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跨世紀的全球戰略芻議

1978年大陸農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大幅提高農民所得。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更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政策。歷經十多年的摸索與努力，終於由鄧小平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解了長期令人困擾的姓資或姓社的理論爭議，從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並決定引進「現代企業制度」，銳意進行在經濟領域內全方位與國際接軌。

險象環生的15年

回顧過去15年，是發揚蹈厲的15年，也是險象環生的15年。在這15年中，85年的通膨壓力、87年的上海學運、89年的六四民運，及緊接柏林圍牆倒塌後的骨牌效應等等，都搖撼不了改革開放的既定政策。各級領導幹部早已揚棄「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勇於任事。其間雖也曾經濟過熱，導致通貨膨脹及公共投資的重疊與浪費。而工業部門每年以15%以上的快速成長，相對於農業部門不及1%的低度成長，也顯示出工農發展失衡、城鄉差距與所得分配等問題的日趨嚴重。至於大中型國有企業的結構調整、鄉鎮企業的管理水平、教育及科研經費與公教人員待遇偏低等問題，更不在話下。然而去年實施宏觀調控、引進新會計制度、根除打白條問題，並在今年廢除外匯券、確立中央與地方分稅制度，卻也證明整個改革並未失控。

這個輝煌的改革成就已令世人刮目相看。德國1993年首度出現2%的負成長，而與中國大陸的貿易成長卻高達20%。日本經團連所屬的大財團自93年以來，其投資與增資計畫莫不與開發大陸市場有關。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先後預測中國在本世紀結束前將是坐二望一的經濟大國，這雖使得中國今後在國際社會爭取大筆優惠貸款形成困擾，但卻也肯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

高速成長一枝獨秀

相對於92年全球經濟零成長，93年僅只1%的低度成長，中國維持二位數的高速成長，可謂一枝獨秀。依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公佈的資料，近五年來，香港、台灣與大陸彼此間的貿易、投資額是全球成長最快速與最密集的地區，一個新經濟圈已自然形成。港、台、大陸的對外貿易總額扣除三地間的內部貿易額，已高達4,970億美元，已晉陞為全球第四大貿易國，僅次於美、德、日三國。預計在1995年中國（港、台、大陸）將取代日本成為第三貿易大國。

此外，1992年中國（港、台、大陸）的國民生產毛額佔全球3%，排名第七位。只要依此速度繼續努力，在本世紀結束前，可躋進前三名。一個新的經濟大國已隱然浮現在亞洲，不是日本，而是中國。中國將與美國及歐洲的德國鼎足而立。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所僅見的千載良機，所以關心國家前途的人士絕不能自外於這個嶄新的局勢。中國即將以經濟大國出現在國際社會，這對西方國家而言，是一件不太容易被接受的事實。畢竟近現代的世界史一直由西方主導慣了，面對一個歷史傳統文化比它們悠久而獨特的新中國，終難釋懷。因此，「中國威脅論」、「新黃禍論」最近相繼出籠，充份反應出西方國家即將失落優勢的惶恐。

不容諱言地，近20年的全球經濟深受「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與七國高峰會議（G-7）的影響，尤其是外貿總額佔全球3%十以上的美、德、日三國最具發言權。至於全球政治，在蘇聯解體之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則由美、英、法三國來主導。中國雖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由於葉爾欽承襲戈巴契夫的親西方路線，相對地較為孤立。總而言之，今天中國在全球政治與經濟上的發言權是極其有限的。然而經濟與政治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西方國家一再藉其全球政治影響力，來確保其經濟利益，將以經濟實力厚植其全球政治影響力，這也正是德、日兩國亟於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次的原因。

