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永康案談習近平反腐作為

一、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反腐

腐敗的問題在中共黨內是一個長期性、複雜性的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歷次大會的「政治報告」，都對幹部腐敗的問題有所批評，而且出現下列的趨勢：

第一是字數的不斷增加，代表了腐敗問題的嚴重和中共的重視，「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有關腐敗的批評是在「第四、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整黨，使黨風根本好轉」，全部共50字；到「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有關腐敗的批評是在「六、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相關共用64字；到「十四大」的政治報告中有關腐敗的批評是在「四、加強黨的建設和改善黨的領導之第三，密切黨同群眾的聯繫，堅決克服消極腐敗現象」共用了96字；中共「十五大」的政治報告中有關腐敗的批評是在「十、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共用200字；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有關腐敗的批評是在「十、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之（六）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共用331字；中共「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有關腐敗的批評是在「十二、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之（六）切實改進黨的作風，著力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共用397字；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有關腐敗的批評是在「十二、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準之（七）堅定不移反對腐敗，永保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共用493字；這是十分吻合事實發展的現象。

第二是用字有差異，在80年代中共認為這是個別黨員的作風問題，（1982年）其基本對策也就是「黨內整風整黨」（1987年）；到90年代反腐敗問題的嚴重性，明顯上升，成為「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1997年）要「加強廉政建設」（1992年）；再到新世紀「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2002年）；「關係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2007年），「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2012年），這也說明中共幹部的腐敗情勢是越演越烈，中共的對策也從比較空泛的「加強廉政建設」，轉為認真落實，嚴格執行比較具體的「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作了決定之後，1998年11月黨中央、國務院發佈的《關於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到2010年11月10日以中發（2010）19號文頒布新的《關於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強化了責任制的規定。

第三是新世紀以來反腐的議題開始在政治報告中形成獨立段落，足見市場經濟之後，腐化的情況，不僅嚴重，而且是氾濫成災，因為社會進入「市場化」之後，金錢和財富逐漸成為人們至高無上的新價值，在社會價值體系、民族核心價值觀中，擁有主導性的話語權，結果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就異化為以其金錢與財富標準法則去衡量。則原有價值觀、倫理道德、思想意識型態、信仰都受到市場經濟的挑戰和衝擊，很容易誘使幹部以權換錢，用權謀利。因此，幹部的腐化越來越普遍，加上中共幹部的權力沒有相應的制約，因此，幹部的腐化越來越嚴重。而中共在監督、管理的手段上，一直採取內部機制，以至問題越演越烈，中央再重視都不見效。

二、成績之後的問題

自從習近平2012年底上台以來，在中國大陸的內政上，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反腐肅貪」（當然嚴格地說貪、腐是兩個概念，貪是法律問題，腐是道德問題，通常兩者帶有相關性，但貪者未必腐，腐不必從貪，在此從俗以「反腐」統稱），習近平當年在接任總書記不到一周的時間裡，已在不同場合兩次就腐敗問題發出嚴重警告，而且是由王歧山這個金融專家來主持反腐大計，然而在當時不少人抱持新官上任的心態，只要忍一忍不在風口浪尖就沒事，也有人視為是「走過場」「門面功夫」的表演，也有人以為權力鬥爭的整肅運動，或是政績工程作戲心態，很少意識到這會是一場中共官場中的「長征」，迄今已近兩年，省部級、副省部級的領導近41人落馬。特別是政界的蘇榮，軍界的徐才厚，黨內的周永康，都是黨與國家領導人級別的「大老虎」，反腐至此，也有人認為到了周永康應該是「收官之作」，然而山西省的官場地震，按劉雲山在布達王儒林會上的說法，山西省的政治生態存在不少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形勢嚴峻。中央高度重視山西存在的問題，高度重視山西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決定對山西省委班子作重大調整。袁純清（原山西省委書記調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才調職，白恩培（青海、雲南省委書記後任人大常委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又被停職調查，足證王歧山在全國政協「反腐永遠在路上」的說法所言不假。也顯示了習近平反腐的決心。

