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提名、普選、民主反思

談香港的困境與出路

張麟徵
(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


香港為了特首普選提名問題已經鬧了一年半,情勢進入倒數計時的關鍵期。陸港關係今後怎麼走,關涉到大陸政權的穩定,也關涉到香港經濟的繁榮。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截至目前,應該是成功的。這段期間衍生出來的許多波折,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後天的處理失當。

一、香港的反中原因

香港回歸前接受了英國一個半世紀以上的殖民統治,一般人民即使保留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習俗,但在政治這一塊已經完全西化了。英國統治香港,就像英國統治其他殖民地一樣,雖建立了法治與自由,但卻沒有給予殖民地人民任何民主。在去殖民化運動風起雲湧,英國被迫撤出這些殖民地前,英國才啟動「憲政談判」,硬塞給殖民地一部憲法。殖民地人民既完全不解民主政治為何物,其政治人物也無民主素養,只會抓權弄權。難怪英屬殖民地獨立建國後無不政治動盪,政變頻仍,獨裁專權情況層出不窮。

1984年中英協議達成之前,北京政府沒有注意到英國前此在允許殖民地獨立時的作為。北京承諾,回歸後香港現狀50年不變,卻未在協議上註明所謂現狀指的是1984年英治的現狀,在1997年回歸後50年不變。這一疏漏,給了英國13年時間,在香港大動手腳。臨去秋波,啟動香港的民主化進程。這是北京當年的失算。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SARS疫情爆發時,多虧北京當局劍及履及的金援,與陸客自由行帶來的商機,才讓香港度過危機,當時香港對北京是相當感激的。但隨著大陸遊客大批湧進,搶購商品、奶粉、置產、滯港生育、帶動樓價攀升、兩地人民人文素養的落差、加上英美及台獨人士的撩撥等因素,部分香港人民對大陸產生強烈反感。

回歸後,民主選舉更是港人的高度期待。從一開始,香港泛民主人士就譏諷北京所設計的特首與立法會議議員選舉是「鳥籠選舉」,對歷任特首的能力也頗有煩言,鼓吹直接普選。當北京讓步同意在2017年實施直接普選之時,泛民主派及激進港青又加碼要求特首提名取消「愛國愛港」的條件、不設候選人數限制、並允許「公民提名」等主張。

同時台灣因素對香港發酵。港人不思索台灣政治歷史社會的獨特條件,一味以台灣的直選為模仿對象。特別是今年3月「太陽花事件」,台灣極獨派青年提出「公民不服從」的違法主張,成為激進港青比擬引用的活水泉源,打著無條件開放特首直選以掩飾反中、港獨的立場;並以「占中」訴求,脅迫港府與北京讓步。

二、「愛國有罪,造反有理」並不民主

港台都有被殖民經驗,只是香港的歷史更久,對英國及西方政治文化的認同更深。兩地部分人民對殖民統治的歷史都欠缺反思。在殖民者的洗腦,對過去殖民統治的美化,前殖民國家及美國的介入,以及在反共的意識型態影響下,認同對像被徹底異化,像變異的細胞攻擊自體,兩地都出現反中現象。

兩地人民標榜追求民主的行動,都在外力慫恿,獨派政黨操縱,激進青年帶頭,盲從青年追隨下,變質為民粹。民主與經濟發展不同,後者可以在他國過去經驗的基礎上,擇善棄惡,快速追趕,如大陸這些年來經濟的飛速發展。但是政治民主卻需要時間來設計規劃、教育人民、塑造環境,循序漸進。所有老牌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是經歷數以百年計的長期發展而取得,那些速成的新興民主國家,如50年代末以來先後獨立的非洲國家,因為民主政治客觀條件的配合不足,到現在都還在騷動與摸索中。這些血的教訓應該記取,這也讓我們更佩服中山先生的先知先覺,主張統一後的中國要實施軍政、訓政、憲政,循序漸進,邁向民主。

