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文明與文明的未來

美國《外交事務》雜誌1993年夏季號上，發表了著名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一篇長文，題為《文明的衝突》。此文一問世，立即引起美國國內學者，特別是東亞及伊斯蘭世界的熱烈爭鳴，我國一些學者也已撰文發表看法。由於該文的重要性，其內容與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直接關聯，以及該文作者在我國社會科學界的知名度，筆者認為有必要對該文進行全面的評述，謬誤之處，請識者駁正。

杭廷頓的主要觀點及其淵源

塞繆爾．杭廷頓，是中國學者所熟悉的一位國際政治學家，他的許多論著都被譯介到中國，比如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等，均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從他的這些論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冷戰時期以來國際局勢的變化及發展中國家形勢變化的關注，而這種關注自然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的《文明的衝突》一文，因為某些相對保守的觀點是一以貫之的。

杭廷頓的這篇文章從一開始就點明，該文的目的是要「抓到未來國際政治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也就是說，未來世界的衝突將不再是某一區域文明的內部衝突，也不再表現為政治的、經濟的或意識型態的衝突，而是文明間的衝突，「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那麼未來的衝突將在哪些文明間發生呢﹖杭廷頓認為，它將在西方、儒家、日本、伊斯蘭、印度教、斯拉夫──東正教、拉丁美洲及非洲文明間展開。

為什麼會這樣呢？杭廷頓認為文明的差異是最根本、最本質的差異，隨著世界的距離越拉越近，區域文明內部的認同感日益加強，也即文明意識日益加強。在這種情況下，文明之間固有的、不易消除的差異，在新形勢下得到強化，從而導致衝突。杭廷頓論證說，就近代世界而言，在威斯特伐裡亞條約後的一百五十年間，西方世界的衝突是君主間的衝突；1793年後則是民族國家間的衝突，1917年以後則是意識型態間的衝突，直至冷戰結束。而這些都是「西方的內戰」。冷戰結束之後呢？南斯拉夫的問題表明了基督教文明與東正教文明的衝突，海灣戰爭表明了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而以歐共體、北美自由貿易區、東亞華人文化圈、中亞非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加勒比共同市場等等為代表的經濟區域主義之勃興，同樣表明了這種文明間的對立和文明區內部的趨同。

杭廷頓進一步論證說，在現實社會裡，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衝突的來源之一，就是文化的差異，「即價值與信仰的差異」，比如西方力主而遭到許多國家懷疑的「民主」、「人權」等觀念，便是典型一例。由於這樣一種差異，距西方文明傳統最遠的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有可能聯合起來，向西方的利益、價值與勢力挑戰，他舉的例子是所謂武器技術的合作及與西方軍事力量的抗衡。此外，為了證明現實世界中文明區正超越民族國家的疆域成為新的聚合形式，杭廷頓還舉了土耳其支持阿塞拜疆反對亞美尼亞的例子，同時有些國家則因「文明」不同成為「精神分裂」的國家，如俄羅斯、土耳其、墨西哥等，他們在發展道路的歸屬上都表現出程度不同的無所適從。

當然，作為一位當代學者，杭廷頓在論證這樣一種極為敏感的主題時，要竭力避免給人留下「西方中心論」的印象。比如他認為，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挑戰的回應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全面拒斥，二是全面接納，三是通過發展綜合國力以抗衡西方，同時保有固有的價值和制度，「即現代化而不西化」。雖然沒有明說，杭廷頓似乎認為這第三種形式正日漸成為主流。對此，他曾在稍後的一篇答辯性文章中做了肯定的表示，即並未指責這第三條道路。但肯定這一點，也正是給他的以區域文明為基本單位的國際衝突作論證。

已有識者指出，杭廷頓的這一套觀點自有其思想淵源。就其自身而言，他對當代國際政治一直非常關心，尤其注重研究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及其對國際政局的影響。另外，他也十分注意這些國家在其現代化道路上出現的各種矛盾衝突，甚至戰爭與革命。這兩個側重點，在他的成名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便有集中體現。此番，他把眼界放大了許多，最後落在了既非國家、又非民族、而是區域文明的衝突之上，當然不是偶然的。

