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力爭中國的和平統一

　九月十二日，《中國時報》報導了大陸旅美學者王飛凌的一篇長文〈海峽兩岸的民族主義及其前景〉（《戰略與管理》雙月刊，二○○○年第四期），並言「由於文章內容詳細描述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以及這種趨勢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作了深入的剖析，已引起北京對台部門的重視，亦引起一些對台專家和國際關係學者極大的注意和討論」。這篇報導還簡述了王飛凌文章的內容，但卻沒有引起台灣方面任何的注意。

　這篇長達十二頁的文章，一開始介紹了戰後民族主義的一些理論，並指出：「從歷史上來看，許多次民族集團的政治和宗教領袖都曾經創立、利用乃至偽造民族主義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接著又指出：「作為一個重大的政治決策，台北政府近十多年來一直在積極的從事一項『民族建設』事業。台北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扶持和推進明顯地表現在其努力發展一個『台灣文化』和一個『台灣人』歸屬意識。」

　王飛凌的這項觀察毋寧說是正確的，其實「台灣民族論」並不起自「近十多年來」，早在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在其《政治大綱》就提出過「台灣民族的發展」。後來，他們也發現「台灣民族論」雖抗日，但並不真實，也就不再提起了。

　「二二八事件」後，流亡在海外主張台灣由美國托管的廖文毅也在五○年代又提出「台灣民族論」，認為「台灣民族」有別於漢民族，而是漢民族、原住民、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混血的新民族。當時美國《外交事務季刊》還發表過文章，主張台灣人是「福爾摩薩民族」。後來廖文毅歸順國民黨，他的「台灣民族論」也就無疾而終。

　至七○年代，旅日台灣人史明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以唯物史觀和階級論主張「台灣民族主義」，在海外吸引了一批有進步傾向的台灣留學生，給海外的台獨運動注入了理論的新血。頓時海外出現了「台獨左派」，如《台灣年代》等。「美麗島事件」後，流亡美國的許信良為了與傳統台獨勢力的「台獨聯盟」爭奪對青年留學生的領導權，就曾在其《美麗島週刊》上大事提倡史明的「台灣民族論」。

　但是，唯物史觀和階級論還主張反帝、反封建、反資本主義，而與支持台獨運動的美國反華勢力和日本軍國主義餘孽扞格不入。八○年代，師事史明的島內黨外刊物《新潮流》就批判過辜寬敏，但迫於形勢，還向辜寬敏公開道歉。

　因為「台灣民族論」太沒有根據，尤其在台獨運動大本營的美國，即使再「台灣民族」，生活上還是離不開「唐人街」，因此，引起了台獨內部的質疑，因而有「台灣意識論」的出現。

　「台灣意識論」是有一定的根據的。「意識」是主體反映客體，日據五十年再加上一九四九年後兩岸分隔，台灣人對大陸缺乏感性的認識，而不存有具體的感情。國民黨雖在戰後實施具有「中國意識」的教育，沒有受過國民黨教育的老一代台灣人不說，即使年輕一代台灣人的「中國意識」也只是從書本上得來，而缺乏社會生活的基礎。所以，這種由教育而來的「中國意識」只是空虛的概念而已。

　但是，台獨的「台灣意識論」卻忽略了一點，台灣人是中國人的一部分，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中國意識」本來就是各個部分地區的人民和文化的總合。台灣本來就具有中國屬性的，對中國認識的感性基礎，對一般安土重遷的人民而言，根本就在台灣而不在大陸。

　除了少數皇民化台灣人外，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從來沒有受過中國教育，卻具有「中國意識」者多有，並且是以中華民族意識與日本殖民統治相抗。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楊逵，八○年代訪美，在台獨的群眾場合被逼表態，要主張台獨的「台灣意識」才是台灣人，楊逵只好說「那我就不是台灣人了」，而楊逵一向是著名的台灣人良心的代表。

　「意識」是主體反映客體，不同的主體對相同客體的反映也會產生不同的「意識」。同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皇民化台灣人辜顯榮和地主階級台灣人林獻堂，和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台灣人蔣渭水，和農民階級代表人簡吉就各有不同的「台灣意識」。但除了辜顯榮外，林獻堂、蔣渭水、簡吉無不具有強烈的台灣人「中國意識」。台灣人作家吳濁流在《無花果》中描寫台灣光復後，「那五十年間的皇民運動，僅只一天就被吹走了。」雖然吳濁流的說法也許過於樂觀，但皇民化政策的作用確實有限。

　十二年來，李登輝是以皇民化的「台灣意識」在「從事一項『民族建設』的事業」。陳水扁在「五二○」就職演說中要建設的「台灣文化」也是在「從事一項『民族建設』的事業」。

　但相對於日據時期，中國貧窮、落後、動亂不已、列強侵略、革命內戰，完全無力於台灣，日本以東亞之雄的姿態卻都改變不了台灣人的民族認同。目前台灣當局推行的「民族建設」事業，必然會對台灣人的民族認同產生一定的作用，但是要能完成「台灣民族主義」則不是那麼容易的。何況，今日的中國今非昔比，今日的兩岸人民交流也今非昔比，北京當局也不可能顢頇到對台灣的「民族建設」坐視不理。

