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預測

世紀末的來臨，加上冷戰結束這樣天翻地覆的大變化，難免招引來各色預言家們對未來世界作一番評論。近年來，先有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書轟動西方輿論。此書斷言，自蘇聯解體後，將不再有意識型態的論爭。而後，是西方久負盛名的杭廷頓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93年夏季號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的長文，引起了近年來國際學術界少見的廣泛爭論。

文明的衝突主宰全球政治

一篇長文之所以會激起如此巨大的反響，看來還是有關文明衝突的主題，牽動著各種不同文明背景下學者的思緒。杭廷頓認為，在新的世界形勢下，人類發生衝突的根本原因將不再主要是意識型態因素或者經濟因素。文化方面的差異將成為造成人類分歧與衝突的主導因素，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杭廷頓還提出：世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西方文明主要地將遇到以儒教─伊斯蘭教合作形式的挑戰。作為結論，杭氏當然也提到：「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不會有統一的全球文明，只有不同的文明共存的世界，因此，每一種文明都必須學會與其他文明共處」，但是，作者的側重點顯然從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認識出發，暗示非西方文明是未來動亂的來源地，從而為政府提出一整套如何對付主要文明對手的戰略與措施。

文明差異是否會發展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全球衝突形式。這是國際關係學術界早就在思考的問題。湯因比的整整一部《歷史研究》就是從文明的挑戰與應戰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各大文明地區力量相互消長的軌跡。70年代後，國際史學界所出現的全球文明史觀，以巴勒克拉夫和斯塔夫裡阿諾斯為代表，也是在反對「西方中心論」的背景下，從文明交融與衝突的角度描述世界各地區和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美國，甚至有學者明確地提出，國際關係就是文明間關係的觀點。但是，與杭廷頓所說「未來各文明間衝突將成為全球占支配地位衝突形式」的觀點有所不同，無論是湯因比、巴勒克拉夫還是斯塔夫裡阿諾斯都是把文明因素在與其他諸如政治、經濟與民族等各種因素相互貫穿之中加以展開，而從未把文明因素、或意識型態因素作為國際交往中單一決定性因素。信奉現實主義或者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們，是從文化與權力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結構模式出發來分析美國、中國、日本等國對外關係行為的不同特徵。這裡，結構關係是分析的基點，作為單位的文化只是這個結構框架中活動著的一個要素。文明因素並沒有在影響國際關係的諸因素中佔據支配的地位。

現代化就是「西方化」﹖

那麼，冷戰後的國際衝突將主要以文明衝突為主要形式，杭廷頓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的呢？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杭氏的以下三個推斷：第一、杭廷頓認為，全球經濟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的進程，由於超越了國界、超越了人們長期以來的本土認同，對各原有的文明傳統構成生存威脅，因而，遇到了來自如非西方文明的越來越激烈的抵抗與競爭。有學者認為杭廷頓在這裡玩弄了一個邏輯推演上的把戲，即把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阻礙改換成「西方化」所遇到的普遍反抗，因而就得出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對抗這樣的結論。我們暫且不提這一類邏輯上的閃失。問題的關鍵是，是否現代化進程必定會導致後現代化或尚不開化地區的越來越強烈的反抗，以至於釀成全球範圍的衝突，從表現形式看，當然主要是西方的與非西方文明中的居民作為現代化的物質承擔者。如果說，經濟自由主義者的邏輯前提，是把人作為理性動物，在經濟思考和經濟決策中會作理性判斷的話，那麼，看來杭廷頓的立場倒是更接近於經濟民族主義者的邏輯，也即現代化的進程，世界經濟的日趨一統化必定會損害到民族的利益，因此，必須起而捍衛民族的利益。人們無法否定，現代化進程的整體範圍中，會局部地遭受劇烈的反抗，但人們也同樣可以信心百倍地斷定，現代化的總體趨勢是在有所障礙、也有所呼應的背景下得到不斷推進的。現代化過程，或者說一個對現實的西方模式不斷加以修正的、並在實施中不斷地被當地化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互動的歷史過程，既可以設想，被現代化的對象會被激發出抵抗，但也應斷言推進現代化方面也絕對地會主動地加以調整。沒有理由認為，這一歷史慣性在可見的將來會突然中斷。