這種必然性當然是冷戰時期結束後國際形勢的新變化造就的。杭廷頓的文章中支持他論點的絕大多數例子，都采自近幾年的國際政治現實。還在70年代的時候，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已然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注意。法國人阿努瓦．阿布戴爾──馬里克在他的《文明與社會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譯本）一書中承認，該書的原始靈感，源於「我們時代世界的變化以及東方──亞洲和非洲──與拉丁美洲的同步崛起」。在書中，他屢屢提到二戰後逐漸發生的中國的崛起、日本的經濟起飛、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已有能力恢復其國家和文化，並實現現代化」以及帝國主義在朝鮮和越南感受到的恥辱，並疾呼「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已來臨，東方正開始取得主動權」，從而倡導一種非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觀。改造和重建傳統的「東方學」。

最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在於，馬里克認為，形勢發展已突破了原來的「三個世界理論」的劃分，而「進一步的劃分」應該是印度──雅利安語系圈和中國圈這兩大文明圈，前者包括的文化範圍有古埃及、波斯、古希臘世界、歐洲、北美、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印歐語系地區、亞撒哈拉大沙漠非洲──伊斯蘭教文明文化範圍，後者則包括中國、日本、蒙古──中亞、越南和東南亞、東亞次大陸、大洋洲、從波斯到菲律賓的伊斯蘭教文化範圍。在此劃分的基礎上，與西方文明相對的東方文明，則涵蓋了「中國文明及其所構成的文化範圍、從摩洛哥到菲律賓的中部伊斯蘭教文明──文化範圍、亞撒哈拉黑人非洲和與非洲直接相聯繫的拉丁美洲的某些部分，尤其是中美和巴西」。而「這樣理解的東方文明動力中心顯然是中國（處於亞洲圈的中心）和埃及（處於伊斯蘭教範圍的中心）周圍的阿拉伯世界」（中譯本第188至189頁）。至於杭廷頓提出的「儒家─伊斯蘭的聯合」觀點，如果與此沒有直接的承繼關係，起碼也是暗合。

顯然，由於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而引起西方學者對文明的重新思考，杭廷頓並不是第一人。當然，其論著早出十幾年的馬里克也並非這方面的先驅。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斯賓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已經鄭重宣告：「在我的系統中，不承認古典文化或西歐文化，相對於印度、巴比倫、中國、埃及、阿拉伯及墨西哥文化而言，有何特殊的地位」（見該書中譯本第14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但當以上這些文化發展到「文明」階段，即其「終局」時，它們也就要滅亡了。在滅亡之前，這些文明要經歷「戰國時代」，即可怕的社會動亂；中國、埃及、雅典（希臘）都在不同的時代經歷了這一階段，而出於現實的影響，斯賓格勒認為，「我們的西歐──美國世界，在19世紀至20世紀間，也面臨這種『戰國』的命運。」（同上書第337頁）他進一步指出，「文明後期的歷史」，「所剩下來的，只是純粹為了權力、為了動物性的利益而鬥爭」（第348頁）。斯賓格勒當時所看到的，都是「文明」內部的衝突，由於除了進入衰亡期的西方文明以外，剩餘的文明已經結束，殘存的中國、印度，和阿拉伯文明不過只是「原始生命」的一點「起伏浮沈」，所以衝突只是西方文明的內部衝突，但他畢竟提到了區域文明的劃分，提到了不同區域文明之間的本質差異和價值上的相對平等性、提到了文明的衝突。

幾乎盡人皆知斯賓格勒的文明觀在湯因比的文明觀上的投影，而後者的觀念也為杭廷頓所提及。如果說斯賓格勒的悲觀主義思想是上一個世紀之交國際形勢的反映，那麼湯因比的思想則是兩次大戰及戰後形勢影響的結果，並不斷變化完善，直至70年代。還在其《歷史研究》中，湯因比就提出，有史以來存在過的19種、或21種、或26種區域文明中，現在僅存在5種，即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而這些似乎正是杭廷頓立論的幾個基本單元。此外，湯因比所倡導的文明的共時性和等價性，從而有了可比性等觀點，也深受斯賓格勒的影響，並轉而影響著當代學者。