兩岸應盡速化解歧見

為了確保我們進一步的發展，國民生產毛額居全球第七位，對外貿易總額居全球第四位的中國（港、台、大陸）應短期內在七國高峰會有發言權。海峽兩岸政權應盡速化解歧見，莫再在國際社會從事親痛仇快的外交角力。中國大陸除了堅持「和平共處五原則」外，也須進一步策定跨世紀的全球戰略，以確保另一個15年的和平發展期。我們要致力於將國民生產毛額在「十年規劃期間」亦即本世紀結束前，提升至全球的8%，以厚植綜合國力。我們要努力使中國在2010年國民生產毛額在全球的比重可以與其人口在全球的比重相稱，俾為建立公平的世界新秩序邁出關鍵的一步。

眾所周知，自89年柏林圍牆倒塌以來，促成了德國統一、華沙公約組織及蘇聯相繼土崩瓦解，牽引了全球戰略形勢的劇變。以冷戰時期「三分世界」的架構已無法詮釋近年來的國際衝突，連波斯灣形勢在「沙漠風暴」後，也有微妙的變化。冷戰時代雖已結束，但不同文化系統間的衝突取代了美蘇的兩極對立。亦即因宗教信仰（如基督教、東正教、回教、印度教、儒教等）不同而形成各種文化系統間的衝突，將成為國際衝突的主要形成，美國哈佛大學國際政治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稱之為「文明的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認為自新航路發現以來五百年的全球衝突，無論殖民帝國主義的爭霸，乃至冷戰時期意識型態的對立，都只是西方世界的內戰。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國際政治的焦點將是「西方」與「非西方」文化的衝突，而在此等非西方國家中對西方世界威脅最大者莫過於中國的儒家文明與回教世界。杭廷頓甚至毫不避諱地為西方國家借箸代籌，提出西方世界在這場與非西方文明系統對決中的全球戰略基本構想：

（一）強化西方國家內的團結與合作；

（二）將原來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援助優先提供給東歐及拉丁美洲；

（三）拉攏日本與俄羅斯；

（四）減緩裁軍速度；

（五）慎防精確的飛彈導引系統與精密的電子偵搜設備落入回教世界或中國手中；

（六）在東南亞繼續維持軍事優勢；

（七）防阻儒、回進一步聯手對抗西方，並培養儒、回內部親西方的勢力。

注意杭廷頓的看法

杭廷頓的看法頗值注意。波斯尼亞戰爭就是起因於佔人口37%的塞爾維亞東正教徒不願接受佔人口44%的回教徒統治，因而反對波斯尼亞自南斯拉夫聯邦中獨立出來。屬前蘇聯的亞塞拜疆退出獨立國協（CIS），而加入同屬突厥族的回教國家組織──中亞經濟合作組織，以對抗信基督教的亞美尼亞。北京爭取主辦2000年奧運會，在國際奧委會投票過程中，西方國家圍堵中國，是政治干預體育的活教材。至於俄羅斯與烏克蘭對於黑海艦隊與撤除核武設施雖有歧見，但因同屬東正教，終能和平落幕。因此，冷戰結束後，全球戰略形勢已發生根本的改變。而非西方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多已從盲目的西化中覺醒，重新認同本身的傳統文化。日本有人高喊「再亞洲化」，阿拉伯國家則有「再回教化」的呼聲，印度則有「印度教復興運動」，諸如此類的「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正不斷在滋長中。

雄踞東亞的中國逐步從軍事大國晉陞為經濟大國，更使其成為這場文化系統對決的要角。中國本為東亞獨強，但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五十餘年，內亂層出不窮，外患紛至沓來，一直無法完成現代化事業。自鄧小平復出後，揚棄極左路線，銳意改革開放，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亦由文革時期的踐踏與破壞，轉為珍惜與發揚。這種自信的態度固然與近幾年經濟上的卓越成就有關，卻也與非西方世界的潮流若合符節。

回教國家這兩世紀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命運。回教自7世紀崛起以來，快速擴展，東至印度，西入歐洲，勢力橫跨歐、亞、非三洲，曾有極輝煌的歷史與文化成就。11到13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即意味回教與基督教的拉鋸戰。14世紀阿提拉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到17世紀達於鼎盛，並曾兩度圍攻維也納。但嗣後工業革命為西歐國家帶來領先的技術與鉅大的財富，回教世界終於遭工業資本帝國主義蠶食鯨吞。二次世界大戰後，趁著英法等殖民帝國的沒落，回教世界重新崛起；尤其是阿拉伯半島蘊藏了全球70%的石油儲量，更使其地位益形重要。而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伊拉克、伊朗與巴基斯坦均擁有核武設施，其幕後供應國正是中國。回教世界不僅是中國與西方衝突的緩衝地帶，更有與中國聯手抗衡西方之勢。