然而迄今為止，習近平的「反腐」依然是以「人治」為動力，「運動」為特色，前者是以領導人的決心為基礎，後者是人民社會的參與依靠，人治難過「人情」，運動難免「氣竭」，所以習近平的反腐一直有出何時「叫停」的疑問，從而就必須不斷重複，再三宣誓，其實關鍵在於外界對貪腐的認知，因為大家都認定當今任何政治體制都不可能根絕「貪腐」，（葉一璋，全球清廉印象指數〔CPI〕發佈新聞稿，http://www.tict.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131203，所公告的資料「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評比全球公部門廉潔程度最重要的指標，以0到100分評價〔0分代表被評價極度貪腐；100分代表被評價最廉潔〕。在2013年度上榜的177個國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得分低於50分〔亞太地區有64%低於50分〕，其中丹麥和紐西蘭以91分並列第一名，而阿富汗、北韓和索馬利亞則以8分墊底，表現最差。）然而其他國家的反腐工作是司法部門、廉政部門的經常性業務與工作，所以沒有所謂「停止」的問題；而習式「反腐」目前仍然依靠「人治」「運動」方式的反腐，就必然有高低起伏，因此，何時是低潮，例如何時不派「中央巡視組」；另外大家對習的「反腐」最終的目的為何，也很有疑問，雖有不同的解答，但是在「目的」達成之後，也就是「反腐」停頓之時，至少是暫時不是政策的優先工作。因此在回答周永康案之後，是代表新領導集體反腐工作的「收官之作」，或是反腐進入深水區的轉折點。之前必須先行釐清本文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三、習近平反腐的目的

習近平啟動反腐鬥爭時，有不少論者認定是「權力鬥爭」，如果是以「鞏固權力」作為目標，則蘇榮、徐才厚、周永康的落馬，應該就代表了習的權力已經相對穩固，熟悉中共政治生態的人都清楚新領導人的權力是否「穩固」的主要標誌，就是領導人是否可以剷除政治上其他派系，而依舊保持政治正常運行。依此標準，如今正是宣佈第一階段的階段目標完成的時機，但是事後的發展證明不是如此，換言之，「權力鬥爭」的說法，是一種虛假的猜測。

其次的「救黨圖存」，習近平在他上任之後，第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就針對各級幹部的貪腐案件，提出警告：「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近年來我們黨內發生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性質非常惡劣，政治影響極壞，令人觸目驚心。」

其中習近平所說的「亡黨亡國」說源自中共新世紀的「政治報告」，但過去有警惕無辦法，習近平與王歧山合作，確實交出了不同以往的成效，也讓大陸的社會風氣，民心向背和官僚文化出現了重大轉變，但是畢竟時間不長，痼疾難愈，腐敗分子也未盡除，除惡不盡，余火不熄，就此擺手，必然是功敗垂成，一切枉然，因此，習近平的目的如果是救黨，周永康案也不會是反腐的休止符；人民網評在周案公開的同一天，發表了題為《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號》，雖然後來被刪，但是在網路時代這種作法只是欲蓋彌彰而已，因此習的目標應該不僅是消極的平民怨，收民心，保執政而已。

其三是「建立現代化治理國家」才是習近平反腐的積極目標，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這些都是間接針對反腐工作的作為，而「決定六十條」之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加強黨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統一領導。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健全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和完善各級反腐敗協調小組職能。」則是直接作法。從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TI）2013年的資料來看，在亞洲香港（75分）第15名；日本（74分）第18名；不丹（63分）第31名。鄰近之韓國（55分）第46名，而中國大陸（40分）第80名，是亞洲重要的國家中比較靠後的（泰國88，印度94，印尼118），在金磚五國中排名中間，次於巴西（69）、南非（72）優於印度、俄羅斯（119）。以這樣的排名稱不上是現代治理，中國大陸作為崛起的大國，除了在經濟發展的成績之外，如果不能在國家治理方面顯現出新的成績，則不但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不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國現有改革成果也無可持續，不反腐談不上任何政治改革，不反腐‧任何的政治改革也都不可能見效。

一如大家所知，對任何政權而言「反腐」都是自清的手段，不是目的，對習而言，「反腐」作為手段在初始的目的，希望能威嚇官吏，急剎歪風，安撫民怨，爭取時間，深入改革；如今可謂初見成效，進一步則需要從「人治」而「法治」，從「運動」而「常態」；正如人民網的評論所說：「除了治標還要治本，除了懲治大老虎，更從制度設計上防止腐敗出現。毋庸諱言，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複雜，一些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影響惡劣、亟待解決。」同時「反腐」也有戰略的、積極的、正面的目的，在官員的作風改變，官場的風紀端正的過程中，進行中國大陸治理現代化的建設，才是符合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為小康社會，中等發展的現代化國家的目標。

