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傳奇色彩的台中人何非光

父親離開我已經七年了。每當我想起他的時候，冥冥之中總能看到在他的身後跟著一串串的問號。或許有人說父親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但是，無論怎麼說，我認為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父親是一個極具愛國心的台灣人。

父親何非光1913年8月14日出生於台灣台中市。祖父何日新是一個小米商，祖母王氏是一位典型的舊式婦女，帶髻裹足，卻十分賢慧善良。

父親年幼時接受的是中國傳統的家庭教育。五歲那年，他被祖父偷偷地送入私塾學習漢文（日據時代台灣人是不允許學漢文的），從讀《三字經》、《千家詩》伊始，幼小的心靈就被注入了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

父親的兄弟姐妹12個，7男5女，他在男性中排行老么，可是他最有個性，最有反叛精神。剛剛步入少年，家裡發生了一件對父親刺激極大、影響極深的事情。我的四伯父在醫專畢業後，想獨立開設診所，竟為日本統治者所不允。身為醫生的四伯父在新婚不久患了一場普通的感冒，卻硬被日本醫生診斷為「惡性傳染病」，強迫接受「治療」，結果竟被活活地「治」死了，死時年僅20歲。四伯父死於非命，嚴酷的現實使父親看清了殖民主義者的醜惡本質，心中埋下了對殖民主義者仇恨的種子。

12歲那年，父親考入了台中市第一中學（台中一中）。但僅僅讀了一年，就遭到學校當局勒令「自動退學」，理由是父親用石塊打一日本學生，致其頭破血流。父親在回憶當年的情景時，仍然無比憤怒：那日本小鬼子平時橫行霸道，總愛欺侮我們台灣學生，動輒辱罵我們是「清國奴」、「鴉片鬼生的」，不狠狠揍他一頓，不解心頭之恨！

由於從小備嘗「二等公民」的苦楚，父親青少年時代就萌發了強烈的愛國意識，並積極參加反抗殖民統治的活動。如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倡辦台灣演劇會，父親便參加了由著名社會活動家張深切編導的閩南語話劇《烏天暗地》的演出。此劇只演了一場便被日本當局指涉有「煽動台民反叛」之嫌，而被禁演，台灣演劇會也被強迫解散。

30年代初，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做準備，設法穩住「後方」，於是加緊對作為戰爭基地的台灣進行控制。解散了各種社會組織，限制民眾的各種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卻有許多渴求自由、嚮往祖國大陸的青年，冒著被關被殺的危險，不辭千辛萬苦奔向祖國大陸。父親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他瞞著父母，不辭而別，隻身來到了上海。

父親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闖入電影圈的。初到上海，父親在一個台灣同鄉開的牙科診所當學徒，在診所結識了聯華公司的演員蔣君超。有一天，應蔣君超的邀請，父親到電影公司攝影棚去玩，適逢大導演卜萬蒼在拍電影《人道》（1932年無聲片），影片裡有個跳舞的場面，父親被邀請參加，這就成了父親「觸電」的第一次經驗。

以後得到卜萬蒼的引薦、賞識，父親正式步入電影界。從1933年到1935年的兩年多的時間裡，父親與當時的大牌名星阮玲玉等人合作拍了《母性之光》（1934年孫瑜導演）、《暴雨梨花》（1934年馬徐維邦導演）、《再會吧，上海》（1934年鄭基鐸導演）等10多部電影，父親也因此被公認為電影界成功的「反派小生」。

1935年下半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父親在「聯星」公司參加了魯史導演的電影《歧路》拍攝後，又與金山一起參加了「月明」公司的影片《昏狂》的拍攝。《昏狂》的故事和「月明」公司1933年出品的影片《惡鄰》一樣，也是用影射的方式表現抗日內容的，這部片子還沒公演，日本人就出來干涉了，非讓「月明」公司改。也就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人知道了那個演「惡鄰」入木三分的反派小生何非光是台灣人，於是就謀劃綁架我父親。然而父親並不知道這個情況，拍完《昏狂》後，阮玲玉自殺事件發生了，金山邀請父親一起拍一部揭露事件真相的電影《阮玲玉之死》。劇本寫好了，演員也定了，談瑛演阮玲玉，金山演張達民，父親演唐季珊。結果唐季珊認為對他不利，就利用黃金榮的勢力來阻止拍片。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天父親去找羅朋（台灣人，著名電影演員，主演過電影《漁光曲》），從他家出來時，就有兩個日本便衣特務在弄堂口等著父親，不由分說押上了車，隨後父親被強行送回台灣。