擬定全球性外交戰略

在國際事務上，我們必須密切注視各主要國家政經情勢及全球戰略形勢的轉變，擬定對各主要國家與集團的外交戰略，以確保國家政經發展的順利推動。事實上，西方世界早已透過各種手段防止非西方世界力量的壯大。在軍事方面，透過國際公約的訂定，禁止核子武器的擴散與試爆。在經濟上，透過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壓縮發展中與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空間。以經濟壓力，如最惠國待遇與出口配額限制，脅迫非西方國家就範。其他如過於嚴苛的生態保護與智慧財產權保障，無一不對非西方世界的發展與壯大產生劇烈衝擊。

近年來，更有「民主布里茲涅夫主義」的興起。所謂「布里茲涅夫主義」乃是指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權挽救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使其免於世界帝國主義的危害，以維護社會主義體系的完整性。過去蘇聯正是藉此理論，將干涉東歐各國的行為合理化。今日西方國家動輒以人權問題作為干涉他國內政的藉口，不啻為「布里茲涅夫主義」的翻版，更是「人權帝國主義」的霸道作風。所謂「人權」、「民主」絕非一蹴可幾，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因素下漸次發展而成。以美國而言，建國之初，黑奴亦無法擁有人權，西方國家豈可以其歷經數百年發展而成的人權標準苛求非西方國家？最近的香港問題就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例子，若非美國撐腰，英國當不致如此，美、英等國意圖藉香港問題（就像六四問題一樣）打擊中國的國際形象與威信，以壓低中國全球政治影響力，俾西方國家得以繼續主導全球政治。相同地，美、日兩國也不願見到中國的統一與壯大，海峽兩岸政權均應高度警覺，以免成為歷史與民族的罪人。

協助他國自主發展

在後冷戰時代這場不同文化系統的對決中，非西方國家近兩百年來首次擁有機會可以自主地開創屬於自己的未來。冷戰時代的結束並非意味美國成為超強，更非代表西方全面獲勝，而是預告國際政治多元發展時期的來臨。中國必然也應該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僅自立自強，更應協助其他非西方國家自主發展，以建構一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唯有以前瞻而恢宏的心胸，兼顧全球化與當地化，充份掌握資訊，有方向、有重點地規畫中國跨世紀的全球戰略，才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中國大陸過去15年已為更進一步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展望未來15年──新舊世紀之交的15年──將是中國民族脫胎換骨的關鍵時刻。我們要堅決地落實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亦即實施可以有效提升綜合國力、增進人民福祉，並廣為人民群眾所接受的政策。加速社會主義法制的立法工作，俾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更完備的法律框架，以全面地規範新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秩序。盡速引進現代企業制度，改善經濟效益，並提高國家生產力。建立與經濟發展成就相稱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實現財富公平分配與確保人人機會均等的理想。讓在中國走出來的道路成為未來世界的楷模，讓非西方國家也能與中國一起躍出落後與貧窮。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必須確保未來15年的安定與和平，才能全速發展，再締佳績。任何的動亂與分離主義均是對歷史不負責的行為，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中國，任何有益國家、人民的意見均應以適當方式提出。海峽兩岸政權也均應廣納言路，拿出誠意與最大耐心對待異議份子，以爭取更多海內外知識份子投入建設現代化新中國的行列，讓中國真正成為全體中國人的中國。

在國際社會上，中國應擔負更多的國際責任。大陸當局一向秉持「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五原則處理外交事務，最近也積極改善並加強與鄰邦的友好關係。今後應更進一步參與國際事務（諸如要求列席七國高峰會議，調整聯合國安理會結構等問題），積極投入世界新秩序的形成，策定全球戰略──尤其對俄羅斯、東協、日本與歐美的外交戰略──才能很有尊嚴地立足於國際社會，從而促成全球資源公平地重新分配。

