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獨運動的國際因素

從台灣歷史來考察兩岸關係，台灣雖有「難治」之稱——「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但是不管怎麼「亂」，還沒有出現過以脫離中國為目的的分離運動。尤其是1895年淪為日本殖民地後，台灣人民首先扮演了反帝愛國鬥爭的先鋒隊。日據時代的台灣獨立運動，是以脫離日本統治為目標的。甚至李友邦還提出過「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的台獨綱領。

遠東戰略小組的台獨論

以脫離中國為目標的台獨運動，那是戰後的「新興事物」，而不是台灣歷史的發展，也不是台灣人民的傳統。簡而言之，戰後的台獨運動是有其外因的國際背景，一來自於美國，一來自於日本。

從19世紀中葉，美國勢力到達遠東，當時美國遠東艦隊司令伯里（Mattbew C. Perry）就曾主張，為了控制東南亞的海運樞紐和控制中國沿海的港口，美國應該佔領台灣。

後來美國要培植日本，並引誘其與中國對抗，首先由當時的國務卿費雪（Fish）和駐日公使迪龍（Charles C. Delong），鼓動曾任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er），說服日本擴大「牡丹社事件」；又在「甲午戰爭」後，由曾任國務卿之福士達（John W. Foster）和駐日大使田貝（Charles Denby），鼓動日本割取台灣。中日兩民族遂成世仇，而達成美國「以日制華」之戰略目標。

然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對日宣戰，成立「遠東戰略小組」，重新考慮戰後的台灣地位，「遠東戰略小組」又重新回到伯里的戰略思想，主張戰後台灣應由美國托管，和成立一個美國可以控制的台獨政權。

幾經周折，美國當局終於在1943年簽署《開羅宣言》，同意戰後台灣歸還中國，並且，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而台灣光復。

但是，台灣光復後，一些企圖分裂台灣的美國帝國主義份子仍不死心，又利用「二二八事件」，誘使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從事台獨運動，製造台灣獨立的國際輿論。

尤其是，1948年，國民黨在「徐蚌會戰」失利後，兵敗如山倒，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與參謀總長會議，又重新評估中共奪取台灣的可能性，台獨論遂再次高漲。

只有「利害」關係

美國的台獨論高漲之際，不僅是言論的討論，而且也涉及到具體的行動，美國曾企圖說服孫立人背叛蔣介石而獨立，終於爆發「孫立人事件」。另外，廖文毅當年的秘書長黃紀南在他最近出版的回憶錄——《黃紀南泣血夢迴錄》（1991年12月）中，就透露了當時與美國合作從事台獨活動的往事。

1949年4月，共軍渡江之後，黃紀南、廖文毅和美國駐香港副領事謝偉志有一次重要的晤談，據黃紀南的回憶說：

「當時謝偉志極力遊說及慫恿廖文毅趕快指派旗下大員返台宣傳中共即將武力攻台乙事，並且他還主張台灣人要先下手為強，宣佈台灣獨立，不要接受已經明顯準備好要流亡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之統治，否則台灣人民絕無好日子可過。謝偉志甚至還保證，只要台灣人民有能力以武裝方式佔領台灣任何一基地達一星期以上，他相信美軍就會登陸台灣予以支援，反制國民政府的軍隊，而幫助台灣人完成自治的心願。」

但是，經再度評估後，在1949年10月26日至27日的「遠東政策討論會」上，該會由國務卿艾奇遜親自主持，否決了美國出兵支持台獨的議案。

所以，1949年12月下旬，美國巡迴大使傑薩（Jessap）與黃紀南、楊肇嘉等闢室密談，據黃紀南回憶道：

「當夜的發言，大半以我與楊氏二人為主，我倆分別根據台灣當時的現況抒發見解，回答了傑薩大使的問題。最後他問我們對於台灣獨立與否有無信心的問題，並詢問我的辦法如何，當時我表示，現在台灣的軍隊都調赴大陸與共軍作戰，軍隊稀少，是台灣人起義與國民黨政權一搏的最好機會，我和楊氏二人異口同聲地都表示此事除非有美國支援，供應台灣獨立運動成員們武器、彈藥，有武力做為後盾後，攻佔一處地方為軍事據點，然後再擴充組織力量，否則可說是難上加難。我並且還將香港的副領事謝偉志，曾經承諾將建議美國政府對台灣獨立運動予以支持一事，重新向大使提出報告。」

不過，傑薩的答覆卻使他們非常失望，據說，傑薩的答覆為：

「就算我答應你們向美國政府做此要求，在時效上也是來不及的。如今中共政權已經快來攻打台灣了，台灣有六百萬人，就算你們只發動六百人，就可以奪取國民黨所有的武器彈藥，而可與國民黨軍隊對峙了。這事恐怕還是得靠你們自己的努力，美國政府不便插手！」

