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台灣處在戒嚴時期,經過多重艱苦的交涉,學生才爭取到遊行抗議的機會,那種悲壯慷慨的心情,絕非今日青年所能想像。雖有人疑慮抗議遊行會造成社會動亂,但絕無人可以懷疑保土愛國的民族主義的正當性。
這次保釣運動一開始就在民族主義被質疑的氣氛中,首先質疑民族主義是激情的、是不理性的。殊不知,保釣運動一起來,就有一句話:「不是我們的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要;是我們的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讓。」這還不理性、不合理嗎?再說,一百五十年來積弱的中國,還能免於像印度、阿拉伯一樣亡國,而變成列強的殖民地,憑恃的什麼?並不是精良的武器和嚴密的國家組織,而是人民不可屈服的意志。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在人類爭自由的過程中,不也出現「不自由,毋寧死」的意志和決心嗎?
民族主義除了對內「主權在民」和對外「主權至上」的兩項原則外,落實下來,就是「每一個人都要愛自己的國家民族」嘛,這又有什麼不對呢?只是由於國共內戰、兩岸分裂,民族主義在台灣島內被扭曲了,民族主義必須要服從黨派利益,要服從政權利益。所以,李登輝首先倡言,中華民族主義壓迫了他的媚日政權。
此外,9月21日,《中國時報》報導,「民進黨參選人彭明敏昨日表示,今年2、3月期間,中共對台飛彈演習時,為什麼聽不到『不惜一戰』保衛台灣主權的聲音?現在保衛釣魚台主權卻有『不惜一戰』的聲音,他覺得很幼稚,這種運動另有意圖,不是好現象。」顯然,彭明敏是把台獨利益凌駕於中國的民族利益之上,來反對保釣的。
至於,彭明敏的問題,其實是很容易回答的。國共內戰是「私鬥」,保釣運動是「公戰」,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必須「兄弟鬩牆,外御其侮」,怎可「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呢?
這是稍微具有中國歷史文化常識的人都能理解的,而彭明敏不能理解,除了因為他的台獨利益超過中國民族利益外,那就是由於彭明敏和李登輝一樣,是日據時代的「殖民地精英」,他們沒有受過中國歷史文化的教育。「亡人之國,先亡其史」,他們是被日本人「亡史」的一些人。
由於「亡史」,所以,李登輝硬要學日本軍國主義「死鴨硬嘴巴」,非把台灣光復說成「終戰」不可。彭明敏不但被亡了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歷史,也被亡了他所生長的日據時代的歷史。他說:「雖然,知識份子在日據時期普遍抱持反日情緒,不滿日本對台之歧視,但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當中,除了霧社事件及些許零星事件外,並未引起龐大的反對運動。」(《彭明敏看台灣》,頁86)
但歷史的事實是:自1895年日本征台軍登陸基隆之日始,台灣的抗日反對運動就沒有終止過。從1895年「台灣民主國」到1902年「後壁林之役」林少貓被殲滅止,台胞武裝抗日血戰七年。自日軍破台北城,一路南下,燒殺不斷,日本軍方檔案俱在(現存省文獻會),在多處實行屠村,以「雲林事件」最為慘烈,據聞達三萬人。
民國後,台胞又人心思漢,而有「苗栗事件」、「噍吧哖事件」等。其中以1915年「噍吧哖事件」最為慘烈,日軍屠村又聞三萬人,七、八歲學童不能免,以汽油焚屍數日,黑煙閉日數十里。
五十年間,台胞抗日一共犧牲65萬人。故光復後,林獻堂說:「台灣重光是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感召之力」,「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釣魚台是我們的領土,保衛自己的領土,何罪之有?中華民族主義是台灣本土的傳統精神,民族主義又有何辜?未來的歷史將會證明,以保釣民族主義為有罪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國家民族的罪人。◆
社論
國際論壇
亞洲與國際政治
特別轉載
保釣運動
台灣事情
出版與文化
追悼張曉春
海峽隨筆
通訊
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