追求民主普選,應該循民主法治的規定而為。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不能違法,否則就是革命、政變。沒有任何人可以自外於法律,青年人也不例外。但是港台兩地媒體及社會卻對這些年輕人特別優容、追捧,認為他們有理想、純潔、是社會良心。其實佔中運動發起人,所謂的「占中三子」都是思想成熟的的中年人,如戴耀廷、陳健民是大學教授,朱耀明是牧師。他們主張「占中」是最後選項,應持續與官方溝通,比較理性,但卻被激進學生牽著走。年輕人激進有餘,成熟不夠。帶頭力主「占中」的年輕人有的是大學生,如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更有不少15、16歲的中學生,如黃之鋒,理想純潔或可肯定,但是少不更事,不知道罷課、占中等違法行動會對香港社會的法治、金融、經濟、陸港關係、乃至區域情勢,造成多麼不可測的後果。更何況這些年輕人本身,及其背後的推動者,都有港獨傾向,或者就是港獨。情勢令人擔心。

最足以說明這批人的港獨傾向的,就是他們反對「愛國教育」。世界各國無不實施愛國教育,人民都以他們的國家為榮。北京政府想在香港推動愛國教育,何錯之有?在英國殖民香港一個半世紀之後,港人心中只知有英,不知有中的情況下,推行愛國教育不是當務之急嗎?香港人可以不喜歡共產黨,但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中國歷朝歷代多矣,你可以不喜歡唐,不喜歡清,但是政權更替,中國卻一直存在,國家還是你的,需要愛的。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不然就不叫回歸。不愛中國的,何不當初直接請領一本英國護照,去做二等英國人?

三、大陸應對策略的檢討

因緣際會,香港回歸時大陸將給台灣設計的「一國兩制」,優先在香港落實,對香港夠寬大。在香港實施了特首的民主選舉,照理說,香港人應該高興,結果不然。幾年後,香港人就開始以「兩制」對抗「一國」。

香港人要民主未必是真,否則英國殖民150餘年期間,怎麼沒半個人提起過?香港人基本上瞧不起中國人,沒錢時嫌你窮,有錢時嫌你暴發戶,沒素養。保不準哪天素養提升了,又有別的可嫌了。一句話,香港人認同英、美,對中國沒感情也不認同。認同問題只有靠教育才能解決,北京當局看到了癥結,希望在港推動「國民教育」,港府在2011年出手處理。但是港府與北京都不夠堅持。2012年9月7日晚,由黃之鋒領導「學民思潮」組織,發動了12萬身著黑衣的大人小孩,在政府總部前聚集抗議「反國教」。港府居然屈服,撤回了「國民教育科」方案。愛國教育的無疾而終,透露了北京政府的懦弱,港人更想軟土深掘。2013年3月27日,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唸書,爭取2017年給予公民直接提名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權利。

占中問題鬧了一年半,國際勢力介入,台灣獨派插手攪局,東海南海情勢升溫,美國重返亞太行動積極,日本右派囂張狂妄,使北京意識到,香港問題處理不好,不僅可能造成台獨港獨匯流,還可能影響國家的安危,這才開始認真考慮不能再妥協。

8月31日,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首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出台。除決定2016年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繼續適用現行規定,不作修改外,關於特首普選問題提出了幾個重點。

一、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組成一個新的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二、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三、行政長官普選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經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四、如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未能經法定程序獲得通過,行政長官的選舉繼續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人大常委會這一決定,有幾點意義。一是斷然拒絕了若干港人,對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的要求。二是強調香港行政長官當然必須是愛國愛港之人,實行兩制,但不得牴觸一國的原則。三是民主政治必須循序漸進,目前走到的地步就是這樣,香港人要嘛接受,要嘛原地踏步。

其實,北京對香港與台灣本來就要有兩手策略。軟的一手已經用到盡頭,當然就要換硬的一手。港台兩地的分離主義分子佔盡便宜還賣乖,就要讓他們知道,北京不是可以任你們需索無度的。北京的底線不過就是一國,如果不承認同屬一國,就沒有甚麼人情好講的。