這裡尤為重要的，是湯因比曾專章論及「文明之間的碰撞」（見《文明經受著考驗》中譯本第11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他認為研究文明史的方法之一，便是研究文明之間的衝突（見前引書第136頁）。湯因比設想，2047年的歷史學家在總結20世紀的歷史時，會認為這個世紀的偉大事件是西方文明對當時世界上其他區域文明的巨大影響；而3047年的歷史學家在總結上10世紀的歷史時則會發現，西方文明「正處於來自東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以及遠東地區影響的汪洋大海之中」（第184頁）；他認為，「我們還僅僅處於墨西哥、秘魯、東正教地區、伊斯蘭和印度世界以及遠東文明交鋒的歷史的開頭幾章」，他似對西方文明的應戰效應一定會是巨大的（第189頁）。到1970年，他更明確地表示，「世界史的主導權，將從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轉移」，而未來世界的關鍵，將是以中國為主軸的東亞文明（參見山本新、秀村欣二編《中國文明與世界──湯因比的中國觀》，中譯本第45頁，東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

據此，幾乎晚出半個世紀的杭廷頓的觀點又有多少是新鮮的呢？以文明為基本單位來理解國際現狀的方法？還是強調文明的衝突是最根本的衝突？也許是由於冷戰後時期的新變化使他把湯因比預言的時間提早了10個世紀，也許是他比湯因比還要悲觀，因為湯因比設想，到公元4047年，前曾激烈碰撞過的文明藉此找到了人類共同的偉大經驗，找到了一種新的公共生活。

關於杭廷頓的文明觀

杭廷頓不是一位歷史學家或文化人類學家，但他仍然在文章中專節談及「文明的本質」。他說，「文明是一個文化單位」，「文明是人類文化最高層次的組合，也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最廣領域」；「文明顯然會混合和相疊，亦可能包含許多子文明」；「文明是動態的，它們有興有衰，有分有合」。他同時舉出許多最易為人知的例子，來證明這些界定。

杭廷頓的這些論述完全是在重複前人的認識。無論文明的概念像文化的概念那樣有多少歧義，但他在這裡無疑是指的區域文明或文明區，與最高層次的區域文化或文化區是同義的。杭廷頓與他的前輩斯賓格勒和湯因比一樣（當然很多學者均如此），受用「文明」來表示一個具有一定空間範圍的文化復合體，儘管不甚科學，但約定俗成，也就無需苛求。

對於「區域」這個概念，也許地理學家比我們更有發言權。有人說，劃分區域不過是為了研究的方便，因為區域的界線本身是模糊的（除了行政區劃以外），是人主觀確定的。也有人說區域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必須依賴於特定空間範圍內的特定主體，如民族文化區、經濟文化區、宗教文化區、語言文化區等。但如果是一種區域文明，那麼該區域內的諸文化因子均應有相對的一致，達到這一點確是很難的。就以杭廷頓及湯因比、斯賓格勒等人集中探討的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東正教文明而論，其差異似乎主要在於宗教的不同或宇宙觀、價值觀、人生哲學的不同，但東正教文明本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個分支，故湯因比稱之為其姐妹文明；伊斯蘭文明若從宗教的本源而言，顯然與基督教文明有親緣關係，故湯因比稱之為其表姊妹文明；他們與西方文明之間差異遠不能與中國文明與之差異相提並論。至於印度文明，儘管他是否在文化系統的整體上與西方文明有多大區別，但由於他在現實國際政治生活中沒有「突出」的表演，反倒不為人垂青，在杭廷頓那裡，似尚不如土耳其重要。

同樣，在杭廷頓那裡，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的糾紛、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衝突、印巴矛盾甚至印度內部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矛盾等等，都是文明的衝突，那麼為何不能說它們是宗教的、文化的、民族的衝突，或是表現為宗教衝突、民族衝突的政治衝突呢？他們之間的差異難道與中國、西方文明間的差異在同一層次上嗎？在他看來，日本「是個獨特的社會與文明」，所以他不可能以自己為中心進行東亞的區域性經濟整合。那麼如果存在的話，日本與中國及東南亞之間的衝突將被視為文明之間的衝突，這不是很可笑嗎？按照這一原則，朝鮮半島是否也應是另一種文明？杭廷頓顯然對日本、朝鮮這樣的國家之文化傳統知之甚少，即對他們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事實也視而不見，甚至有違他自己在文中對文明的闡述。

