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原不老，為雪白頭

如果我們要用一個字來概括七十幾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那一定是「反」──反儒家、反禮教、反家族、反宗教、反權威、反帝國主義、反……。五四是一個不折不扣「反」的時代，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這麼徹頭徹尾的「反」，在歷史上還十分罕見。這股「反傳統」的「傳統」到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達到巔峰，即使到了80年代末期，大陸依然出現《河殤》這種「告別黃土文明，迎接蔚藍色海洋文明」的論調，其「反傳統」的精神竟不絕如縷、一脈相承下來。有關五四「反傳統」的批判性論著已相當多，大概有一個共識，「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不過是一則神話而已。不過這許多反「反傳統」的論著大多是就思想觀念的層次作辨析，這固然有助於我們釐清傳統文化問題的複雜性，但似乎總缺少一點實感。如果我們拿今天的「台灣經驗」作一番對照，可以發現當年五四諸君所反的一些傳統文化，在今天都變成「台灣經驗」的正面因素。以下將集中在儒家倫理、家族、宗教三個面向作討論。

（一）

五四知識分子當年借助「德先生」、「賽先生」猛烈的攻擊傳統文化，擒賊得先擒王，於是他們首先要打倒胡適所謂的「孔家店」，以破除兩千年來統治中國倫理思想的權威。例如陳獨秀便以為儒家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因為（一）它鼓吹人謙卑順從的德行，使中國人軟弱而被動；（二）儒家思想擁護階級制度以及個人在國家中的不平等地位；（三）儒家倫理要個人對家庭盡孝，對統治者盡忠，但不保護個人的權利；（四）片面要求女性守貞潔。另一名反儒主將吳虞攻擊儒家思想，擁護傳統的家族制度，它所倡導的家長主義變成專制的基礎；它的基本倫理──「孝」，變成盲目地忠於統治者。這個觀念影響當時許多的年輕學生，如後來成為中共建黨人之一的施存統在1919年11月8日的一份學生雜誌上投稿《反孝道》一文，企圖引起大論戰，以推翻傳統家庭制度，為新社會的建立鋪路。另外，魯迅在1918年4月寫成《狂人日記》小說，他借用一個狂人的口吻，猛烈攻擊中國傳統。他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頁『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不睡，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書都寫著『吃人』兩個字。」吳虞對這篇小說的解釋是：最熱烈談禮儀道德倫理的人就是最野蠻的食人獸，他用許多中國歷史上的事實證明，他最後的結論是，儒家的倫理就是「吃人的禮教」。

儒家，這個「吃人的禮教」到了台灣卻被視為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西方學者在80年代前後從「日本第一」轉而注意到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導致台灣探討韋伯學說（有關資本主義的起源）或提出韋伯式問題（東亞經濟與儒家思想的關係），以解釋東亞發展及台灣經驗之熱潮。美國學者Herman Kahn在所著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書中提到日本、南韓與台灣是三個「新儒家社會」（Neo-Confucian Society），其經濟成就與儒家倫理──包括個人的犧牲奉獻、衝勁、責任感、注重教育、重承諾、認同團體、對當局忠誠等息息相關。台灣學者侯家駒對Kahn的說法深表同意，並為之補充說明：代表儒家思想的孔孟學說中的自由經濟意志與經濟發展策略有助於經濟發展，並可能啟發了西方自由經濟學說。美國社會學「發展理論」大師Peter L. Berger則以為，東亞的經濟發展與當地的宗教特質（包括多元化宗教、入世的大乘佛教精神、民間宗教的實用主義）以及儒家倫理可能有關。「儒家倫理」指的是一種「通俗的儒家精神」，一套市井小民的信仰與價值，諸如敬重上下之別、對家庭獻身、自律與勤儉的美德、高度成就取向的工作倫理、重視教育、公平的考選用人取才制度等。因撰寫《日本第一》而名噪一時的傅高義（Ezra F.Vogel）認為東亞社會有四項共有的制度和傳統習慣，也就是「新儒家文化」有利於東亞的工業化。這四項條件是：用人惟才的菁英制度、入學考試制度（重視教育）、強調效忠與生產效能的團體意識、自我淬礪。這仍不脫Kahn以來西方學者一貫的見解，即相信中國傳統文化對東亞的現代經濟發展必有正面的助益。

