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資保存的日本情結

相較於韓國，台灣對待日本文化遺跡較為寬容，1990年代末起，積極指定日據時期建築為古蹟或歷史建築。然而，在保存日本遺跡時，卻有許多人過於盲目哈日，像北投溫泉博物館、宜蘭二結埕王公廟的活動，甚至林佳龍在台中的文化施政，都有媚日之嫌。一味地複製日本文化，恐怕就會像「台灣民政府」想當日本皇民一樣，將失去台灣的主體性，變成文化上的「奴」。

一、早期指定的日式古蹟

台灣大約自1960年代的鄉土運動以來，研究、保存與發揚本土文化，便成為文化界關注的焦點，1990年代開始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更把發掘地方特色、凝聚社區共識做為文化政策的重要目標。

然而，在探索本土文化的過程，難免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日本殖民的遺跡？日本殖民留下最醒目的有形遺跡，莫過於建築，尤其在都會區的洋式建築特別醒目。以台北市為例，自1982年文資法立法至1995年之間，一共指定了29處古蹟及遺址，其中有五處為日據時期的洋式建築，包括了指定為二級古蹟的台北公會堂（中山堂，1936年建），指定為三級古蹟的台北水源地唧筒室（今自來水博物館，1908年建）、台灣教育會館（1931年建）、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19年建）、台北郵局（1930年建）。

二、古蹟指定權限下放

1997年文資法修正，廢除了等級制，以上五處古蹟後來就改列為市定古蹟，其中的二級古蹟中山堂又在2018年改列為國定古蹟。1997年的修法，更重要的意義，是將古蹟指定的權力下放到地方。此後各地方政府紛紛積極指定古蹟，光是台北市的古蹟，就暴增到175處。

為什麼古蹟指定權限要下放到地方？這可能與1994年李登輝拆除中央黨部舊大樓有關。該大樓是頗具規模的洋式建築，前身為日本赤十字社（紅十字會）台北分社，建於1920年。曾有文資團體請願，呼籲保留而未果。同樣是日據時期興建的洋樓台大醫學院人文博物館，原本校方也打算拆除，卻因文資團體的爭取而保留下來。

三、日本建築保留的爭論

相對於現在數不清的日據時期建築相繼被指定為古蹟或歷史建築，解嚴之前，即使日據時期興建的富麗堂皇的洋樓，也難保不被拆除的命運，這多少與當時的政治氛圍有關。1994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到底該不該保留，仍有爭論。主張拆除的一方，有的認為日據時期的建築屬於殖民侵略遺跡與帝國主義象徵，也有的認為舊建築會阻礙都市更新；主張保留的一方，則認為日據時期的建築應該被視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且建築物留得愈久，其價值愈能被討論。

四、大量日本建築指定為古蹟

然而，1997年文資法修正之後，保存的觀念成了主流，從大量日據時期建築快速被指定為古蹟即可證明。位於台北市中心的總統府（1915建）、監察院（1915建）、台北賓館（1910建）、公賣局（1913建）、台灣博物館（1915建）、行政院（1940建）、司法大廈（1934建）等日據時期興建的大型公共建築，全部都在1998年公告為國定古蹟，也不再聽到有人以殖民侵略或帝國主義象徵為由而反對了。

這與1994年中央黨部舊大樓的拆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與早期的消極保存也不可同日而語。諷刺的是，同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產品，位於首爾的朝鮮總督府，經過爭論多年之後，終於在1995年由韓國總統金泳三下令拆除，並在原地重建景福宮的正門。因為他們認為總督府是國恥的象徵，拆掉才能消除國民心裡的陰影。

五、北投溫泉博物館

台灣在是否保留日本遺跡方面的觀念翻轉，應與經濟起飛及民主發展有關。有些地方的古蹟指定，甚至是真的「由下而上」發起的，像北投溫泉博物館就是典型的例子。該館前身為「北投公共浴場」，建於1913年，台灣光復後廢棄而被遺忘。1994年，一群北投國小師生在鄉土校外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形同廢墟的北投公共浴場。為保存古蹟及空間再利用，他們與社區居民及文史工作者一同發起連署陳情書，希望保留浴場。歷經不斷的溝通與協調，北投公共浴場終於在1997年經內政部公告為三級古蹟，1998年10月31日在地方熱心居民與台北市政府的斥資整修下，以「北投溫泉博物館」之名正式重新開放使用。

重新開放時，居民們穿著和服圍在一起，跳著日式舞蹈熱烈慶祝，這些過程都拍照留念，並陳列在博物館的展示廳中。社區民眾團結合作，為保存古蹟而共同奮鬥，非常令人感動，也值得肯定與效法。日本殖民統治壓迫台灣人民固然可惡，但事情總有兩面，他們建設台灣的一面，把台灣帶入現代化，也有功勞。保留日據時期的遺跡，表示我們能以正面與寬容的態度來看待這段歷史，也能更客觀地瞭解台灣的發展。可是，穿著和服、跳日本舞，這一面表現的又是什麼呢。