當然，如果我們把「文明」視同於廣義的「文化」概念，那麼任何形式的衝突──政治的、種族的、民族的、宗教的、經濟的、意識型態的衝突──均可被視為文化衝突或「文明的衝突」，因為以上均是「文化」或「文明」的諸因子。這樣，指出歷史與現實中的諸種衝突都是文化衝突或文明衝突──本質上如此──自然無可非議，但這樣的立論也就毫無意義。杭廷頓所說，實際上是一種「區域」間的衝突，而這種區域衝突並非傳統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而是一種跨國界的、綜合文化區或文明區間的衝突。由於以往宗教的、意識型態的、民族的或經濟的衝突往往也是跨國界的衝突，文化區或區域文明的界定便是很費捉摸且主觀性極強的事情了。

杭廷頓的立論當然考慮到歷史的進程，但尤其是從現實出發考慮問題，這樣，除了很少的例外，他所開列的區域文明名單就出現了許多問題。比如，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西化」，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逐漸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而在70年代成為與美、歐鼎足而立的經濟強國，於是便成為獨立的「文明」。又如，他的伊斯蘭文明下屬的馬來諸族文明，地處東南亞，只因信奉伊斯蘭教，便脫離了同在一個地域空間的漢文化圈，似乎並不考慮包括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在內的整個文化傳統。同時，與他所引述的「從廣州到新加坡、從吉隆坡到馬尼拉，這個受傳統宗族精神牽引而深具影響力的網絡」，形成了可笑的矛盾。再如，杭廷頓單獨開列了拉丁美洲文明。眾所周知，其前身瑪雅文明、阿茲台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已經絕滅，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殖民者自16世紀以來的行為對此滅絕推波助瀾。但無論如何，此後形成的拉美新文化與其說是對祖先文明的繼承與發揚，不如說是在新形勢下的文化重建。這樣一個區域文明無論與數千年一以貫之，以獨特的宇宙觀、價值觀、生活方式、語言、風俗習慣構成單一文化單核的中國文明相比，還是與以強大的宗教精神為紐帶，自7世紀以來延續不斷的伊斯蘭文明相比，都很難相提並論。

杭廷頓的立足點是文明差異的難以消除論。他認為，「這些差異在歷史上產生，不會立即消失，且比政治意識型態及政權的差異更為基本」。正因此，才會出現「最持久、最暴虐」的文明衝突。但他又無法解釋屬伊斯蘭文明之土耳其的歐化傾向、墨西哥（屬拉美文明）的北美化傾向和俄羅斯（屬東正教文明）的西化傾向，便給他們貼上了「精神分裂國家」的標籤。他提出，「精神分裂國家需要重新界定其文明身份」，這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文明身份是可以改變的，原來的文明差異是可以消除的，同時某些「文明」的衝突也就並非必然的了。這難道不又出現了自相矛盾之處嗎？眾所周知，自本世紀初直至80年代，中國一直存在是否「全盤西化」的爭論，但如果說因此中國便是一個「精神分裂國家」，那就是笑話了。

至於後冷戰時期出現的不同形式的區域聯合，是否真是一種文明結合、或是否是共同的文明軸心在起聚合作用，還有待具體分析。誠然，伊斯蘭國家與歐洲國家間的衝突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阿拉伯帝國的擴張、十字軍東征、奧斯曼帝國的統治。這在最初本是一種地緣的衝突、宗教的衝突，因為無論是世俗的、還是宗教的勢力範圍，他們二者都是毗鄰的；在疆域無限擴張的時代，衝突是必然的。19至20世紀的衝突則體現為強權與弱者間壓迫與反壓迫的衝突，這種新性質的鬥爭由於歷史上的傳統宿怨而加劇。而弱者反抗強者更需要一條團結多數的紐帶，具體說，這就是伊斯蘭教。如果伊斯蘭教就是一種文明的話，那麼這種「文明」不過是實用性很強的武器而已。至於杭廷頓舉出的十個非阿拉伯穆斯林中亞國家形成的經濟合作組織，與其說是文明的聚合，不如說是區域的聯合；加勒比、中美、南美的共同市場也是如此。否則為何東南亞的伊斯蘭國家不與中亞十國聯合，反而與本地區的天主教，甚至佛教國家結盟呢？