四、民主的反思

西方國家認為民主是普世價值,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民主只是我們在未能找到或被證實為更好的政治制度之前的一個過渡選擇。以世界之大,國家之多,各國差異之鉅來看,西方那套民主制度未必可以一體適用。在民主制度廣被的今天,無論是老牌民主國家,或新興民主國家都出現了諸多問題。一是制度本身的問題,一是民主素養問題,一是領導人的適格問題。

以美國這樣的民主樣板國家為例,當行政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黨,兩黨惡鬥越來越難避免。最近這些年,美國聯邦政府不時因財政或債務問題談不攏而關門。白宮與國會之間權斗不斷,總統的政策難以落實。為了爭取選票,政黨中的派系不乏走上激進偏鋒之路,綁架整個政黨。

民主有其遊戲規則,透過選舉,多數執政,而願賭服輸是起碼的條件。但我們看到太多的例子,是選舉結果不如人意,敗選的一方就以各種手段與訴求將民選政府推翻。如泰國的黃衫軍一再發動群眾,推翻了幾任的民選政府;埃及在茉莉花運動之後選出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不旋踵又被軍方以政變手段推翻。面對這樣的變化,美英等西方國家沒有評論。沒有民主素養,談甚麼民主選舉?

在領導人層面,既然是經普選產生,而大多數的選民都是普通人,在媒體扭曲報導,金錢、派系、族群、宗教等因素影響下,選出來的多半都是能言善道,賣相佳,善於推銷自己,實際執政多半眼高手低的人。這樣的國家領導人,過不了多久就因施政乏善可陳,或錯誤百出,或操守有虧,支持度一路跌到谷底。歐巴馬、歐蘭德是這樣,陳水扁、馬英九也是這樣。

天真的香港人以為透過公民提名,擺脫北京要求的「愛國愛黨」條件,選出一個遠離北京的人,就能解決香港當下面臨的諸多問題嗎?他們提名的人一定比提名委員會同意的人選更好嗎?其實民主政治的本質就是平庸,除少數例外,如德國選出的默克爾,鮮少能透過選舉,選出德行、能力、魄力、遠見、溝通等樣樣都行的領導人。

最近這些年,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許多國家與學者開始討論「北京模式」,這指的是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模式。限於篇幅,此處不談這個問題,只談領導人產生的方式。除了候選人必須具備政黨黨員資格,換屆的規定,中西皆一樣之外,北京領導人產生的方式與西方截然不同。簡單的說,西方是靠數年一度,全民參與的選舉,產生領導人。鄧小平以來,中國是靠長時間、地方與中央輪番歷練、層層觀察篩選競爭,最後再經由一個人數有限小團體的提名與選舉,才能脫穎而出。前者出錯的機會大,後者出錯的機會小。前者可能從空而降,一舉成名;後者則是從基層一階一階上來,步步踏實。實踐檢驗真理,那種制度產生的國家的領導人比較有才能、有遠見,從這20、30年來各國國力與國際地位的升降可以得出結論。

西方將普選的民主制度譽為普世價值,四處推廣;中國則從不推銷自己的制度,認為國情不同,各國必須自找出路,不能照搬一套完全外來的東西。兩者的主張可以看出不同的胸懷氣度。香港人為何見不及此,緊抱西方觀點?

五、結 語

北京承諾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必須認知到,只有在一國之下,兩制的推展才有空間。架空或拋棄一國,忘了自己是中國人,反對愛國教育,反對特首候選人需要具備愛國愛港的條件,不僅是徹頭徹尾的港獨,也是英美的打手。

分離主義是世紀傳染病,所到之處無不紛擾衝突不斷。且不說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在外在環境艱險,美日等國力阻中國和平崛起的當下,北京對中國任何地區的分離主義都不會妥協。港獨想以公民提名為由,以普選為幌子,以少不更事的年輕人為馬前卒,爭取香港社會與國際支持,偷渡港獨的主張,這是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的,北京政府並不笨。為香港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計,港人應接受北京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首選舉所提出的方案。這不是甚麼「袋住先」的權宜考量,而是循序漸進,推動香港民主進程的理性抉擇。

2014/09/19 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