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多事之秋

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中國真正有勇氣的知識分子恐怕不是充當異議分子，而是公開為政府辯護。前者往往被知識界和西方捧為「英雄」，後者常常被貶為「狗熊」。或許有人不相信這句話，但何新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比他更具有爭議性。在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口中，他是當局的「走狗」，是一個「投機家」──還有許多更難聽的「桂冠」。

而不可思議的是，在連篇累牘「痛打何新」的批判文章中，竟很少發現是和他進行觀點的爭論。人們似乎不屑他的觀點，而只是正氣凜然進行道德審判。我也曾是這支「大批判」隊伍中的一員，儘管我聲稱「試圖給他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不因政治立場的異同而因循非褒即貶的文人惡習」，後來才發現某些關於他的傳言其實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問題出在我後來看了一些他的著作──主要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分析。我當然不能贊成他的全部論調，但是我必須承認他對局勢的某些判斷是相當準確的，而且他的見解微妙地影響了中國高層的決策──為什麼我們對此長期以來視而未見呢？「一身正氣」的背後是不是也隱藏著偏見與暴力？

我與他原本素不相識，也並非同道，無意亦沒有必要為他作道德上的澄清，不過我願意我的報導能引起人們對他觀點的注意和爭論，而不只是一味地人身辱罵。

何新1949年12月生於浙江溫州，五歲隨父定居北京。1968年作為上山下鄉知青去黑龍江友誼農場當農民。10年後，他考上黑龍江一所大學，但隨即自動退學回到北京，他當時有這樣的自信──不必要再在大學裡耗費四年時光，去謀取一個學歷證明，一個文憑。他說：「地域條件是非常重要的。北京始終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如果我那時不能進入北京，那麼在對歷史有關鍵性影響的79、80、81、82這幾年中，我將不得不在黑龍江窮於應付學業，而難以在思想學術界發出任何有影響的聲音」。然而，他可能當初沒有想到的是，缺乏一張文憑，正是他被嘲笑的一個重要原因。儘管他的成就超過無數個文憑擁有者，儘管他七八年就應聘任過中央財經學院的教師。嗣後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逐級上升。

1991年，何新進入全國政協後調為專職委員。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何新文集》、《何新政治經濟論文集》、《東方的復興》、《何新中外記者答問錄》、《諸神的起源》、《藝術現象的文化社會學闡釋》、《龍：神話與真相》、《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新探》、《談龍》、《中國文化史新論》、《神龍之謎》、《愛情與英雄》、《何新畫冊》、《反思與挑戰》、《巨謎的揭破》等。

1994年2月，經過多方追尋，我在紐約通過電話和傳真對他進行多次訪問。以下是整理的訪問稿。

研究最緊迫的現實問題

何頻：謝謝你接受我的訪問，使我的一番周折沒有白費。當然更重要的是，希望將有關你的真實消息報導出去，無論是你的個人動向，還是研究成果，海外都會有很多人在關注。

89年「六．四」事件後，由於你旗幟鮮明地與鎮壓者站在一起，使你成為中國最具爭議的知識分子，有些人對你可以用刻骨仇恨來形容，據說你還收到不少恐嚇信，被罵成是當局走狗，還有揚言要暗殺你的。可以說，和李鵬一樣，你也完全被臉譜化了，以致有人只顧罵人，竟沒有搞清楚你的觀點到底是什麼。我希望這篇報導能使人們注意到你的觀點。

不過，我首先想問的是，近兩年你似乎沉默了許多，較少公開發表言論，是不是因為進入了高層決策智囊團？

何新：我1991年離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我知道外界有許多關於我的傳言。至於我為什麼沉默，因為我意識到當代歷史再一次面臨新的、深刻的、重大的變革和轉折。其意義遠遠超過甚囂於塵上的當代一些文化侏儒對它的理解和認識。面對這一轉折，我認為自己需要重新觀察和進行反思。沉默有利於思考。

何頻：你離開中國社科院後，新的單位在哪裡？

何新：新單位是全國政協，我目前是全國政協委員，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工作。

何頻：最近有什麼新著，或者從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何新：我繼續從事歷史、考古、神話學方面的研究。1991年我出版了《眾神之頌》，對屈原的《楚辭》作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研究和解釋，此書在台灣被盜印，《諸神的起源》及其續集已被譯成日文和韓文。