平心而論，杭廷頓注意到世界範圍內的區域性整合，乃是不爭的事實，亦符合文化趨異與趨同的規律。但錯誤在於，他把這一階段的區域性衝突絕對化了，過分誇大了；他又未把這一階段置於整個區域史異同分合的整個過程中，孤立而靜止地看問題。筆者在拙著《中國文化地理概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曾以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例，論述了文化的趨異與趨同規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便必會發生一次文化趨異，而趨異本身就往往預示著趨同。夏、商、週三代時期。華夏源地文明憑藉其優勢的自然條件而一花獨放，然而長江流域區域文化復合體的形成，造就了楚文化、吳文化、巴蜀文化，出現了區域文化間的衝突與抗衡，即第一次文化趨異；秦漢以降，漢文化圈形成，楚文化等均降為其中的亞文化，再次出現文化趨同；但隋唐以後，北方遊牧民族和西北各族，終於建起了較高的文明（吐蕃、遼、西夏、金、蒙古等），與漢文化腹地分庭抗禮，漢文化圈內再度出現文化分異；自元、明、清至今，又出現了文化趨同的過程，北部與西部的民族文化亦成為漢文化圈內的亞文化。在分異的時期，區域間的衝突就體現得多一些，在趨同的時期，融合就體現得多一些。相對中原王朝而言，隋唐時期的西北民族區域文化復合體的形式是趨異，相對其原有的區域文化而言，又是趨同。

在世界範圍內，情形當然要複雜得多。很多國家和地區由於不像中國那樣存在一個文化主軸，故不能在歷史上經歷類似的趨同過程；有的曾經歷這一過程，但解決境內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方法不當，長期存在「貌合神離」的狀態，一旦原來維繫統一的某種力量消失，分裂便會重現。但前蘇聯的這種情形是否是由於文明的衝突，是否代表了世界史發展的常態，還顯然是個問題。但不管怎樣，世界從相互孤隔到連成一體，以區域為單位，以共同利益或共同文化為軸心日漸形成超越國界的聯合，已是不爭的事實和未來發展的大勢。這種聯合，有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礎，如西歐、東亞、阿拉伯國家等，也有的具有共同的地域基礎和共同的經濟利益。對於這種聯合內部的國家，這是更高的趨同；而對世界而言，隨著人們對本聯合體的認同，區域意識增強，亦可謂新意義上的趨異。因此而出現的衝突或融合，都是新形式的衝突或融合，在更大範圍內合作的前提下的衝突或融合：這種衝突不應是「更暴虐」的，不可解決的，而融合則是必然的，是人心所向。這才是文明的本質。

關於杭廷頓的衝突觀

儘管在上一節中，筆者已涉及到杭廷頓關於衝突的看法，但杭廷頓全文的重點，即在於分析「衝突」，故當專節評析之。

對於杭廷頓強調的衝突，聞者自不必談虎色變，因為一部人類的文明史，同樣也是形形色色的衝突史。既然文明間的差異是基本的，那麼文明間的衝突也應是與生俱來的，並非只是當代才有的新現象。而區域文明間的衝突之所以沒有成為幾千年歷史上的主要衝突形式，說來也簡單，不過是因為古代和中世紀的各大文明基本上是相互孤隔的，當時的文明世界還沒有連成一片。即便如此，古代亞述對腓尼基、敘利亞、埃及的征服，波斯對印度河流域、希臘城邦、埃及、迦太基的征服，馬其頓亞歷山大的東侵，日耳曼族對羅馬帝國的衝擊，不都是「文明的衝突」嗎？在中古，相距遙遠但又同在鼎盛時期的阿拉伯帝國與唐帝國在怛邏斯戰役中交手，由此造就了造紙術的西傳，不也是一場文明的衝突？到了近代，西方殖民者與美洲土著、與中國、印度、阿拉伯、非洲人民間的衝突，則是更大規模的文明衝突。

也許古代和中世紀距離我們太過遙遠，對於杭廷頓先生來說，那時衝突的年年歲歲都不如今天的衝突的每一分鐘讓人感到難捱，所以那時的文明衝突似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今天的某些人也許還記得「巴比倫之囚」的恥辱，也有許多人記得蒙古鐵騎對東歐的踐踏，這種衝突不是改變了很多國家，甚至世界的格局嗎？既然歷史給了我們這樣的事實，那麼我們為什麼突然對今天「文明的衝突」而憂心忡忡起來，難道只是因為我們的生命在今天度過，所以今天格外寶貴嗎？