黃紀南後因台獨而遭國民黨處刑，他在回憶這段從事台獨活動的過程還充滿了「被出賣感」的說：

「坦白說，在40年後的今天回顧這件事，我只能慨歎國際間在政治外交關係上，並無所謂「道義」，只有「利害」關係而已，尤其是與美國這個國家。可惜，這個經驗教訓卻是用我24年的青春歲月慘痛代價換來的，能不可歎可悲乎？或許看看孫立人這位同樣被美國出賣了的一代名將之一生，會讓我減少一些唏噓吧！」

台灣的民族主義傳統

戰後的台獨運動除了具有美國的國際背景外，還具有日本的國際背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全島台胞歡欣鼓舞，但就在此時，駐台日本少壯軍人宮中牾郎、牧澤義夫，鼓動御用紳士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等，企圖背叛日皇投降詔，陰謀以駐台日軍和御用紳士合作台灣獨立，並於8月16日，在台北太和行聚會。此事後為駐台日軍司令亦台灣總督安藤利吉阻止而未遂，然辜、林、許三人卻在光復後因此而遭處刑。

後辜振甫之弟辜寬敏，又利用其父辜顯榮在日據時期與日本政界的關係及財勢組織「台灣青年獨立聯盟」，而受到一些戰後自民黨右派份子的支持。

日本戰敗而放棄台灣的殖民統治，台灣主權重返中國，戰敗國日本對台灣問題本無置喙之地，然1949年後，又利用兩岸分裂的形勢，其隱藏在自民黨內的軍國主義餘孽不但暗中勾結日據時期的御用紳士從事台獨活動，其政要也多次對挑撥兩岸關係公開表態。

1956年2月28日，池田勇人即公開聲明「台灣並非中國的領土」，並公開反對《開羅宣言》和附合美國在《舊金山和約》中所炮製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7年，一位外務省官員亦表示：「我們可以等到下一代，台灣成為另一個國家，那時候日本將自兩個中國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和最少的政治冒險。」

1963年，前總理大臣自民黨黨魁岸信介即表示：「就歷史和種族，台灣和大陸均不同，台灣人也不像外省人急於回去，為什麼台灣人喜歡日本人，不像韓國人那樣反對日本，這是因為我們在台灣有較好的殖民政策的緣故，但我認為最基本的是台灣人的不同性格之故，他們易於被統治，因為他們沒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傳統。」

和岸信介一樣，1972年關西大學神學系主任小林信雄，也是抹煞台胞抗日史來分化台灣與大陸，他說：「今後台灣關係究將如何，即台灣本身之將來如何，此為引起吾等極大關切之問題。竊思對此等人之命運寄予深切之關心，乃吾日本人之義務。過去達50年之久的日本對台灣之殖民地統治，儘管是錯誤的充滿了不實之處，但尚且有多數台灣人對日本懷抱著深刻的依戀與親切感，此等事實不容抹殺。」

洩露了日本主流派的天機

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真如岸信介和小林信雄所言的成功嗎？我們可以請日本治台的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出來作證──

「佔領台灣50年。如今，歷任總督政績的考核表將清清楚楚擺在眼前。換言之，如果統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敵人登陸，全島化為戰場，台灣同胞也會協助我皇軍，挺身粉碎登陸部隊。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但是，相反地，台灣同胞一和敵人的登陸部隊內應外通，從背後偷襲我皇軍，情形不就極為嚴重？而且，據本人所見，對台灣同胞並無絕對加以信賴的勇氣和自信。」（摘自1948年發行，伊籐金次郎著《台灣記實》）

台灣真的「沒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傳統」嗎？也許日據時期望重全島領袖群倫的林獻堂可以出來作證，他曾說：「應知台胞在過去50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求？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明乎此，一切不辯自明矣。」

日本與美國不同，有其更深刻和陰沉的性格，美國可以公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可以公開支持台灣反對派的台獨，但日本只會暗中支持反對派的台獨，而卻懷其台獨論在表面上仍支持台灣的當權派，而與國民黨內的「知日派」相互勾結。簡言之，美國一向是「支持反對派台獨」，而日本卻是「支持當權派台獨」，同樣是為了達成台獨的戰略目標。日本人他們可以等，「等到下一代，台灣成為另外一個國家」，終於等到了蔣介石逝世。