但我近年最主要的精力是集中在對我國國家發展、民族生存最緊迫的現實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問題的研究上。已經出版的兩卷《東方的復興》和《何新政治經濟論文集》，彙集了我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何頻：《東方的復興》我拜讀過，但《何新政治經濟論文集》卻似乎未見過。

何新：這本書只在內部印了五百冊，沒有公開發行，贈送一些領導人和我個人的朋友。它彙集了我1989年至1992年間就經濟、政治及國際問題寫的一些研究報告。

何頻：你經常接受西方大報的採訪，而較少接受港台中文報刊採訪。我問過一些中文報刊記者，他們往往說，何新是中共的走狗，有什麼好談的？還有人擔心，採訪你會給自己帶來不好的名聲……你最近幾年主要接受過哪些西方報刊訪問？

何新：幾乎包括西方國家的所有主要大報，如法國《費加羅報》、美國《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ABC、合眾社、英國《獨立報》，日本《讀賣新聞》、《產經新聞》、《朝日新聞》、NHK等。1993年1月，日本富士電視台專程邀請美國著名未來學家A．托夫勒來北京與我做了一次對話。

何頻：據說你還經常到一些大學去演講，而且受到熱烈歡迎。

何新：那是在幾年前。我曾受邀在北大、清華、人大、外交學院以及在外交部、經貿部、國家計委、軍隊院校，就我國內外形勢問題，與大學生、研究生及幹部做過報告及對話。可以說，沒有一次報告不是聽眾滿堂，並且獲得熱烈掌聲的。但近兩年來，我有意採取閉門退避態度，所以拒絕了一切這類邀請。

何頻：「六．四」事件後不久，你在北大演講時，最初被學生哄鬧、謾罵，據說最後竟得到了長時間熱烈掌聲。

何新：這次演講是我生平經歷最驚心動魄，也是最艱難的場面之一。但結局是異常成功。

最先提出「過熱論」及「泡沫經濟論」

何頻：對中國的經濟情勢，西方一反「六．四」後一段時間的悲觀論調，變得一片樂觀，「中國威脅論」也出現了──似乎是「黃禍」論的另一種反映。然而，中國許多經濟學家們似乎謹慎得多。你對中國經濟形勢有什麼看法？

何新：對國內經濟形勢，早在1992年11月初，我在給高層的一個報告中即提出，對經濟演化趨勢不可過於樂觀，報刊上的高速度，以及一些報喜消息中的浮誇成分是極大的。據我當時的觀察和判斷，我認為我國經濟正迫近一次經濟衰退，否則可能再度發生嚴重通貨膨脹。但這個判斷當時很少人相信，有人指責我危言聳聽。這對我已不是第一次了。

何頻：你當時所持的理由是什麼？

何新：我通過那年在各地的走訪和調查觀察到，規模不斷擴大的房地產、基建投資已造成對資源、能源供給能力及交通的重大壓力。許多基礎物資和設施價格騰飛，帶動其他物價，包括消費品價格連鎖上升，正在形成速度逐漸趨高的通貨膨脹形勢。

其次，眾多新開工基建項目推動資金需求不斷擴張，而基本建設方面長線投資，不斷吸收、佔用、套牢大量資金，卻難以使資金回流。導致資金嚴重短缺。

第三，在工業中由於廣泛存在的生產過剩，導致庫存增加，也加劇使資金凝固化。

當時我還觀察到我國農業中面臨的問題也頗為緊迫。我是在當年秋冬之際最早向國家領導發出農業面臨困境警報的人。

人們不應忘記，此時正是「十四大」前夕，中國經濟中瀰漫著一片樂觀的空氣。我在同年底的一個研究中明確指出，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在我國農業及工業中表現均極其明顯。我認為當時的經濟繁榮主要依賴投資推動，有虛幻性。