也許我們能從杭廷頓對近代世界史的概括中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杭廷頓認為，自17世紀到冷戰時期的所有戰爭，都可以算是「西方的內戰」，只是到冷戰後才轉入西方與非西方文明衝突的新階段。自此，「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下的歷史客體，而像西方一樣成為推動、塑造歷史的力量」。這在表面上彷彿是告別西方中心論的宣言，實際上還拖著一條長長的西方中心論的尾巴。因為他似乎認為，在此之前，非西方文明並不是「推動、塑造歷史的力量」。正因此，他完全閉起眼睛，把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以來對非西方民族的壓迫、掠奪、屠殺和後者對前者的反抗──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整整一百年的民族解放運動，全部排除在外，只有法國革命、普法戰爭、滑鐵盧戰役、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這類西方君主、政權，以及意識型態間的對立，才是近代世界史或近代衝突史的主體。這種歷史觀並不僅僅是過時的、陳舊的，它甚至連逐漸被人拋棄的費正清的「挑戰與回應」說（注意，這裡指的是費氏關於近代中國的看法，而非湯因比的同名模式）都不如，真真令人遺憾。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杭廷頓對今天和未來將出現的「文明的衝突」感到擔憂的原因了。由於他未考慮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與非西方文明衝突的歷史，也就不能理解今天非西方文明在新形勢下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乃是舊日衝突的延續。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時間裡，亞、非、拉美的許多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贏得了民族的統一和獨立；在戰後的40年時間裡，又有某些國家和地區率先進入了現代化軌道，取得了經濟的大幅度發展，像韓國、新加坡、香港、墨西哥、巴西、埃及、博茨瓦納等等，有些則憑藉資源優勢而成為中高收入國家。在今天，這些國家和地區還畢竟是極少數，大多數國家還在昔日殖民統治的陰影下痛苦地摸索各自的現代化道路。特別是在西方文明代表的發達國家已然遙遙領先和市場佔據的形勢下，差距是很難縮小的。因此，杭廷頓注意到的區域性聯合，以及由此產生的與傳統宗主國即西方強國的可能衝突，正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摸索現代化道路、試圖從貧窮走向富裕的嘗試之體現。基於此，如果只默認長達三個多世紀的西方殖民者對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施虐，而不承認只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後者對前者的擺脫──儘管前一過程大多是訴諸武力而後一過程則逐漸採用和平方式，杭廷頓卻將其誇大為「文明的衝突」，那不就很有點兒「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味道了嗎？

從理論上說，杭廷頓模糊了「文化衝突」與「文明衝突」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所謂「文明的衝突」，即兩種或兩種以上異域文化復合體之間的衝突，應是「文化衝突」範疇內的一種形式，它的特性應由後者的特性決定，從屬於後者。由於文化的傳播和擴散是文化的根本特徵，不傳播擴散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或必然死亡的，所以文化的衝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避免的絕不只是衝突，還有文化的調適，即經過文化主體的積極選擇，或拒斥或吸收異文化。不過無論文化拒斥還是文化同化，都只是暫時的或局部的，只有「文化涵化」（Cultural Acculturation）或文化融合──不同文化的雙向文化揚棄──才是文化傳播或文化碰撞的常態結果。

文明的衝突當然受此規律制約，也為歷史事實所驗證。美國人類學家恩伯夫婦（C. R. Ember & M. Ember ）和比爾斯都為此列舉了歐洲人移居美洲後與當地土著間文化衝突與涵化的例子。特別是後者，認為墨西哥是文化涵化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那裡，其民族文化並未消亡，同時歐洲文化也根深柢固，形成一個既非西班牙而亦非印第安的文化系統。而國內學者如郭齊勇也舉出日本作為文化涵化最成功的範例（見其《文化學概論》第277頁）。這兩者的動因都在於杭廷頓意義上的「文明衝突」：前者源於西方文明與拉美文明間的衝突，後者源於西方文明與遠東文明間的衝突。衝突的過程可能是痛苦的，但絕非永久的、絕對的。因此，也許是出於對人類現實和世界未來的關懷，但杭廷頓的看法畢竟只抓住了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個斷面或一個片段，然後把它孤立起來；他只注意到了痛苦、敵對、搏殺，而忽略了其間和以後的歡娛、友愛、和平。