　除了「台灣民族主義」外，我們完全理解經過「六四事件」的轉折後，從《中國可以說不》，到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到陳水扁當選台灣總統，大陸青年和民眾的民族主義激動，必然會反映到決策階層，一旦大陸朝向「民主化」發展，這種民族主義的激動就必然帶動領導階層的決策方向，而不是當前的領導階層所能遏阻的。當前北京對台的「一國兩制」的方針，正是王飛凌所言的「名義上的統一」，必然難以滿足「民主化」的大陸民族主義的民意。台灣當局打「民主牌」拖延「名義上的統一」，只能把台灣的未來推向「實質性的完全統一」。除非台灣當局能夠預斷在未來一、二十年間中國的瓦解，或做好準備與強大的中國民族主義在未來攤牌性的決戰，否則就必須在中國步入「民主化」之前，實現「名義上的統一」，做好未來台灣政治地位的安排。

　但不論「台灣民族主義」如何的虛妄，卻是占台灣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的皇民化和美國化台灣人真實的幻想，並且又有美國反華勢力的政治支持。陳水扁當選總統只獲得百分之三十九點三的選票，陳水扁的當選本是李登輝以黑金腐化國民黨再以權謀分裂國民黨的結果。一旦陳水扁放棄「台灣民族主義」路線，「台灣民族主義」也必然放棄陳水扁，失去了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的選票，陳水扁就失去了一切，所以，要陳水扁在四年任內放棄「台灣民族主義」路線，是不切實際的。

　民主本是「多數統治」之義，但在權謀下，陳水扁政府卻是一個「少數統治」的政府，並且，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的少數卻支配著整個台灣人民的命運和前途，這也應該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弔詭罷。

　但是，陳水扁不能放棄「台灣民族主義」路線，並不表示必須悲觀到兩岸民族主義的對決。北京當局若能單方有所作為，還是可以消弭王飛凌所預言的兩岸民族主義對決的悲劇。所以，我們最近在兩岸關係最緊張的時候，仍不斷呼籲「和平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和平」。

　北京方面除了必須不斷提升綜合國力和完善自己的法政體制外，還必須檢討自七九年以來的對台政策，北京對台政策最大的問題乃在於太「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了。這也許有當時的時空背景，北京深恐台灣當局不願上談判桌，至對李登輝的幻想破滅後，才想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到台獨陳水扁上台後，猶有人「寄希望於連戰」，「寄希望於宋楚瑜」，或「寄希望於連宋合」，而鮮少認真考慮真正的「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以為只要台灣當局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就萬事大吉。其實，如果主張統一不能爭取民心獲得當選的話，連戰、宋楚瑜也不會主張統一的。

　以兩岸目前的形勢而言，和平統一還是能有所作為的。在國際上，霸權主義當然反對中國統一，但是，美國和日本也不會冒著捲入兩岸內戰的危險支持「台灣民族主義」實現台獨，和平統一作為的時間是存在的，但對兩岸雙方的機會卻是均等的。

　另外，開放兩岸人民交流以來，尤其是經濟交流，使台灣獲得大量的貿易順差，已成為台灣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條件，這個形勢也不可能逆轉。有兩岸人民的交流，也就有北京當局作為的空間。

　除了聯合統派勢力外，北京當局如果認真檢討「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至少應有以下的措施。

　一、北京「名義上的統一」的對台政策不能宣傳到島內來，但至少可以向訪問大陸的二百萬人次的台胞宣傳，讓前往大陸的台胞真實的瞭解到北京的對台政策是對台灣人民無所傷害並且是台灣人民長遠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此外，北京當局也應讓海外的台胞台僑認識到中共的對台政策。

　二、雖然台灣當局至今不開放大陸學歷認證，但北京當局仍應大量開放台灣留學生，予以優惠和獎學金，讓台灣年輕一代能取得對祖國大陸的感性認識，一旦台灣開放大陸學歷認證，便會有大量的留學大陸高學歷的台灣青年進入台灣的大學校園及各領導崗位。

　三、大量邀請島內教授文史地理的中小學教師，前往大陸歷史名勝參觀訪問，讓他們取得第一手的感性資料作為教學的教材。

　四、在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台灣閩南人和客家人的原鄉，定期舉行宗親大會和祭祖典禮，邀請台灣宗親參加，並邀請其前往續譜歸宗。

　五、除了媽祖、保生大帝、開漳聖王等地方性的神祇外，並由全國各地古剎和道觀邀請台灣宗教團體前往參訪，共同舉行祭祀及研討會。

　六、在福建、廣東沿海台灣人的原鄉舉行各種民俗文化藝術活動，例如，布袋戲、歌仔戲、皮影戲，邀請台灣相關之民俗文化藝術團體參訪交流。

　七、透過對台單位和相關媒體，及時關心和聲援島內災難和進步的社會運動，例如，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環保運動、原住民運動，必要時邀請有關社運團體前往大陸參訪和對話。

　北京當局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就須先關心和支持台灣人民，能關心和支持台灣人民，台灣人民才能支持祖國和平統一。有支持祖國和平統一的台灣人民，和平統一必然水到渠成，又何愁於「台灣民族主義」對台灣人民的蠱惑，又何愁於一時間的台獨上台，又何必以「不排除使用武力」相向。

　作為民族良心的學者王飛凌憂心於兩岸民族主義對決帶來民族的災難與浩劫，身負祖國和平統一大業重責大任的北京當局又豈能只是消極的寄希望於阿扁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就無所作為了呢？又何以只會一旦出現台獨就揚言「不惜一戰」呢?願天祐吾國能避免這場兩岸民族主義對決的悲劇，大陸學者辛旗有言，「戰爭所付出的代價永遠要比和平來得大」，也願北京當局能三復斯言。□《海峽評論》2000年10月號 第1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