無獨有偶的，海外華裔學者費景漢和余英時也展開類似的討論。1985年11月，費景漢在「美國中國研究學會」的年會上，發表了《傳統中國文化價值和現代經濟發展之關係》一文，文中將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些傳統文化特質作了提綱挈領式的說明。他指出：中華文化重視「歷史延續性」，慎終追遠的祭祖和道德觀念是這方面的具體表現；相信「勤儉」是人活下去的基本條件，使得整個社會充滿了動力，「永遠有前進和向前衝的力量，非常適合現代化快步調的城市經濟生活」。特別注重「理性的平均主義」，每一個人的天賦能力雖然有所不同，可是可以享有公平的競爭機會，科舉制度即為最佳例證。費先生特別指出：「中國理性平均主義所鼓勵的一些人類行為，如勤、儉、教育，都可以說是現代經濟發展所不可缺乏的條件。」

費先生的立論是站在中國本位的立場，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作最強力的辯護。而余英時則仿照韋伯的研究方式，寫了《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余把宋明理學看成是可以跟新教倫理相匹比的一套倫理觀念，這套強調勤儉、替天行道的倫理觀念，在王陽明手中才完全普及到中下層社會。在中下層社會，首先承接這套新儒家倫理的人是商人，他們重視「勤儉」，強調要「誠信不欺」，把所創立的一種事業當成是具有莊嚴意義和客觀價值的東西，不但可以「及身享用」，更可以「傳之久遠」。而且商人的「睦婣任恤之風」使得他們取代了大部分以前屬於「士大夫」的功能，成為國家重要的支柱。

「儒家倫理」的內涵究竟何所指，只怕很難得到一個公論，而「儒家倫理」和台灣經驗到底存有何種有機關係也很難說的清楚，但至少不是現代化的對立物是可以接受的。從上述中西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當年「吃人的禮教」如今竟成為「賺錢的禮教」，儒家的待遇竟有此懸殊的天壤之別。有趣的是，大陸的包遵信仍然依循五四以來的「反儒家」傳統以及馬克思主義，懷疑、甚至全盤否定儒家思想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只是他的文章不過是瞎抬槓，根本搞不清楚實際的社會狀況。

再者，那個曾經被五四知識分子視為助長封建權威、壓抑個性的家族，在今天也「鹹魚翻身」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助力。陳其南在研究《明清徽州商人的職業觀與家族倫理》一文時指出，明清徽州商人在當時就已經發展出一套類似「新教倫理」的職業觀，這種觀念導源於徽州商人對家族的一分責任感。而宋光宇則指出：中國社會的重心是家族，對中國人來講，人一生下來就確定要與某個「家」發生永久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會因形體的消滅而消失，只是轉化成牌位上的列祖列宗而已。因此，人生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在如何提升，或者維護整個家族的名聲、社會地位、以及財產。能夠做到這項要求，就被認為是孝子賢孫，若是個人的行為玷污了家族的名聲，折損了家族的產業，就成為罪大惡極的不肖子孫。通常，孝子賢孫是大家都想達成的，而不肖子孫是要避免的。因此，「如何建立在自己家繫上的特定地位？」就成了中國人在人生旅程上的最大挑戰。為了要做一名「孝子」，就必須努力追求事功，科舉功名是第一選擇，經營致富是第二選擇。

人類學家孔邁隆（Myron Cohen）在研究台灣南部客家村──美濃時，發現只有有財產和事業留給後世子孫的祖先，才能享有子孫特別祭祀的權利。一般沒沒無聞之輩，在兩三代之後就歸入列祖列宗的行列，逢年過節才會享受一次祭拜，而他的名字早已為子孫淡忘了。另外，EmilyAhern在三峽的研究也有類似的意見。時至今日，我們從一些企業家的傳記中，也可以強烈的感受到傳統的「光宗耀祖」觀念。例如新光集團創辦人吳火獅在他的傳記上說：「也許我從小受父母親對家庭忠貞觀念的影響，一直到今天，我最珍惜與看重的，沒有別的，正是我的故鄉和我的家庭。在離鄉背井的歲月中，鄉土正是我努力向上的推動力。有了『根』才能茁壯，沒有鄉土觀念的人，財富與名位又有什麼意義呢？」吳火獅在事業發達之後，非常照顧家族親人及新竹同鄉，以致鄉里人士把「新光」這個名號解釋成「新竹之光」。換言之，吳火獅確已做到「光宗耀祖」的地步了。