所謂「文明的衝突」應該是指異域文化整體的相互衝突，無論從數量還是頻率上看，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它都未占主導地位，更多的是異域文化的單個因子之間的碰撞和衝突。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曾與中國本土文化發生矛盾，無論是政府還是儒家傳統的知識分子都曾對佛教採取激烈抨擊的態度；又如基督教士初入明末的中國、或初入日本、美洲大陸等，都曾遭到從普通百姓到上層人士的普遍拒斥；甚至如蒙古人西征與東歐各國的反抗，也只是一種征服與反征服性質的鬥爭，很難說是種全面的、整體的、由表層到文化精髓層面上的文化撞擊。因此，無論是意識型態的衝突、軍事的衝突、民族的或宗教的衝突，還是小到對外來飲食文化、服飾文化等等的不滿，都只是異域文化系統中某一文化因子間的衝突。杭廷頓的文章中曾提及法國人對北非移民的敵視、美國人對日本移民的不滿、中國及日本與美國的貿易糾紛等等，無論是否種族歧視或貿易戰，但均應屬這種文化因子間的衝突，而遠遠未及文明衝突的水平。

在當今世界的各種矛盾衝突中，區域性衝突是屢見不鮮的，這之間也許並不帶有文化的或「文明的」色彩，比如越柬衝突等；也有許多矛盾衝突帶有文化色彩，或由於文化色彩而加劇，比如杭廷頓正確地列舉的印巴之間的矛盾、波黑戰爭，以及亞非拉美國家在人權、民主等問題上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分歧。但就這些而言，我們與其稱之為「文明的衝突」，毋寧稱之為文化衝突，這首先是因為事實所在，這些尚未上升為一場全面的、大規模的，甚至體現為暴力衝突的區域文明間的爭鬥；其次則是因為文化衝突不必然演進為杭廷頓所謂的「文明的衝突」。文化傳播或交流是必然的，而後的碰撞或衝突也是必然的，而文化間的理解乃至文化進步正是其必然的、合邏輯的結果。既如此，我們又有什麼必要為未來世界增加一些緊張氣氛呢？這難道不會讓人誤解為這是出於某種戰略考慮的需要，而有意引導人們進入或者創造一個本可能不存在的「文明衝突」的誤區嗎？

如前所述，儘管我們可以含糊地把古代和中古時期代表不同區域文化的國家或地區間的戰爭稱為「文明的衝突」，但畢竟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具有不同意義。因此，近代意義上的文明衝突應是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文明向世界其它部分推行其整套文化系統，以及所引起的反抗。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並不否認出現「文明衝突」的可能性，但它首先是前一過程的新形勢下的延續，其次它不見得採取暴力的形式，而最後，正如湯因比所見：文明之間的差異日益變得不那麼重要，文明間相互影響的結果，是保存下來人類共同的偉大經驗──「由於受到來自其他文明的地方傳統的衝擊而使社會文化遺產的某些部分受到損害，但正因為如此而找到了一種新的生活」。

關於杭廷頓的現實考慮

杭廷頓談論文明，顯然不是從純學術的角度，而是從現實國際政治的角度出發的。不僅如此，他還是以西方文明為本位來談問題的。他指出，伊斯蘭國家、儒教國家和佛教─印度教國家「西化」的阻力最大，最難「加入西方」，因此它們有可能聯合起來，向「西方的利益、價值與勢力」挑戰。他所舉出的唯一例子，就是在西方國家普遍裁軍的今天，上述國家卻在大力發展武器技術、擴張軍事力量，並指責中國是西亞和東亞某些國家的武器技術供應國。由此，杭廷頓得出結論說：「儒家─伊斯蘭的軍事結合已經形成。」

今天的讀者也許會感到奇怪，是否杭廷頓希望世界上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應「加入西方」，即化入西方文明之中，那些由於文化傳統的距離而不能也不願全盤西化的，都將成為西方文明的潛在敵人。如果真是這樣，杭廷頓的文明觀或文化觀將還不如湯因比，甚至不如斯賓格勒，因為他仍然在價值上將西方文明視為最優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是好是壞、是友是敵，都要視他們對西方的態度向背而定。那些由於自己深厚悠久的文化傳統和獨特的歷史國情只應走自己獨特的現代化道路的國家和地區，難道必定與西方國家勢不兩立，因而將受到後者的敵視嗎？

