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

《北京之春》在1994年3月號上發表了何頻採訪余英時先生的文章，對中國的命運、中國前途、台灣的地位、西藏等地區的「高度自治」等問題縱論頗多，並且觀照於中西古今的歷史經驗和政治理論，為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描述了十分悲觀的前景，即一言以蔽之曰：中國統一無望，解體必然。同時余先生也提供了他自己改造中國的「設計」方案。自然，作為華裔美國人和美國漢學界的泰斗，余英時先生可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對中國社會作出種種「客觀」的研判，發表自己的觀點。但是，作為「大師級人物」和「人文學科之精神領袖」，不免要承擔著教誨和指導他人的重大責任，在祖國統一的大問題上就不能發表不負責任的見解，為分裂祖國張目，甚至作外國人「拆散中國」的言論先鋒。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對余英時先生的言論提出商榷和批評。

台灣獨立有悖世道人心

余英時先生認為只有讓鬧「獨立」的部分獨立，中國才有出路，否則不堪設想。

首先，余英時先生說：「台灣獨立已不是一句空話」，因為台灣一直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政治實體」，因此，只要「台灣獨立不是根據狹隘的地方觀念，也不是投降任何外國勢力，那也沒有什麼不好。」此等謬論並非余先生首創，而是少數「台獨」分子的基本主張。按此邏輯，台灣獨立不根據「狹隘的地方觀念」又能根據什麼呢？而台獨分子恰恰是以「地方」為其理論基點的。而且按余先生說法，台灣獨立成為「中華民國」之後，自然是具有「主權」的「國家」了，到「將來中國大陸重新走上合理的體制，那時仍然可以討論怎樣統一起來。」試問：雙方目前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尚不能直接談判，而一定要把本屬統一的主權國家人為地劃分成「兩個主權國家」之後，即把兩岸關係先變成「國」與「國」的關係再來談統一，這不是與統一的目標背道而馳？在一個原則下談統一，反倒不如分裂之後再談統一，此種高論根據何在呢？此論之真義究竟是求統一，還是謀分裂，豈不昭然若揭嗎？

其次，余先生證之以歷史，認為中共在歷史上就是鬧「分裂」的，因此，「台獨」也有其歷史根據。看來余先生的確對中國現代歷史瞭解不多，不知他對國共的兩次合作知之多少？如果他記得孫中山先生的臨終遺訓，看到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重慶談判的歷程，就不會說「中共在江西時代，甚至延安邊區政府時代」未能為「統一」之故而承認國民政府是它的合法中央的話了。當然，這一話題不便在此深論，但這段歷史表明，國共之間有過長期合作的歷史，尤其是在民族生死存亡、國家面臨分裂的關鍵時刻，國共之間的合作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人們所切盼的國共之間實現第三次合作的歷史依據。

再次，余先生把中共不承諾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與羅馬帝國新皇帝登基後的征服行為相提並論，並認為即使中共「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之後，「等於無端地把一個定時炸彈抱在懷裡，造成永久的不安和恐懼」。且不說中共歷來認為「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是下下之策，而且主要是針對外國勢力的介入，從而最終把台灣納入外國的勢力範圍而言的，和平統一祖國，採取一國兩制是中國的基本方針，這一點是改革開放以來反覆強調的。即使是從一般原則上來說，憑藉某種不實的傳說把歷史和現實如此簡單地加以比對，恐怕也不是嚴謹學者所應為之罷！余先生把台灣和大陸之間在政治、經濟上的分野誇大到絕對不相容的程度，以便為台灣獨立的主張開路，似乎台灣除獨立之外已無他途，這難道是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所應採取的立場嗎？中國的統一是全中國人民的百年夢想。台灣不實現同大陸的統一，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請余先生尊重這樣兩個基本歷史事實。

與此相應，余先生極力反對「一國兩制」的方針，認為既是「兩制」，何必「一國」，而且根本不可能實行。余先生一個基本根據在於「一國兩制」是古今中外歷史上都沒有的事，因此不可能行得通。難道歷史上沒有過的就不可能創新嗎？大陸和台灣，一個社會主義，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不同，如果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如果要和平，不要戰爭，只能採取一國兩制，別無他途。余先生既反對訴諸武力，又反對和平統一，按此邏輯推演下去，台灣只有走上「獨立」的絕路了。如果不懷偏見的話，「一國兩制」一方面反映了中共從武力為解決台灣問題到和平統一祖國的巨大政策性變化，也反映了中國對世界和平大趨勢所負有的責任和在世界政治發展中所採取的靈活立場，這一立場的深意已為世界眾多人士所理解和接受。余先生在此問題上所持的「東風西風」論倒是帶有很濃厚的「冷戰思維」的色彩，這使他忽略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也忽略了中國在整個當代世界發展中所表現出來的巨大開放與進取的態勢。人所共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在經濟等方面的距離正在縮小，而且隨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小，這一點也是西方人包括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士所承認的。如果無視這種變化，一味固守過時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勢必在中國統一的問題上作出錯誤的抉擇，失去歷史的機會。