我也是最早批評中國近年經濟有「泡沫經濟」成分的人。我認為銀行以投入新貨幣方式不斷增大發放信貸追加投資，造成了虛假的高速度。

此外，我在1992年年底指出，西方銀行將大量信貸投入我國經營房地產和基建項目，是有深心的，其目的是刺激我國泡沫經濟、加大我國經濟對國際資本的依賴性。

根據這些情況，我首先提出了中國經濟「過熱論」及「泡沫經濟論」，因此被認為是「保守」，而於1993年3月受到經濟學家童大林等人的批判。

中國經濟正迫近一次衰退

何頻：後來北京當局對經濟採取了緊縮政策，即所謂宏觀調控，抑制可能惡化的經濟情勢……不知你對當前的中國經濟情勢怎樣看？

何新：如果你讀過《何新政治經濟論文集》，你會知道我在1991年至1992年的論述中，多次強調指出搞市場經濟必須注重「宏觀調控」。當時我所以強調這一點，是針對「看不見的手」，針對新古典理論的經濟放任和自由主義的。在1993年7月我的一篇研究中，我認為當時我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已不是「熱」或「不熱」，──雖然一些經濟學家當時仍在熱中於爭論這個問題，我當時判斷1991年至1993年三年左右的經濟景氣已告結束，我國國民經濟正面臨嚴重產業衰退和經濟危機。我認為當時的「調控」並未達到預期成效，金融危機正在深化為產業即工農業的危機。由於資金衰竭所導致的投資銳減，正在以逆形式的「投資乘數效應」發生作用，即一個帶頭部門的投資停頓，導致了一系列相關部門的產業衰退，正在以1、2、4、8、16……的倍數式級數由近年過度繁榮，而後來急劇冷卻的建築部門，向其他產業部門擴展衰退。

何頻：衰退的程度如何？

何新：可以達到相當的程度，而且是大面積蔓延。對一系列產業，包括工業、農業、國營企業及鄉鎮企業都可能造成嚴重損害。我去年7月曾警告，發生衰退及不景氣的同時，仍將伴隨嚴重通貨膨脹和部分地區的物資供給困難。這次經濟困難，我認為程度將超過89年至90年間的衰退。

這些告誡在1993年八月報告高層。1993年底發生農產品價格暴漲和目前的嚴重通貨膨脹，已證實上述預測是對的。

何頻：你認為危機將持續多長時間？

何新：我估計至少可能有兩年之久。是自1980年以來我國經濟一個大上升波的一次總下降低谷。

何頻：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的紊亂是由於市場機制尚在形成階段，市場不規範造成的。

何新：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必然，而不是一種失誤。但我認為我國當前的經濟困難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所謂「體制性」的，這些說法只是用以掩飾失誤的推諉之詞。我認為近年發生的房地產投機、股票及金融秩序混亂，並不是由於違背市場機制，而恰恰是市場機制不斷擴大發生作用，同時中央政府對經濟控制力不斷弱化的必然結果。所以發生房地產投機，正是由於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資金會自然和必然地要湧向獲利率最高的部門。由於近年國內製造業部門不景氣，在房地產私有化的過程中，房地產業便成為投資回報率最高的部門。銀行把資金投放到這個部門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

實際上，近年來我國經濟的成長，主要並不是依靠製造性產業部門具有高效益（即高利潤）的推動，而是依靠金融資本投機性擴張的推動。

何頻：拋售外匯穩定人民幣值的對策，是否收到一些效果？

何新：雖然有短期效果，但治標不治本。從必然會削弱國家外匯後備資源這一點來看，實際上是飲鴆止渴。因為人們不能忽略我國1993年的巨額外貿的逆差以及外債的上升速度。

國有制金融體系面臨解體

何頻：對目前中國金融改革的走向，你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見。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急劇發展的通貨膨脹，而財政危機迫使中央政府為穩定社會，仍然不得不持續大量增發貨幣。因此勢必引發整個社會出現大規模的貨幣氾濫及高速通貨膨脹。民間儲蓄數字巨額增長，實際也反映了這種貨幣氾濫。目前有人鼓吹調出這筆資金，轉為投資，特別是用作房地產投資，我認為這是完全無視貨幣規律的一種妄談。發展中國家表現為資金不足、資本不足的經濟困難，實質不是貨幣不足（紙幣是可以多印的），而是實物資本、資源及基礎設施不足。這無法用濫發貨幣來解決。可以預料這些儲蓄貨幣，一旦大量出籠，勢將導致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可以說目前我國金融機制正承受著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震盪。正如香港陳文鴻先生所說的，如果仍然盲目聽從美國來的專家建議及理論學說，採取美國式的私有銀行體制，我國國家控制下的國有制金融體系最終勢將解體。

何頻：如果中國金融狀況真像你講的那樣發生崩潰，後果將是怎樣的？

何新：一旦人民幣信用由於惡性膨脹而崩潰（像目前俄羅斯盧布那樣），那麼為了支持人民幣信用，可能國家不得不更加依賴內外債務和謀求國際金融資本支持。最終在「對外開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國金融資本將長驅直入，迅速衝擊和佔有我國原有的金融市場。那麼我國經濟改革全局最終可能將以人民幣信用崩潰為標誌，而於本世紀末陷入難以收拾的總體危機。