與國民黨密切關係的《產經新聞》的《產經週刊》（1977年11月3日，譯文見《中華雜誌》1978年6月號）刊出了一篇報導說：

「設使有一天，這個政府忽然宣稱僅僅是台灣的政府時，事情會變得怎麼樣呢？──這是中國最頭痛的一個問題。

「蔣介石總統在世期間，並無這層顧慮。蔣介石始終是「一個中國」的信奉者，關於這一點，據說周恩來也對他評價很高。

「但是，今天的情況卻是有所不同。

「台灣政府內部也已公然出現「應該漸漸捨棄虛構，沿現實的方向進行」的聲音。

「也有極機密地檢討『獨立』後之新國名的形跡。可能就是所謂『台灣共和國』等，總之，就是不再使用『中華民國』這代表全中國的稱號。

「當然，目前台灣政府並未卸下『一個中國』的招牌。

「但，蔣介石這『重石』既已不在，那麼在年輕的現實派當中出現這種動向，也不算稀奇的了。」

如何促成台灣當權派的台獨，《產經週刊》洩露了日本主流派的天機說：

「明（1978）年4月5日，是蔣介石的三週年忌日，是『台灣獨立論』表面化的一個機會。

「但，就算台灣政府宣佈獨立，設使外國不予承認，那就不會有任何意義。所謂外國，特別是美國與日本。

「以日本而言──。自民黨內素有台灣遊說團之稱的人們當中，意外地有很多『台灣獨立論者』。早自岸信介內閣以來，即已有向台灣政要遊說「獨立」的政治家。

「這群親台灣派的人，當然都很親近福田首相，論其影響力，大概會提出類似『只要台灣獨立，日本即最先給予承認』的方針。」

原來日本政界的「親台灣派」都是實際上的「台灣獨立論者」。國民黨當權派一向與「台灣獨立論者」的友好，又是什麼的「友好」呢？

破壞中國主權，干涉台灣內政

基於地緣政治和各自的戰略利益，美國和日本從來都不希望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台灣地處中國海疆，三百多年來的台灣歷史，一直是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鬥爭的焦點。鄭成功驅荷，是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的鬥爭；滿清割台也是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的鬥爭；台灣光復及韓戰後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和兩岸分裂又何嘗不是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的鬥爭。這是三百多年來台灣問題的本質之所在，台獨是台灣問題，台獨問題也必須從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鬥爭和矛盾的本質上去解剖、去解決。

人的認識是從現象進入本質，辯證的，也唯有理解本質才能理解現象。理解了台獨問題的本質，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台獨運動的海外基地不在附近的菲律賓和香港而在美國和日本；為什麼台獨運動的宗教勢力不是本土的媽祖信徒而是代表美國勢力的基督教長老會；為什麼領導台獨運動的不是本土的知識分子而是接受外國意識型態的留美留日學生。

理解了台灣問題的本質，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美國一向只介入兩岸的分裂卻口口聲聲宣稱「不介入兩岸的和解」；為什麼口口聲聲「人權」的美國，會有克萊恩跑到台灣晉見蔣經國反對開放對大陸的人道探親；為什麼口口聲聲「樂見兩岸和解」的美國會派白樂崎來台反對兩岸和解的「辜汪會談」。

在「辜汪會談」結束後，《中時晚報》記者何善溪在5月2日有篇深度報導說：

「連院長一上任便很清楚的昭告世人『《國統政策綱領》盡快進入中程階段』，當時，許多政策方向、股市的中國概念股乃至小道消息，都是兩岸將有快速發展的傾向。隨後，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指國民黨的大陸政策過於樂觀。接著，大陸政策停留在近程階段的意見又慢慢出現。

「許多人都發現，白樂崎上次在台灣的講話，是最近這幾個月來台灣大陸政策的分水嶺。之前，台灣似乎就要與大陸三通了，之後，邱進益在新加坡的談判中硬是把台灣停在國統綱領近程階段，並盡量迴避、拒絕中共官員來台開經貿會議的要求。

「在亞洲地區美國的利益之一是，維護台灣與大陸的距離，台灣若太靠近北京美國會有不安，台灣是美國在中國政策中的一項工具，台灣是美國制衡北京的手段，因此，白樂崎會很不禮貌的說出「台灣的大陸政策太樂觀」之類的話，這是美國政府的態度。

「兩岸關係發展，美國會是一項變數，從目前看來，美國會是扮演煞車器的角色。」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在白樂崎來台之前，民進黨對「辜汪會談」猶存觀望，白樂崎來了之後，民進黨的態度則轉趨強硬的反對。所以，「台灣是美國在中國政策中的一項工具」，台獨更是其對台政策的一項工具。

我們反對台灣問題國際化，但是，台灣問題其實早已國際化了。我們基於中國立場反對台獨，就不能不反對美國對台政策的台獨論，就不能不反對白樂崎之流公然破壞中國主權干涉台灣內政的霸權主義。

台獨研究付諸闕如

台獨的主張已瀰漫島內，但是，台獨的研究卻付諸闕如。1988年，我率「台灣史研究會」的學術訪問團到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進行交流，認識了林勁先生，林先生是一位勤奮好學的青年學者，並且是以台獨研究為其主要課題。1991年，我再訪廈大就和林先生談起，如有機會，希望能將他的台獨研究在台出版。

承林先生將其台獨研究的論文集交《海峽評論》出版，也許可以彌補台灣島內缺乏台獨研究的遺憾。並且，我們也期待林先生有更豐富的台獨研究，讓我們能確實認識台獨這一最後阻礙中國和平統一的障礙和問題之所在。是為之序。

1993年5月8日於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