西藏獨立沒有任何道理

余英時先生認為：「無論從民族、語言、宗教、文化上看，西藏、蒙古、回疆有些人要求高度自治甚至獨立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余先生把在這些地區所發生的衝突僅僅歸結為是由於它們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所致，這一結論比之於西方人在人權問題上的攻擊更是直接了當，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以人權為其表，以分裂為其實，這是西方人在西藏等地區所採取立場的實質，而余先生竟然策應之，實在令人失望。

作為一個有造詣的歷史學教授，余先生似乎太沉湎於對歷史情景的懷戀了，使人有「不知秦漢，遑論魏晉」之感。在余先生看來，今天的西藏等地區應該依然保持其「外藩」的地位，中央政府亦應退回到王朝政治的時代，採取「羈縻」的方式，實施「王道」統治，所以不必爭論「主權」歸屬問題。在這裡，余先生的道理倒像是在開歷史的倒車中得出來的，也與一些試圖肢解中國的西方人士的立場相一致。事實上，西藏等地區很早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並非外人所理解的「外藩」。傳統中國的國際關係中也有「主權」的概念，這一概念並不因西方文化中有之而生，無之而亡。在這些地區，讓中國放棄「主權」而任西方人去大談「主權」的歸屬，豈不是有失公道。西方人是否也應該退回到對中華帝國的「朝貢」地位上去，而不必大談「主權」概念呢？

從民族、文化等方面來看，西藏等地區的民族演化與發展，並未脫出中華民族一體多元化的基本格局，這一點，如果我們不以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論調為依據的話，是可以在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中找到確鑿的證據的。余先生在此單獨提出了藏、蒙、回等單個民族，而忽視了它們只是中華民族的一員的歷史事實。按余先生的邏輯，中華五十多個民族都有其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根據了。在這個問題上，費孝通先生曾有過十分正確的解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在這個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合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費孝通先生還提出了「羌人是漢藏之間的聯結環節」的論點。據《後漢書》說，羌人「出自三苗」，就是給黃帝從華北逐去西北的這些部落。商代甲骨文中有羌字，當時活動在今甘肅、陝西一帶。羌人和周人部落有姻親關係，所以周人自謂出於姜嫄，在周代統治集團中羌人占重要地位，後來成為華夏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漢文史籍記載，藏族屬於兩漢時西羌人的一支。西藏有「發羌」、發古音讀BOD，即今藏族自稱。發羌是當時青藏高原上許多部落之一，而且和甘肅諸羌人部落有來往。藏語族有三個語支，即藏語、嘉戎語、門巴語。有些語言學者把羌語、普米語、珞巴語都歸入藏語支，也有把嘉戎語屬羌語支。一說西夏語實際是嘉戎語，即羌語。這說明在藏語和羌語間存在著密切關係。嘉戎語主要分佈在四川的阿壩藏族自治州，說嘉戎語的人都被認為是藏族。即使不把羌人作為藏族的主要來源，羌人在藏族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是無可疑的（參見費孝通：1989 Tanner Lecture）語言系統的發展給我們提供了漢、羌、藏間歷史關係的線索，說明了漢藏間的親緣關係歷史悠長。所以，無論從歷史論還是從民族論，余先生所主張的西藏等地區的獨立都是毫無道理的。

當然，余先生也講到「高度自治」，但這一概念在余先生那裡已毫無意義，因為他認為西藏等地區「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不但沒有好處還有壞處」。既然作為「一部分」已無好處，豈不是只有獨立一途了，何談「高度自治」呢？在這裡，余先生實際上不僅否定了中共的民族政策，也否定了中國的基本體制。人所共知，近現代以來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僅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也在法律上否定了幾千年來的民族不平等關係，事實上也作了根本性的改變。自從1949年以後，民族平等已成為根本性政策，而且明確地寫入了憲法。為實現這一原則，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法。凡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都實行區域自治，成立自治地方，由各少數民族自己管理自己民族的事務。少數民族的語言和風俗習慣要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改革與否由各族人民自己決定。少數民族由於歷史原因一般說來經濟文化過去缺乏發展的條件，所以國家制定一系列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西藏地區所實行的就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體制，這一體制不僅受到各民族人民的熱烈歡迎，而且也為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對此，少數分離主義分子可以視而不見，但余先生在既未親見這些地區的巨大變化，又無親身政治體驗的情況下也大談「獨立的道理」，不知是出於對「王道」歷史的留戀，還是別有居心呢？

余英時先生還認為，在目前中共的「極權體制」未徹底改變以前，中國不可能有和平的、互利的統一，西藏問題的癥結似乎在於此，台灣問題也與此相關聯。那麼，人們不禁要問，西藏獨立的「道理」究竟是民族、宗教與文化上的差異造成的，還是在某種政治因素與勢力的鼓動之中隱含著呢？