何頻：那麼你對中美財長最近發表的《中美經濟聯合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發表聯合聲明》如何看？這份聲明很明顯表示，美國將大舉插手中國的金融領域。

何新：我知道，美國贏了。

何頻：你認為應該怎麼去平衡與協調宏觀經濟政策與體制改革措施之間的關係，從而避免經濟出現大的震盪，包括金融體制的崩潰？

何新：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自然有一套系統的想法。但我的看法與目前積極參與決策並佔據著中國經濟論壇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非常不同。因此，我目前不想詳談。

休克療法必然導致動亂

何頻：你在88年曾經預言過中國將出現大動亂，在89年又預言過蘇聯東歐的解體、崩潰，後來的事實從某種程度上證明你的預言是準確的。不知你能否預測一下，中國在近年尤其是鄧小平先生之後，是否有發生動亂的可能？

何新：所謂「動亂」的歷史實質究竟是什麼？就是社會結構的改造，只是這種改造不是良性有序的進行，而是以群眾暴力、社會暴力的形式惡性地進行。經濟改革也是社會結構的改造，因此本身是蘊涵重大危險的。但是目前一些人對經濟改革的理解十分詩意，十分浪漫，十分風花雪月。我在去年10月的一個形勢分析中已談過我的看法，明確地說，由於經濟形勢惡化，我認為中國正進入多事之秋。

在我的白皮書（指《何新政治經濟論文集》）中，我尖銳批評過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我認為當時的俄總理蓋達爾少不更事。中國目前也有相當一批主流經濟學家在鼓吹對中國經濟實施激進自由化的休克療法。他們現在對決策的影響力比我大。但我深信休克療法必定導致社會動亂。

何頻：所謂休克療法的實質是什麼？

何新：休克療法就是以不計後果的激進貨幣主義政策，以大規模私有化形式推進向自由市場體制的改革。從俄羅斯及東歐的覆轍看，實施休克療法的必然後果有三個：

一、少數人利用國產私有化進程，趁機掠取社會財富達到暴富。而多數人在這進程中由於通貨膨脹而貧困化，社會急劇兩極分化。

二、以緊縮性貨幣政策遏制國有企業的生機，導致國有經濟的大規模破產化。員工大批失業。

三、以自由主義的價格政策激勵通貨膨脹，多數國民走向貧困化。

趙紫陽時期所謂「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的激進改革方針就是要搞休克療法。中國在1989到1992年的治理整頓時期一度有效的放棄了休克療法，而採用非模式化的、針對具體問題的、務實的漸進改革方針，重新整合了呈現紊亂失調的國民經濟。出現1991年至1993年的三年繁榮與此方針的調整有關。但近年以來，經改方針中的激進聲調在升高，政策中又一次明顯的顯現出「休克療法」的印跡。

要知道，中國的國情有兩點與俄羅斯不同。第一，中國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遠不如前蘇聯多。第二，俄羅斯鄉村中勞力不足，而中國農村中卻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結構性的過剩人口。在資本、技術以及市場發育不足的條件下，這種社會力量是具有巨大破壞性的。

何頻：你說過，你是用階級分析法──即利益集團分野的分析方法，去剖析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那麼我想問一下，目前影響中國局勢發展的利益集團有哪一些？他們的演變趨向如何？

何新：你所提的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但作為研究者，我想應當科學地正視所面對的社會現象。以我觀察，當前社會結構中正分化出經濟及政治利益有差異的如下社會階層，一是高級官員階層，二是跨國買辦階層（包括外來投資者），三是城鄉新生資產擁有者階層，四是白領職員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及一般公職人員），五是藍領勞動者階層，六是租地農民，七是流民及城鄉失業人口。

這七個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是存在矛盾的。如果政策、方針措置不當，矛盾就有可能激化，而激化的結果就是發生社會動亂。

傳統的中央集權模式已過時

何頻：西方對中國地方勢力的發展、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極為重視，可能反映了一種願望吧，有關這方面的報導、分析往往被誇大和渲染。我接觸過中國一些省市的領導人，也瞭解一點中國政治架構，當然認為今天的地方諸侯不敢與中央對抗──不僅沒有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就不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而是中央的欽差大臣──權力來自中央。儘管如此，由於經濟利益的誘惑增大，政治功能在萎縮，中央與地方的摩擦、矛盾越來越嚴重可能是一個難以改變的趨勢。你有何高見？

