非西方的國家和地區後遭受挫折，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常常把政治民主當作解決社會根本利益衝突的主要機制，從而賦予了西方民主不能承受之重，這樣一來，民主政治根本就無法穩定，這是西方民主輸出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

三、國家認同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一些國家移植西方民主失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在國家認同尚未形成時就貿然實行西方式民主，甚至試圖用民主政治來解決社會因國家認同分歧而發生的衝突，這不僅是南轅北轍，而且是給社會衝突火上澆油。從各國歷史看，如果社會大多數成員對國家沒有基本認同，理性就會退場，任何政治辯論都難以達成共識，如果這時再引進民主機制，常常引發激烈的社會衝突。在一個缺乏國家認同的社會建立民主政治，就等於在撕裂這個社會。

試圖用西方民主模式來解決國家認同的人忽略了，西方社會對國家的認同在先，政治民主建立在後，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

西方及台海兩岸的很多學者都對台灣社會發展有一個判斷，這就是認為台灣已經完成了民主化轉型。與台灣人交談，相當多的人也把台灣民主化當成一個即成的事實。所有這些斷言台灣完成民主轉型的依據也很簡單，這就是2000年台灣完成了和平的政權輪替。按照西方民主理論，兩黨或多黨競選，公民普選在台灣都實現了，而且還用選票實現了政黨輪替，這難道不是民主政治嗎？

但是，上述判斷迴避了兩個很重要的問題：台灣社會完成了國家認同嗎？國民黨與民進黨真正是西方意義上的執政黨與在野黨嗎？

根據台灣「旺旺中時民調中心」2014年度第一季的民意調查，台灣居民中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高達40%，這個比例近年來並無太大的變化。這一次強佔台灣立法院的學生領袖在集會中為了安撫激進的同學，反覆宣稱自己不是中國人，以期用這種族群站邊的方式來獲得支持；而連續在台灣執政兩屆，目前是台灣第二大黨的民進黨從來就沒有承認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憲法」。從2001年開始，民進黨更是把主張台灣獨立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作為黨綱。很多讚揚台灣政黨輪替的人都有意無意地迴避了，民進黨其實並不是一個認同憲法的政黨，而是一個要推翻憲政體制，重新獨立建國的「建國黨」或「革命黨」。如果不是中國大陸和美國兩大政治軍事力量的壓力，民進黨早在2000年就宣佈獨立建國，台灣早就可能陷入內戰和族群衝突的混亂之中，哪裡會有和平的「政黨輪替」？

台灣行政院長江宜樺曾在1998年出版過《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一書，從「族群血緣關係」、「歷史文化傳統」與「政治社會經濟體制」三個方面對國家認同進行了分析。但是，台灣族群衝突的潘多拉盒子早已在移植西方民主的過程中打開，族群已經撕裂。江宜樺作為學富五車的政治學博士，在這次跟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對話中，沒講幾句話就被學生嗆「滾回去」，滿腹經綸也無法述說，最後只有無奈離開。在一個族群分裂的社會，從來就只有情緒而沒有理性。沒有理性，何來民主政治？本來，台灣社會比較好地保存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在70、80年代經歷了經濟起飛，經濟各項指標曾一度居於亞洲四小龍之首，但近十幾年來卻一路下滑，這跟島內的政治亂像有很大關係。作為一個經歷了長期殖民統治的地區，國家認同尚未完成，台灣原本不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結果，從西方引入的多黨競選政治不僅沒有形成良性的政黨輪換，反而造成了族群分裂和國家認同的危機。這一次強佔「立法院」的太陽花運動雖然事出偶然，但偶然中卻顯示出必然，因為台灣社會從來就沒有完成國家認同，也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時至今日，國家認同仍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無法由民主政治來解決，因為國家認同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國家認同，何來民主政治？這一次台灣學生強佔「立法院」、進攻「行政院」，撕開了台灣社會的民主外衣，讓人看到了所謂台灣民主不過是一種幻象而已。

今年2月烏克蘭出現的動盪也跟社會缺乏國家認同有關。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獲得獨立，但新建的國家從來就缺乏社會基本認同，東西烏克蘭的分裂趨勢一直潛在。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體，烏克蘭現有版圖的歷史還不到70年。東烏克蘭與俄羅斯接壤，民族文化接近俄羅斯。1922年蘇聯成立，東烏克蘭加入聯盟，是蘇聯的創始國之一。而西烏克蘭（東加利西亞和西沃倫）則是另外一種情形。西烏克蘭從1918年就被波蘭佔領，在後來波蘭和蘇聯簽訂的《裡加條約》中，雙方都承認西烏克蘭屬於波蘭的領土。一直到二戰爆發後，波蘭被德國和蘇聯瓜分，西烏克蘭才併入蘇聯的烏克蘭共和國。所以，在國家的起源上，東西烏克蘭本身就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在烏克蘭這樣一個缺乏國家認同的社會，貿然實行西方的多黨政治，用黨派爭鬥放大和加劇了地區和族裔對立，使社會的分裂風險進一步加劇。在烏克蘭28個級行政區中，亞努科維奇的親俄勢力在10個東南部地區佔絕對優勢，而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的親歐洲勢力在另外18個中西部地區則處於上風，社會大眾對國家的認知處於一種分裂狀態。這一次烏克蘭出現的街頭暴力和政治動盪正是東西烏克蘭分裂的集中爆發。展望未來前景，缺乏國家認同仍是烏克蘭最大的社會問題，從西方移植的政治民主根本無法生根。

綜上所述，西方民主是穩定西方社會的一種重要形式，這種形式是通過政治弱化和政治空洞化來實現的；同時，西方民主也是在國家認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傳統國家，在一個政治經濟交織密切的國家，如果貿然引進西方民主來解決尖銳的利益衝突，甚至用來解決國家認同的問題，可能會適得其反。利益衝突可能會在黨派爭鬥中加倍放大，族群衝突可能會更加非理性化，社會極有可能在內鬥中崩潰。作為發展中國家，找到適合自己的民主形式應該才是發展的正道。【全文完】

（轉載自觀察者網 http://www.guancha.cn/han-zhu/20140404_21947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