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文明下的象牙塔

知識的商品化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但是當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後工業化時期，知識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知識的商品化也愈來愈劇烈。正如其他商品一樣，伴隨著知識商品而來的是知識剝削。但是因為腦力勞動的方式沒有體力勞動那麼具體，知識剝削的形式也遠較體力剝削來得微妙。

剝削現於分工。在前資本主義或早資本主義時期，知識勞動像手工業那樣，往往只是一種個體性的勞動。一個科學家只是一名「個體戶」。在他進行研究的時候，事無鉅細都得親力親為。在這個時期，剝削比較少，規模也比較小。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手工業式的科學研究已大大改變了。現代科學家──尤其是所謂「大科學」（big science）──一個計畫往往包含數以百計的研究人員。例如在高能物理，一個實驗往往耗資百萬，有上百名物理學家參與。當科學隊伍變得這麼龐大，分工就愈精細，剝削的強度也愈大。一個人只管一項非常特殊化的工作，對整個計畫並不一定知曉。一個專修高能物理的學生，他往往只成為一名經過高度訓練的電子專家或計算機程序編譯員，他對整個實驗的知識非常有限。這種疏離感跟大工廠裡一名工人所感受的沒有兩樣。

大學是尋求知識和傳授知識的主要場所。由於在傳統觀念上，知識具有超越的純潔性，大學往往被視為是象牙塔，而塔內的住民──教授──也往往被視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智者。這種浪漫化了的圖像，在商業文明席捲全球的今天，已經有點面目全非了。

美國的大學愈來愈像公司。首先，一所大學的董事會往往就是由一些大商賈組成的。名義上，大學的任務有三：教學、研究、和服務；但實際上研究是最受重視的一項，遠遠凌駕在教學之上，而服務則只是應付大眾的辭令而已。談到研究，以前美國學術界流行過一句話：「不發表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但這句話已不足反映目前的狀況：現在大學教授最重要的工作是尋找研究經費（grant）；沒有經費，研究無法進行。此外，一個教授的薪金、升級、聲望、地位都與他拿到經費的數目有關。為了爭取研究經費，教授不能只是一位單純的學者，他還必須是一名出色的推銷員。大學這麼重視研究經費，除了名望之外，另外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是校方可以藉此「抽頭」而撈到一筆可觀的收入。每項研究經費，分為直接經費（direct costs）和間接經費（indirect costs）。直接經費是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的費用（例如薪金、儀器）；間接經費是校方因提供方便（例如場地、水電）而徵收的費用。間接經費與直接經費的比率因校而異，平均約為0.6。有些大學（尤其是「名校」）的比率相當高；例如哈佛醫學院，間接經費竟高於直接經費，是它的1.06倍！因此研究經費不但為教授本身取得利益，也為校方取得利益。一所大學取得經費的數目，成了衡量該所大學名望的指標。但究竟這些間接經費的用途是否真的與研究有關就有點曖昧了。年前史丹福大學校長肯尼第（Donald Kennedy）鬧出的醜聞，就是因為把這些經費用在購買遊艇、鮮花、古董等私人用途上。其他一些不正當的手法，例如假公濟私「洗錢」（money laundering）等也是司空見慣的事。

教授的研究成果，通常是以論文方式發表。雖然話是說論文的質重於量，但實際上往往是適得其反。這是因為「質」較難判斷，而「量」只要數論文篇數就成了。這樣一來，粗製濫選就蔚然成風了。

當一項研究工作完成時，「功勞」（credit）的問題就出現了。「功勞」者，名也──若還有實用價值，更有利的問題。坦言之，爭「功勞」者，爭名奪利也。這裡就涉及「剝奪他人勞動成果」（簡稱剝削）的問題了。當研究工作完全由一個人進行，剝削是不存在的。但當工作是由一組人進行時，剝削就可能產生了。一個組的領導人通常就是研究計劃的主持人。他支配著經費的用途──他是僱主，而他手下的人（包括學生、博士和別的教授等）都是他的僱員。若果把「師生」、「同事」這些帶有溫情主義的字眼剖開，赤裸裸著露出來的就是定義在金錢上的僱傭關係。這種僱傭關係也就決定了「功勞」的分配。有時，領導人什麼事都沒做──甚至不懂──但發表論文時，他還是主要的作者。更有甚著，若果工作出了紕漏，他可能會把責任推諉到下屬身上。年前洛克斐勒大學前任校長、諾貝爾獎得主波悌摩（David Baltimore）被一名年輕研究員指出波的合作者在一篇有波署名的論文中偽造紀錄。在整個過程中，這位青年研究員備受打擊報復，後來經調查證實了偽造，波又企圖把責任推諉到他的合作者身上。另外一個著名的醜聞是美國國家衛生處聞名國際的加努（Robert Gallo）盜取法國蒙太尼艾（Luc Montagnier）首先發現引致愛滋病的病毒。因為這裡涉及的不只是科學家個人的「名」（有可能是諾貝爾獎），也涉及愛滋病血液檢驗帶來數以百萬計的「利」，結果事態擴大到美、法兩國打上官司。這些事件都使科學家的信用和人格受到打擊。科學家在一般大眾中的形象已大為受損；二次大戰後科學家那種崇高的地位已是一去不復返了。目前美國出現了一股反科學家的暗流，這也是原因之一。

政府撥款研究，以國防科學最多，應用科學其次，純科學最少。至於人文科學，它的研究經費就更少了。在大學中，不同科系教授的薪金也不一樣，差距可以非常大。一般是工科高於理科，理科高於文科，新聘的高於舊請的。為這種不平均分配辯護的理由是：「銷路」（marketability）──也就是說，一個教授的「身價」也是由市場決定的。文科銷路差，研究經費又少，因此文科教授授課的節數也遠較理、工科的為多。

在美國南方的墨西哥，為美國提供了廉價的體力勞工市場；同樣地，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也為美國提供了廉價的腦力勞工市場。這些人大都以訪問學者身份來美參與研究工作。他們的工資往往只是美國同等學歷的人的一半。但由於大陸工資太低，他們還是樂於接受這種不平等待遇的，處境就與廉價體力勞工面對的一樣。最近蘇聯、東歐解體，也有不少他們的人來到美國。但蘇聯學者名氣比較大，人也較自負，身價並不低於美國本地人。

由於大學著重研究，教學往往被忽略。教授忙於搞研究，對教學只採取一種敷衍應付的態度。很多課甚至轉交給研究生去教。美國大學生質素下降是不難理解的。

象牙塔雖然離塵世遠點，但畢竟不是密不透風。塔外世界有什麼風吹草動，塔內的人也會蠢蠢欲動。士林的浮世繪，在《儒林外史》中早已有所刻畫──現在所欠缺的，只是一部洋文版的增訂本而已。

1993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