六、二結埕王公廟

這畫面不禁令人想起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時，一段很具代表性的活動：宜蘭二結埕的千人移廟。二結埕王公廟的歷史可回溯至清乾隆年，2002年被縣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築。1997年，因廟體空間狹小，社區民眾需求建新廟。但他們並非拆除重建，而是將舊廟移到另一邊，再於原地重蓋新廟。

這場千人移廟活動不只當地居民積極參與，還有不少知名政治人物及文化團體投入，吸引了媒體熱烈報導，而且諸多文化人士大表讚賞，使它變成了社造的典範。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該活動從裡到外都渲染了濃厚的日本味。首先，把村民組織起來，頭上包了布，群體一致地把小廟搬走，並不是我們的傳統，而是日本式的活動。其次，他們把舊廟移走後，在原地蓋新廟，請日本建築師設計了一座大型的日式廟宇。如果只看新廟的照片，會給人置身日本的錯覺。

社造一直標榜發掘地方特色，上述北投溫泉博物館啟用典禮，居民穿和服跳日本舞，如果是為了懷舊，或許還勉強說得過去。可是，二結埕民眾綁了頭巾，用日式的活動把傳統舊廟移開，然後在原地蓋了日式的新廟，總不免讓人感覺是引進日本文化，把傳統文化驅逐到一旁，很難說沒有哈日的意味。除了保存與修復舊廟值得肯定之外，哪裡看得到一點真正的本土特色呢？

七、林佳龍在台中的文化施政

雖然北投溫泉博物館和二結埕王公廟的日本味很重，還僅止於外觀，至少參與者沒有明目張膽地大聲宣揚日本文化，但是，蔡政府執政之後，有地方首長的文化論述，就駭人聽聞了。林佳龍擔任台中市長期間，市府推動綠川再生，目的是要重建日據時代「小京都」。他在市議會上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來台灣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反攻大陸，企圖教化人民，所以就把過去「日治」時代視為跟它衝突：「台中的孔廟，你不覺得有點奇怪嗎？他（國民黨）是把以前的日本神社幹掉，來用孔子統治啊！」所以，他認為國民黨用粗暴方法蓋的台中孔廟不是古蹟，只是取代以前的日本神社，甚至還強拆台中公園裡的「銅馬」什麼的，然後改放孔子。

消息一出，輿論譁然，有人指出，其實台中早在清朝就有孔廟了，反而是日本殖民政府才把孔廟拆除。清朝於光緒十五年（1889）在台中建立台灣省城，並且在小北門旁（台中州廳旁）建築孔廟，廟左邊設立明倫堂，專門教育準備參加鄉試的生員。日本殖民政府在20世紀初，藉口「市區改正」，把原來台灣省城的清朝官署建築與城牆全部拆除，包括台中孔廟在內。

林佳龍似乎企圖全面性地恢復日本遺跡，發揚日本文化。自2015年起，擴大舉辦新社的白冷圳文化節，「緬懷先人偉業」，感念1932年日本人在台灣的水利工程貢獻。2016年10月9、10日兩天的白冷圳文化節，邀請「白冷圳之父」磯田謙雄的後代共同參與，並宣佈將打造磯田謙雄紀念文化園區。

我們當然不應否認日本對台灣的建設，但是卻不可以忘記，像八田與一、磯田謙雄這些人投入台灣水利工程，並不是為了造福台灣百姓，而是要榨取台灣的資源，以供日本軍閥南侵。台灣民眾被當成戰爭的工具，卻還要紀念、歌頌殖民者，簡直是匪夷所思。

八、台灣民政府

在哈日行為當中，最為「登峰造極」的，恐怕非「台灣民政府」莫屬。該組織成立於2008年，成員自稱是大日本帝國台灣人民。他們主張，從《舊金山和約》及各歷史事件可知，日本天皇的台、澎地區仍在佔領中，美國是唯一主要佔領權國，所以美國應該在日本台灣成立軍事指揮中心，保護日本台灣領土的安全。

如此一廂情願地要對美日投懷送抱的言論，連許多獨派人士都看不下去。歷史學者陳儀深質疑，既然中華民國政府只是被美國委託的「次要佔領權國」，1945年宣稱台灣光復且宣告台灣人集體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時，美國為何沒有「即時糾正」？律師江建祥批評，「台灣、美國和日本同一國」的說法，是奴性，懦夫才會甘心當被保護的「奴」；連主張台獨的姚嘉文都憂心地指出，台灣民政府對台獨運動及台獨團體的傷害很重：「台灣不是日本、美國、中國的，台灣是台灣人民的，這就是事實！」

九、結 論

姚嘉文說的「台灣是台灣人民的」，可以提醒那些在文化方面盲目哈日者，所謂「台灣文化」，即使脫離母體的中國文化，也不等於日本文化。即使站在「台獨」的立場，在追求「台灣文化主體性」時，只看到日本遺跡，甚至想在食、衣、住、行等生活各個層面上，複製日本的一切，也會在文化上變成「奴」，完全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