杭廷頓以及很多西方學者眼裡的「儒家─伊斯蘭國家的聯合」，在某種程度上說，也許是客觀存在。由於前面提及的歷史事實，這種「聯合」又不僅限於此。70年代以「第三世界國家」為紐帶的團結合作，80年代則以「南南合作」的形式在國際事務中再現，而且還可以回溯到更早的「萬隆會議」等等。但是杭廷頓所舉出的「武器合作」之例，卻絕對沒有說服力，因為第一，美國、法國、德國乃至歐洲其他國家的武器出口，無論在質量還是從數量上，都是遙遙領先的，買主只要有錢，則更願意購進他們更為精良的武器裝備，人們當然不能據此便說這是西方文明與某種文明之間的結盟；其次，在西方軍事力量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保持這種優勢，削弱一切潛在競爭者的實力，以便永久充當國際仲裁者的角色，這是某些西方人喜聞樂見的。杭廷頓說得很明白：「冷戰後的世界，武器管制的首要目標則是杜絕非西方社會之軍事能力發展會威脅到西方利益的可能性」。顯然，杭廷頓杜撰出儒家─伊斯蘭國家的軍事合作──文明聯盟，正是為這種州官放火邏輯提供說詞。

毛澤東曾強調過分清敵我友的重要性，將其視為「革命的首要問題」。杭廷頓似乎也深諳此道，他論證前述論點，正是要西方國家加強自身團結，使在文化上接近西方的東歐和拉美盡快融入西方文明，促進和維繫與俄羅斯和日本的合作關係，一致對付伊斯蘭與儒家文明。這種從自身利益出發的戰略格局劃分，本來無可非議，也未必不可能成為未來西方國家的戰略指南。但這本身並不利於國際大家庭的理解與合作、不利於未來的世界和平；如果只是為了做如此的劃分，倒也並不需要用「文明」作掩護，那樣反使他畫虎不成反類犬。

也許杭廷頓也不同意把人類完全視為在「文明」面前消極被動的群氓，因為文明本身就是人類創造的。儘管文明像歷史一樣對人類具有巨大的慣性，但如果把文明說成是「潘朵拉的盒子」，一經人類創造之後便不受人類活動的制約，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歷史上某些區域文明的消亡，更可以為西方文明自近代以來的獨步天下而非西方文明在其重壓下呻吟的「合理」張目了。如果我們承認文明不僅由人類創造，而且由人類不斷更新，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把後冷戰時期區域文明格局的重建、區域文明意識的增強向一種美好的前景引導呢？我們說，杭廷頓注意到的新形勢下的國際衝突，帶有區域文明衝突的特點，但這不過是舊有的各種衝突在新形勢下抹上的新色彩、具有的新性質；我們所應做的，並不是強化這種色彩、這種性質，而是淡化緩和由此引起的尖銳對立的成份，達到一種求大同存小異的和諧共存的局面。任何關懷人類未來的人，均應做如此想，並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

最後應當指出，作為一個現代學者，杭廷頓也承認現代化並非西化這一事實。他不僅指出日本是這方面成功的例子，還指出其他非西方國家也在做這樣的嘗試。平格地說，他並不想指責或貶低這種嘗試，只是作為一個西方人，他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種警戒感，並由此產生了他那一篇宏論。在他文章的最後曾說，「西方國家也需要深入瞭解其他文明的基本宗教和哲學主張，以及洞悉他們是如何理解自身利益的。這需要西方去識別和其他文明間的共通性」。這種態度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通過這種辦法來緩合區域文明間的誤解和矛盾，不是可以省去許多繁言贅語嗎？

日前，新一輪日美貿易最高級會談降下帷幕，日本人又一次響噹噹地說了個「不」，緊接著是美國人宣佈對日實行貿易制裁。也許杭廷頓會把日本人的這種態度當作他「文明衝突論」的新例子，以後也還會有更多的國家對原來的「西方家長」說「不」，但這其實是一種常態。美國人採取了憤憤不平的態度，乃是因為把非常態作常態、他人在自己面前唯唯稱諾的時間太久了。

1994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