慎防中俄兩國矛盾

俄羅斯聯邦在去（93）年底國會改選，反西方的激進俄羅斯民族主義崛起，逼使葉爾欽大幅調整自戈巴契夫以來的親西方路線，不論是經濟政策或國際政治均走向溫和的俄羅斯化，這對於國際政治的多元發展頗有助益，使其在波斯尼亞問題上的立場與中國不謀而合。但是中國大陸開放邊界貿易間接助長西伯利亞獨立運動的氣勢，對俄羅斯形成相當的困擾。中國應避免介入西伯利亞獨立問題，也應慎防西方國家利用西伯利亞問題製造中、俄兩國間的矛盾。

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與汶萊等六國於1967年為防止共黨滲透並免遭越戰波及，在美國協助下組成東南亞國協。但近年來隨著越戰落幕，越南也實施開放改革，東協六國對美軍駐守已不像往常的支持，而且其對中、越、柬、寮、朝、緬等國政策也在調整中。今年7月在曼谷舉行的首屆亞洲區域論壇（ARF）將有18個國家或地區與會，中、俄兩國同時應邀參加，美國、日本與歐體也將與會。由於美國仍希望維持在東南亞的軍事優勢，而日本侵略者的陰影仍籠罩東南亞國家，東協六國絕不願淪為國際強權的棋子。大陸若能與台灣的「南向政策」相呼應，在經濟上予以大力提攜，以互助共榮為號召，並與華商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相結合，必能促成東南亞早日的繁榮發展。

積極與法德兩國合作

日本對我向來深具戒心，尤其在中國（港、台、大陸）即將取代其成為全球第三貿易大國之際，一方面緊縮對中國的貸款，另一方面則積極推動海外派兵，建造兩艘戰車登陸艦（英國詹氏軍事年鑒指稱該型戰車登陸艦系日本建造航空母艦的中間性策略），並有意發展戰術核武，在外交上則緊隨美國。然而日本與其他工業先進國家矛盾日益尖銳。92年七個主要工業國家之中，除了法國有10億美元的外貿順差、日本1,260億美元順差外，其餘五國均有巨額逆差（美國580億美元、德國260億美元），合計高達1,500億美元，日本呈現出獨贏的局面。今後日本將很難抗拒來自歐美的壓力，除透過貿易談判外，也要求日本調低每週勞動工時，並建立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稱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削弱日本的國際競爭能力。

至於歐洲方面，我們應積極與法、德兩國發展更密切的合作關係。二次大戰以後，法國在戴高樂領導下，一直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法、美兩國經常在國際事務上立場相左。德國自從統一後，也不願再滿足於「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角色。尤其隨著全球經濟不景氣，美國與其歐洲盟邦之間的經濟矛盾勢將更為尖銳。而法、德兩國在經營全球政治方面遠較美國起步早，自有其一貫的全球戰略，今後美國將更難駕御它們。且擁有高科技的法、德兩國與我們並無直接的戰略利益衝突。其壯大對國際政治的多元發展顯有助益。

兩岸中國人應具共識

面對後冷戰時代的文化衝突，擁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有責任在從軍事大國晉陞為經濟大國之際，與其他非西方國家攜手合作，並重新調整與各主要國家或集團間的關係，以走出屈辱的陰影，迎向光明的未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更應具有共識；未來兩岸問題，唯有在不牴觸中國跨世紀的全球戰略目標下，謀求解決，才是對歷史、對民族負責的態度。我們背負著跨世紀的使命，要加速引進西方的工藝科技，重建文化主體意識，並尊重其他的文化系統。不但要使中國跨出貧窮與落後，跨出一百五十年來的屈辱，更要跨進一個嶄新的時代，讓中國有尊嚴地與其他文化系統對等交流，從而也豐富了後工業文明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