除了「光宗耀祖」的成就動機外，家族也是中國人經營事業的重要資源。以柯志明對松山地區五分埔成衣加工業的研究為例，業者在經濟的計算上大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從業者的口中最常聽到的是：「賺自己的工（錢）」，意思是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自己投入直接生產的那一部分。因為對小企業而言，使用的機器是簡單而廉價的，真正關係到收入多寡的是勞力投入的多少，於是業者的家庭成員是最不計較勞動投入的機會成本、盡量延長自已工作時間的人。家工無流動自由，其勞動強度非由勞動市場決定，而是看家長願意全家承受多少「自我剝削」的程度而定，自己拿不下的時候才把「工錢」給「別人」賺，而家族成員在習俗上有義務幫忙家庭創業或優先考慮在自己家裡經營的事業工作。這其中又有一個極重要又為人所忽視的角色──老闆娘，老闆娘決定計件工資的標準，也掌握廠內生產過程，必要時也對外送貨、收帳，在五分埔大部分成衣加工廠都擁有一位內行、多功能、不支薪、不拘工作時間，又不會辭職的廠長。

另外，根據夏林清、鄭村棋對一小外包噴漆廠的調查發現：該廠僱傭之勞工多屬家族成員，這種關係使得該廠在高度競爭的生存條件中，對內部勞動力的使用能達到最高的效率（員工以為「自己人，是不會吃虧的」）；而家族長幼關係間接發揮管理功能、勞資糾紛極少見；另外，女性家族成員的「姐妹情誼」（工作中閒聊發揮「道人長短」、「訴苦支持」的作用）以及「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感覺，既是該廠彈性勞動力的基礎，也有效的紓解個體在急速社會變動中的焦慮感。70年前被視為毒蛇猛獸的家族，而今卻是創造利潤的要件，這恐怕不是五四諸君能料及的吧！

（二）

近代知識分子大都有些反宗教的氣質，如胡適讀范縝的《神滅論》以為「得吾心之所同然」；梁啟超以為人死不為鬼，宗教與文明進步不相容；嚴復以為神隨形亡而滅，世俗迷信立根於臆造；章太炎以為天且無物何有於上帝；孫中山則根本沒有神異思想。五四時期在理性、科學、啟蒙等口號的提倡下，宗教差不多就被當成迷信。反宗教者大致上以為宗教信仰並非出於邏輯思考，崇拜未知之物唯有導致盲目信仰與迷信，當人類知識愈發展時，宗教的地位愈衰退。其中最有名的反宗教團體是1920年9月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該會的北京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得入會」、「老委員有宗教信仰者，須自動放棄其資格」。1922年3月，知識分子及學生為反對基督教，在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盟」，由無政府主義者李己曾領導，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如蔡元培、朱執信、汪精衛、吳稚暉、陳獨秀等人都支持。

到今天的台灣，號稱中國歷史上最富裕、教育最普及、資訊最發達的地方，宗教活動，甚至術數活動（如占卜、風水、乩童作法）是和台灣的經濟、教育同步成長的。以佛教寺廟數量為例，民國55年只有1,103所，到70年只增加到1,279所，但在74年劇增到3,261所之多，以後則呈現緩慢攀升。道教的情形亦同，民國55年有3,322所，70年也不過4,229所，到73年達到6,955所，78年是7,959所，為什麼在70年前後會有此躍升的現象呢？首先要注意的是，建廟是曠日費時的事，由發起到建成須一段長時間，因此在70年初期寺廟劇增的現象，必須先有前面十幾年的努力和累積才行。由此倒推回民國50、60年的台灣，正是一個由貧轉富的關鍵點，民國60年人均所得是443美元，68年是1,920元，70年增至2,669元，10年間台灣地區的平均所得增加6倍。這使得人們有足夠的財力建廟，以致造成民國70年到74年寺廟數量的躍升，至今未歇，這種伴隨著台灣「經濟奇蹟」而來的「宗教奇蹟」該如何解釋呢？