奶奶因此受到驚嚇，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間。大伯父為了給父親擔保，幾乎耗盡所有財產。父親受到的精神打擊更是無法表達，但是他並沒有屈服於日本人的淫威，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過了一段時間，父親在我一個姑媽的鼓勵、資助下隻身去了日本。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台灣人沒有出入自由，到大陸須辦理身分證件，而到日本不需要護照；二是那時正是有聲電影興起的時候，父親想到日本學習有聲電影方面的技術，然後再設法回大陸。

父親在日本勤工儉學期間，參加了「中國留東（京）演劇會」，他是導演團成員之一。演劇會排演了由田漢改編的話劇《復活》。導演團還發起舉辦了「東京．魯迅追悼會」，散發了讚頌魯迅先生一生奮鬥業績的悼詞紀念卡。

全國抗戰爆發，留學生們聽到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後很興奮，紛紛去大使館要求回國抗戰，父親此時也在考慮赴大陸的行程。不料，日本特務又一次把父親抓進了拘留所，關了一個星期，訓戒父親說「你是台灣人，不要和他們（中國留學生）混在一起，你應該回台灣去。」日本人的淫威警告沒有嚇倒父親，反而更促使他堅定了立刻離開日本赴中國大陸的決心。在旅日台籍畫家李石樵的資助下，父親改名換姓，躲過日本特務的監視，再次從東京來到了上海。

到上海不久後，父親和著名攝影師吳印咸、著名演員蘭馬一道赴山西太原加入西北電影公司。在西北電影公司，父親在影片《塞北風雲》中任主演，可是拍到一半，戰事吃緊，公司搬遷，影片半途而廢。父親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八路軍要招募懂日語的人去前線工作，於是去八路軍辦事處報了名。八路軍辦事處的一位負責人（據父親回憶，此人應該是薄一波）詢問了我父親的情況後說：你到前線我們當然是歡迎的，但有點可惜，你應該用你的電影武器去喚起民眾，宣傳抗日。就這樣，八路軍辦事處給出具了路條，父親等幾人輾轉到了漢口，加入了中國電影製片廠。

在中國電影製片廠，父親很快投入了拍片，先後參加了影片《保衛我們的土地》（1938年史東山導演）、《熱血忠魂》（1938年袁叢美導演）的演出。1939年，父親第一次獨立當編導，拍了電影《保家鄉》。自此開始，父親成了中國抗戰電影史上拍攝反戰影片最多的兩位編導之一。

《保家鄉》是父親編劇、導演的第一部影片，當時父親26歲。由於影片真實地披露了日本侵略軍滅絕人性的暴行，表達了中國軍民團結一致抗敵救國的決心，在重慶首映就引起轟動，並為當時的中蘇文化協會選為對外宣傳片，由駐蘇聯大使邵力子攜往蘇聯做宣傳放映。

時隔一年，父親又於1940年編導了他的第二部抗戰影片《東亞之光》。這部具有獨特紀實風格的影片，創造性地突破紀實影片的老框框，用真實的人物、真實的事件和真實的地點，拍成一部世界電影史上從未有過的、反映日本戰俘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真實歷史影片。這種獨特的紀實風格，堪與曾經轟動世界影壇的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代表作《羅馬．不設防的城市》相媲美。而《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只用了真實的事件和事件發生的真實地點，人物仍是由專業電影演員扮演，它的成片時間，也比《東亞之光》滯後五年。《東亞之光》的題材是父親參加一次日本戰俘座談會時挖掘醞釀起來的，座談會後父親親自深入設在重慶郊區的戰俘收容所，生活採訪了40多天，然後又用八天時間，日夜趕寫出一個電影劇本投入拍攝，演員全部啟用日本戰俘，唯一例外的是，父親親自在片中擔任了一個角色。還在影片的拍攝階段，侵華日軍當局已聞此事，黷武成性的敵酋不相信用武士道精神訓練出來的日軍官兵會有這種背叛行為，揚言影片中的戰俘是中國人扮演的假戰俘。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侵佔香港的日軍當局從「利舞台」取來《東亞之光》拷貝放映，那些日軍軍官個個氣得暴跳如雷、嚎叫謾罵，甚至拔出軍刀劈向銀幕。這部影片的強大威力由此可見。《東亞之光》在戰時的重慶公映時，《新華日報》在第一版上刊發專稿，報導了盛況，並發表短評，高度評價影片為「中外戰爭影片中空前之奇蹟」、「亦誠不愧成功的進步影片」。