其次，杭廷頓認為，與國際關係中的政治、經濟衝突，特別是與意識型態的衝突相比較，文明衝突是一種更為根本性的衝突。也許，某一種雙邊的、或者多邊的關係中，文明因素會成為較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或許在某一個時段，世界範圍的衝突也會突現出文明抵抗的本質。但從學理上說，實在是很難斷言，哪一種衝突是更為本質、更為關鍵。杭廷頓說，與階級意識型態對立中「你到底站在哪一方」的問題相比，文化衝突中所孕含著的「你是什麼」的更為關鍵。但是，誰又能肯定，與「你是什麼」這個問題相比，「你靠什麼生存」這樣的問題就更不關鍵、更不根本了呢？法國年鑒學派的集大成者，《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這部巨著的作者布羅代爾還曾這樣寫道：「馬克思說得好：土地、船隻、織機、原料、產品等生產原料的佔有者怎麼能不同時佔據統治地位呢？」雖然，布羅代爾並不贊同馬克思關於社會制度依次更替的論斷。

我們還是生活在這個老世界

至於，現實的區域一體化進程是否是以文明為背景的問題，雖然是不容否定的。問題還是在於，是「背景之一」，還是「唯一的背景」，或者是占「主導地位的背景」，與文明因素相比較，難道就不能說，更主要地是地緣經濟取代了地緣政治，是產業轉移和投資流向取代了戰略核武器，是市場的滲透取代了國外的基地和駐軍。除了經濟背景之外，難道就不能說，是人種的、血緣的聯繫成為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動力。甚至，問題還在於其反面，共同的文明背景固然可以成為推動經濟合作的源由，但往往是同種文明之中，互相傾軋競爭，最終釀成天下大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首先起源於西方文明內部，難道人類能夠忘記這一類蒙辱含垢的大浩劫？西方文明內部是如此，東方文明內部也未見得太平，遠東華裔文化圈的這些兄弟民族中，自古迄今，也並不少見「兄弟鬩於牆」的事例。甚至就是華裔一族之內，還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禁忌。

看來，是冷戰後國際事態的千變萬化，稍縱即逝，使得杭廷頓這樣的赫赫有名的大學者也難免在基本立足點的把握上也出現了這樣的大偏頗。其實，關於未來國際衝突哪一種因素將占主導地位的預測多的是，有警告「人口爆炸」將是未來衝突的最主要溫床，也有宣告「環境污染」是未來衝突的最大焦點。恐怕，這些方方面面，還得綜合起來地看。歷史上，未曾有過某種單一因素決定了國際關係的走向，今後，或者可見的將來是否會出現奇跡，人們只能說：我們還是生活在這個老世界。

退一萬步而言，即便是我們同意杭氏所作的假設，也即未來國際衝突，主要以文明衝突為基礎，即使是我們同意關於未來文明衝突，主要發生在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論斷，那麼，是否會如杭廷頓所描繪的，未來衝突主要發生在西方文明與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相結合形式的衝突雙方之間呢？至少，杭廷頓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也即西方的老對手：前蘇聯。相比較而言，與其說儒家文明（杭廷頓認為：會與伊斯蘭文明聯手），還不如說是，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東正教─斯拉夫文明會成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戰者。近年來，俄羅斯知識界相對受到青睞的偶像，一個是革命初期被攆出國界的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一個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俄國流亡作家索爾仁尼琴（台灣譯：索忍尼辛─編者）。他們兩人並非是西方文明的信奉者，相反是竭力主張俄羅斯文明是一種獨特的文明，它遠遠高於現代西方工業文明。反西方化的情緒蔓延到整個國家對外行為。儘管一面向西方索求援助，另一面，反對東歐加入北約、反對西方制裁塞爾維亞、然後是頒布新軍事原則，不放棄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權力。甚至，俄羅斯最近表現出對金蘭灣的興趣。冷戰時期的廢墟看來局部地區正在成為影響國際事務的新槓桿。93年12月12日的俄羅斯議會大選，看來是對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潮泛起的現象作了一個註腳。俄輿論認為，以極端民族主義為旗幟的季裡諾夫斯基，甚至被蓋達爾預言會成為未來的俄羅斯總統。難道這不是值得注意的反西方與排外情緒的一次大曝光、一次大挑戰？

總之，如果說，杭廷頓的預測在理論方法上遠欠周全的話，那麼，在對當前國際力量對比的走勢與走向上，這位大理論家也似缺乏敏感與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