西方人所到處鼓吹的「獨立」，在當代世界人民心目中展示的是什麼呢？如果余先生正視自己的責任，就不會在不應該的地方做「應該」的文章，在沒道理的問題上硬要找出所謂的「道理」來。

建設現代社會需從加強法制入手

作為反對中國統一的深層情結，余英時先生極力反對「設計」的概念，認為「一切社會設計或大規模的社會工程都是狂妄，都是以『百姓為芻狗』的妄人遊戲。」接著便說「革命」是最大的錯誤。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應該具有深沉的歷史意識和客觀的理論尺度，不應該被某種觀念或信仰所禁錮，而否定一切合理的社會運動和社會革命。按照余先生的說法，「毛澤東時代」，「整個大陸、全部人民，都成為一個全無現代知識的妄人玩弄的對象」，中國共產黨也不過是一個「怪物」，是一個與「流氓的秘密社會相近」的組織。余先生此論就足以表明他對整個大陸近半個世紀歷史發展的認識，也表明了他對毛澤東和中共所掌握的「知識」程度了。以這樣的方法和態度，余先生一定也會認為孫中山先生是錯誤的，孔夫子自然也是錯誤的；辛亥革命毫無道埋，法國大革命也毫無可取之處。把複雜的歷史現象通過一種強烈意識形態化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是余先生作為美國著名歷史學教授的基本治學方式和理論態度嗎？

余先生反對別人「設計」，他自己還是為中國社會「設計」了一條通向「公民社會」的必由之路，或曰「民主化三步曲」：「第一步要恢復人民在生活上自己作主的權力。第二步是使原有民間社會的活力復甦。第三步才能使傳統的民間社會轉化為公民社會。有了公民社會，現代化與民主化才能真正開始。」按余先生的「確認」和推許，中國社會的現代與民主化只是遙遠的未來事業。

在余先生的「設計」方案中，並無什麼新鮮見解，只是留下了一些疑問：什麼是「傳統的民間社會」呢？如何才能實現從「傳統的民間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化呢？余先生並未詳說。其實歸結起來，余先生就是主張「多元社會」。而在這一點上，余先生對中國當代社會究竟有多少瞭解呢？

按余先生的主張，中國目前所能進行的政治模式選擇的餘地並不大，只能是：如果有幾個開明的集團，用的是好人才，專家治國，從地方上著手，逐步發展過渡，那是有可能走向民主化的。在這裡，余先生實際上是主張中國實行賢人政治，而賢人政治、德治主義如何能達到民主化的目標？「專家治國」論的主張同樣在西方人那裡也認為其結果並不一定導向民主政治。由於余先生對中國現行體制的主觀斷定，因此他只能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議論來。

如果不懷偏見，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所取得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巨大進步，已經確立了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應有地位，這一切似乎並不為余先生所認可。

余先生反對對法制建設抱有過高的期望，他認為「沒有一個比較正常的民間社會或公民社會，法制只是一張廢紙而已。」然而，如果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又如何能保證正常的民間社會或公民社會得以產生呢？余先生所認定的「自動自發」並不具有絕對性。余先生在法制建設上的悲觀情緒，還在於他認為中國缺乏法制的長遠歷史，也沒有什麼外國人的「遺留」，因此，中國人只能等待了。

對中國及中共的前途，余先生發揮了他作為歷史學家的特長，即把古今聯繫起來，把君主政治與中共體製作等量齊觀。余先生首先認定中共體制是「極權主義」，其核心乃是「強人政治」，「明太祖死後，燕王篡位；康熙死後，雍正奪嫡」等等。姑且不論這種聯繫的合理性有多大、現實性有多少，單就他對「強人」的解釋就足以令人迷惑：「『強人』在此有一特殊的意義，即王朝建立者或『革命領袖』，他們的成功並不是一般理性所能解釋的，其中帶有一種神秘力量，即韋伯（Max Weber）所說的『Charisma』，中國人稱之為『天縱聖明』或『英明』，這種神秘力量是無法傳到下一代的。」余先生寧肯放棄理性，而去依賴韋伯對某種力量的無奈而使用的概念，並相信他對某種神秘力量的解說，以為如此便有如咒語一般化解一切難題了，這一點似乎不應該是歷史學家的作風，倒有點像胡適先生所指責的：目的熱而方法盲，把歷史發展僅僅歸結為是個人的作用，歸結為一種不可知的神秘主義傳襲，這也是余先生對中國現實分析的誤區之所在。

本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走向並未按西方人所預想的方向發展，這使西方人迷惑，也使一些人失望。我想失望之餘一方面應該檢討一下自己的行為與方法，另一方面則應該對中國當代社會有一個深入的瞭解，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然後才能找出切合實際的結論來，這也是歷史學家應有的職業良心和責任。

余先生的學問在大陸頗有一定的摶播和影響，為維護自己的良好形象，希望余先生能夠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和發展作出貢獻。

（余英時《觀測「鄧小平之後的中國」》亦刊出於1994年4月18日台北《聯合報》39頁「探索」版─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