說到《東亞之光》，父親曾提及這樣一段往事，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父親正在香港拍攝影片《新生命》。《東亞之光》也在此時登上了「利舞台」的銀幕（利舞台一般是不放國產片的），而且盛況空前。日本人的飛機投下炸彈，父親為躲避轟炸，去了太平紳士何甘棠家中的防空洞。何甘棠老先生喜歡戲劇、電影，又是宗親，他和父親很投緣。沒想到香港很快淪陷，英軍投降，日軍上岸。日本兵滿街亂竄，燒、殺、搶，無所不為，何甘棠家也躲不過劫難。日本兵闖進了何家大宅，嚇得女眷們東躲西藏，日本兵還聲稱要徵用何家大宅。這時父親急中生智，冒充何家管家，指著一個日本皇太子送給何甘棠的煙盒，示意日本軍官「何家和日本皇太子有交情」，果然日本軍官馬上對著煙盒上的日本國徽立正敬禮，隨後又來了幾個大佐以上的日本軍官，恭恭敬敬，在何家大門口貼了一張大佈告，上示「此系貴族之家，各兵種要加以保護」。

何甘棠大喜過望，把父親當救命恩人，待如上賓。這時南洋兄弟影片公司的邵村人帶來消息，日本人看過《東亞之光》極為震怒，下令追緝何非光，父親迫於危急，只得對何甘棠以實相告。何甘棠要我父親設法離開香港，否則性命難保，老先生設法弄到了通行證，父親則繼續冒充何家的管家，逃離了香港。

父親回到重慶，先後又編導拍攝了兩部抗戰故事片《氣壯山河》、《血濺櫻花》。《氣壯山河》描寫中國青年遠征軍出征緬甸抗擊日寇，故事講的是遠征軍攻城部隊在一對華僑青年兄妹的幫助下夜襲成功，取得全殲守城敵軍的重大勝利。影片把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緊密聯繫起來，有力宣傳了中國軍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巨大貢獻。

《血濺櫻花》是父親的又一力作。影片以中日兩對空軍夫婦在抗日戰爭中的不同遭遇，雄辯地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不僅危害了別國人民，同時也在危害本國人民的嚴酷事實，揭露了侵略戰爭的反人民本質，反映了戰時日本社會的不安定、日本人民的艱難困苦和普遍的厭戰情緒。這樣深刻的主題在其他抗戰電影中是很少見的。

父親編導的抗戰電影，為他在中國影壇確立了應有的地位。《中國新文藝大系．電影卷》對父親的作品作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在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之際，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電影資料館及中國電影藝術中心聯合製作的52集電視文獻片《中國電影》；上海東方電視台、香港新大陸出版社共同製作，由楊成武將軍任總顧問的30集電視文獻片《血肉長城》都以較大篇幅介紹了父親和他拍攝的抗戰影片。香港電影節專場放映了父親的作品，電影節宣傳冊的英文說明，給了父親高度的評價。1997年台灣「電影導演協會」將電影界的最高榮譽獎項「終生成就獎」追授給父親，亦是表彰他半個世紀前所編導的抗戰電影和對中國電影作出的卓越貢獻。

雖然這一切都來得晚了一點，父親沒能再回到離別50年的家鄉，也沒能應李行、黃建業先生的邀請，親赴台灣接受頒獎。但是兩岸三地的中國人沒有忘記他和他的電影，一個從台灣島走出來的中國電影人。

〔本文原刊「上海市台灣同胞聯誼會」編《滬上臺灣人 I》，相關圖片刊封底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