何新：1988年11月號香港《明報月刊》刊登過我的論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的深刻危機與原因》一文，描述過一個中國發生動亂和動亂後國家分裂解體的可能模型。現在看該文所提示的這一模型並未過時。

順便提一下，我是最早提出中國存在「諸侯經濟」這一概念的人。（註：這篇文章在《何新政治經濟論文集》中有一個摘要，但這個模型被該書編者刪節了。所以要觀察這個模型，仍請讀《明報月刊》。）

何頻：你認為理想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應怎樣？

何新：傳統的中央集權模式已過時，但過於分權及聯邦或邦聯問題也不適合中國國情。一言難盡。

何頻：不知你是否注意台灣局勢的發展？

何新：台海兩岸關係，在根本上是受大陸內部政經局勢影響的。台灣目前顯然在積極準備走向台獨，其當前的南進戰略很引人注目。但是考慮到亞太局勢的全局以及演變趨勢，我認為台獨是找不到出路的。我觀察台灣的政經局勢也在走向惡化和動盪。

目前我不樂觀

何頻：你說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始終與超級大國謀求世界性霸權的戰略利益相矛盾，問題是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中國參與國際活動越多，受到國際間牽制也越多，也就可能掉進人家預設的窠臼。畢竟現在西方是世界主宰力量，中國還只是在復興階段，實在難以阻擋西方的侵蝕。你說呢？

何新：21世紀世界歷史的總趨勢是全球經濟政治走向一體化。但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可能以兩種方式參與和走進這種一體化，一種是被拆碎和瓦解，作為附庸甚至新經濟殖民地而參與。另一種是作為新生的強勢經濟政治主體參與。從世界近代史看，後進國發展起來取代先進強國是有前例的。但路子要走對才行。目前我不樂觀。

何頻：你在《東方的復興》一書中一再強調「民主」這個詞如今被濫用了。但是這不等於民主化作為中國的一個價值目標不應該追求。我不知道這一點你是否同意？

何新：是的，我同意。無論從抽像民主理念的角度，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對於未來社會政治民主理想的角度看，當前的社會現實都是遠非完善的。

並非無保留支持當局

何頻：有人說你是一個「投機家」，從前也是一個自由化分子，在「六．四」事件後一看形勢不對，就投靠政府，支持政府鎮壓群眾運動。事實是否如此呢？

何新：對此不妨一笑置之。回顧我個人的政治思想可以劃分為兩期。1980年至1987年前，我曾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我曾撰寫許多批評僵化意識形態的論述。但是1985年至1988年間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重新認識，當時已經成為與《河殤》一派傳統否定論者相對峙的所謂「文化保守主義者」（劉曉波語，1987年）。而後的1987、88年間，我曾在《經濟學週報》這一激進派報紙上，抨擊趙的通貨膨脹和激進經改政策，因此被認為是「保守派」。在1989年紀念「五四」70週年之際，我在1989年3月的《人民日報》上，撰文反思「五四」，而批評「五四」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提出社會穩定是有序改革的必要條件。據我所知，此文發表後，曾受到包括趙在內的高層的密切注意和評論（該文收入中國社科院編撰的紀念五四70年論文集）。

而在學潮發生後，1989年4月27日我致書鄧小平，表述了我個人對當時學運的批評看法，我是不贊成這個運動的。所以其間，我拒絕參加任何簽名活動。我想李澤厚、劉再復等人應該非常清楚我當時對學潮的態度，因為當時我同他們有聯繫並交換過看法。所以89年之際，我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穩定大局的前提下，支持中國政府，這是我一貫政治理念之必然。正如我今天仍然批評激進主義的改革方針一樣。我對我在1989年的立場無愧無悔。至於某些自由派精英，我是深知其輩為人的，即使從人格角度，我也不會與此輩為伍──我對他們的輕蔑甚至大於敵意。

何頻：不論你多麼支持政府立場，但我相信你不會說中國的政治制度很完善了吧。只要有不完善，就必須加以改革。我想問的是，你對目前一般人不敢言語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何構想？

何新：請注意，我一直是，並且僅僅是站在一個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的立場上支持中國政府的。我並非無保留地支持當局的一切政策和決策。經濟政策如此，其他方面也如此。中國的許多問題，的確是由於中國政治體制存在缺陷造成的。

最後講一點，多年以來，我一直是被孤立的。我不介意這種孤立。在你的採訪中，多次涉及到所謂人格問題。我想，我在我過去的全部著作中，已經證明了我的人格。毀譽有如浮雲，一切最終可以由歷史去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