四、結 論：

在當前「習式反腐」中，顯然是比較重在治標，因為外界假設了「習式反腐」，為黨的執政權利而「反腐」，因此在周案、徐案之後，就會慣性地進入休止符的時期，其結果短期的禁奢，就會是下一波腐化的催化劑，顯然習式反腐，不是以執政黨免於「亡黨」為單一目標，所以評價「習式反腐」的關鍵，不是只治標不治本的問題，而是不先治標如何治本，以及治標之後如何治本的問題，「標」之不治則缺失難現，漏洞難現，不清楚缺失，看不見漏洞，奢談治本，就只能移植、複製別人的規範，其結果必然治絲愈棼，越反越腐；「治標」的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營造一個良好的政治氛圍和政治生態環境，以減少反腐的阻力；我們發現習式反腐在治標工作上，還注意到自家的腐敗問題，一面查官，一面也查紀委，以自身淨化來刮骨療毒，另外利用科技開門反腐，也都強化了反腐治標的社會效果，應該說也具有治本反腐的參考意義；但如果只為反腐而反腐，而忽視了整理、歸納、研究腐敗的個案，綜整出有意義的經驗法則，從而立足自己的政治文化，思考反腐之道，並使之納入中國的反腐規範之中，成為法律，則難將反腐治標的成果、心得嵌入治本反腐的脈絡之中；這樣就是為反而反，難以持久，只能嚇阻於一時，無法建構邁向現代化的治理之坦途。

其次在中共體制內「反腐」絕非總書記一個人決心的問題，而是必須中共內部的幾種政治集團都有「亡黨亡國」的危機意識，大陸社會擁有極高的民意支持，才有可能具有強大的續航力，客觀而言，本世紀以來，每一任的總書記任內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吏，因腐倒台，涉貪入獄的亦不在少，但是都只是形式性質治標，這次習式反腐顯然不滿足於僅僅是形式性質治標地反腐，其反腐的力度、廣度、深度和高度，歷來罕見，其所需要的支持，以及所面對的反抗，歷來罕見，若非精心策劃，縝密佈局，耐心搜證，難以為功；因為當今中國大陸的貪腐是「寡頭式的貪腐集團」，所謂「寡頭式的貪腐集團」一方面指少數的家族獨佔、寡佔了中國大陸的某些行業，他們僱用了相當的紅二代，形成中國大陸境內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彼此沆瀣一氣，化公為私，坑害國家。如周案的石油幫就是一例，其次就是國營企業做專利、專賣也是一種寡頭，他們透過海外投資，套謀私利，這些集團經過多年經營的這些寡頭，向上向下、左右勾連、盤根錯節的政商網路，他們利用其金脈和人脈，形成獨立王國，恣意扭曲、抵制甚至對抗中央的政策，罔顧國家人民，影響至為惡劣；王歧山在一次的內部講話「貪斂、墮落到某一界限會利令智昏，為外國政府效勞，有意提供政治、經濟金融等機密情報，不擇手段竊取情報。」他怒指「央企高層有人『叛國』。」「反腐」就是要剝奪中共內部「寡頭式的貪腐集團」的根本利益，故而每一個節點上，反腐力量都可能遭遇極大的阻力，他們絕不可能束手就擒，必然是「聯合相關利益者」進行孤注一擲的反撲，所以「反腐」注定是一場極其艱難的「內戰式的革命」，所以才傳出習近平說「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甚至有意圖暗殺王歧山的傳聞。

總之，中共現階段的「反腐」絕非建立制度的問題，而是如何透過政治鬥爭的藝術，發動群眾，結合菁英，統戰派系，打好反腐鬥爭的一個一個戰役，總結經驗不斷推進的時代。

在中華文化圈內官僚的腐敗問題不僅是人性問題，也是歷史問題，更是文化問題，所謂「人性問題」是個人的「貪」念，是利益，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國際透明組織的評比中，評為第一名的紐西蘭、丹麥也只有91，所以對任何政體而言，「反腐」都是各國政治的必要配備；所謂「歷史問題」是指在中國大陸的貪腐，在官場上有其傳統，盤根錯節，有時甚至成為官場中的潤滑劑，不可或缺，大家心知肚明的潛規則之一，故而剷除起來，困難重重；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所謂「文化問題」，反有貪腐之官必有行賄之民，對中國人民而言，行賄官員是一種破財消災，花錢買平安，花錢買保險的庇佑心態，看別人都如此，自己特立獨行，顯得自己「不濟事」，看別人都如此，自己不跟進，心裡沒有底，所謂「行賄」在中華文化中沒有被「罪惡化」，被「羞恥化」，既然行賄者無罪，則禁止收賄、索賄當然就倍感困難，甚至到了不行賄不知如何與官府打交道的地步，行賄成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是以中共的反腐必須既要大力澄清吏治，更須教育百姓，主動行賄與收賄同罪，才能從根糾正文化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