一個重要的理由可能是：經濟發展帶給社會和人們在商場上極大的競爭壓力和心理恐懼，擔心失敗、沒面子。而要達到成功，免於失敗，除了少數人藉重知識外，大部分的人是用祖先留下來的老辦法，即用超自然的方法來驅逐惡靈，確保公司、工廠能順利運作，不致生差錯，於是，陽宅風水甚為盛行，此外，人們更常到他心目中認為是靈驗的寺廟、神壇去燒香請願，祈求保佑事業成功。當經濟愈發達，公司、工廠也就益發增加。一旦公司、工廠賺了錢，大家就相信是由於神明庇佑的緣故，那麼還願謝神必不可免；萬一賠錢，更要到廟裡祈求神明協助改運。而且，人們又相信捐錢造廟是件有功德的事，功德一多，就會有「諸事順遂」的感應。於是，各地寺廟及私人神壇都是香火旺盛，許多家庭神壇甚至發展成為大廟，這就是台灣各地寺廟、神壇林立的根本原因。我們也得承認，只要人們對生命的困境無解，對生活處境有不確定感，宗教就有其存在發展的理由。

除了心靈慰藉外，宗教更發揮其社會救助的功能，尤其在台灣社會福利不健全的情形下，寺廟便經常從事一些公益事業，如幼兒教育、接濟低收入貧戶、急難救助、清寒獎學金、興辦養老院等。而近年來最受矚目的慈善活動，自然算是由女尼證嚴法師所發起的「慈濟功德會」，數年間籌款八億，建立台灣東部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慈濟綜合醫院」，民國80年又募集四億台幣，到大陸重建水災沖毀的房舍。「慈濟」所積累的聲譽吸引許多人加入其功德會，會員竟達350萬人，遠超過國民黨黨員；而今年3月的一次慈善募款更達到上億元，其動員運作能力十分驚人，朝野政治人物、社會賢達亦競相奔走，赴花蓮拜訪證嚴法師。

就更積極的作用來看，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宗教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大助力，如前述Peter Berger以為東亞地區的宗教特質如多元化宗教、入世的大乘佛教精神、民間宗教的實用性是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李亦園分析1960年代中期以後的台灣民間信仰時指出：一些道德復振教派如一貫道，透過形式主義的家教儀式，表現出對現實世界的肯定，並鼓勵積極服務、刻苦經營、相互支援，從事各種連鎖事業的經營，這些現象與60年代台灣的經濟發展互為表裡。

（三）

以上從儒家倫理、家族、宗教三個面向分析的結果看出：這些當年五四知識分子人人喊打的傳統文化如今反而成為「台灣經濟」的重要動力，歷史彷彿對五四開了個玩笑，到底誰出了問題呢？也許我們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理解。一、從歷史處境上來說，「啟蒙」與「救亡」一直是五四知識分子面對近代中國民族危機的兩大任務，然而由於內憂外患的局勢愈烈與現實鬥爭的需要，使得「救亡」壓倒了「啟蒙」，於是當初引進西方文化來豐富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使命一變而成浪漫激情的政治運動。

第二、就傳統文化本身的價值而論，傳統文化本是一個民族長期以來習慣的思考、生活方式，它本身是一套穩定而成熟的系統並內化成民族生命的全部，因此傳統就是自我存在的根據，反傳統等於反自我、反存在，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反傳統」遂注定徒勞無功的命運。至於傳統的優劣好壞則是每個時代的人如何去詮釋，例如西方中古時期教會的貪婪、墮落，但不能因此否定基督教的意義與功能，因此我們要反的是「吃人的」禮教，而非反「禮教」；要反的是復古反動的「傳統主義」而非反「傳統」。畢竟傳統只是客觀的存在，其作用、價值端視於後人如何去對應而已。用禪宗的話說，宇宙萬象原是「法爾本然」的面目，好壞善惡不過是人加諸其上所生的「分別識」罷了，「青山原不老，為雪白頭；江水本無憂，因風皺面」。傳統無過，問題出在人，證諸「台灣經驗」，思過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