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30年了,我們今天應以理性態度分析六四。首先要分析六四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掌權,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治國方針。所謂的「改革」,指的是「對內改革」,要解放思想,政治平反,放寬政府管制;所謂的「開放」,指的是「對外開放」,要引進外資,與國際接軌,實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經濟政策走向「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北京政府採取了「雙軌價格制」來轉型過渡。譬如鋼鐵買賣,在國營事業之間是一套價格系統,在「自由市場」買賣,又是一套價格系統;就像是當時的美金與人民幣的兌換率,有黑市價與官價兩套系統,價差可能高達兩倍。
如果你有辦法,以官價取得鋼鐵,再以「市場價」賣出,轉手之間,就可以得到暴利。當時有些人就靠這樣「倒賣」商品,輕鬆賺到大錢。倒賣商品賺錢的人,叫做「倒爺」,「倒爺」的後台,都是有權力的政府官員。這種官員,人稱「官倒」。
1982-87年,胡耀邦任總書記,大力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很得民心。同時,「官倒」的經濟脫序,激發了民憤;對外開放,造成了對西方政治文化的嚮往;加上政府治理的相對寬鬆,各地已經彌漫了騷動不安的氣息。
1986年底與1987年初,在武漢、杭州、合肥、北京、廣州、天津等城市,爆發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示威遊行,這是所謂的「八六學潮」。胡耀邦旋即引咎辭職。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一些學生與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之後,活動逐漸變質。「八六學潮」的學運分子群體,很快來到了北京,與北京示威分子進行「串聯」。整個變質過程,學生領袖之一的孔慶東,後來接受記者的訪問,做了說明,在網上可以看到視頻,講述其中的一些內情。
自4月15日到6月4日,學生民運分子在天安門廣場安營紮寨幾近兩個月,北京政府對其寬大容忍,全世界前所未有。5月15-18日期間,蘇聯領袖戈巴契夫訪問中國,這是自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以來,第一次蘇聯領袖訪問中國。這是國家的大事,總理李鵬與學生談判,請學生暫時退出天安門,以便政府接待戈巴契夫,被學生代表拒絕。
當時我人在美國,非常關心父母親所生長的故國。我天天看CNN,看到白髮蒼蒼的總書記趙紫陽拿著手提擴音器,旁邊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走到天安門廣場群眾中,跟學生們說「對不起,我們來晚了。」在我的印象中,總理李鵬、總書記趙紫陽,都是態度誠懇的與學生代表談話,設法解決問題。
學生們在廣場豎立起了一個紙糊的「自由女神像」,要自由,要民主。如何要自由?如何要民主?是要馬上進行全國普選,學生代表出來與鄧小平一起競選總統?還是要讓中國大陸儘快成立幾百個政黨,每天互相抨擊鬥爭,罔顧國家的發展與建設?
那段時間,我看到的是國家領導人低聲下氣,學生代表趾高氣昂。學生以紙糊的「自由女神像」掩蓋了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代表他們對美國的高度而又盲目與空洞的崇拜。他們根本就說不清楚到底要什麼。
我後來認識一位當時才15歲的女生,她當時每天跑天安門廣場。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宿舍房間小,天氣有些悶熱,每天跑天安門,覺得「很好玩」。人潮就是這樣匯集不散。而後來越來越多的流民、惡痞加入了人潮陣營。
到了民運後期,北京已成無政府狀態。學生罷課,工廠罷工,而且全國各地開始效尤,動亂已有燎原之勢。李鵬與學生懇切談話,央視公開做出現場轉播。李鵬反覆說明國家不可陷於無政府狀態,被學生代表當場斥責。
有學生代表後來回憶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要什麼,我們只知道,政府給我們什麼,我們就一定會回答要得更多。」
學生領袖柴玲,以她一貫的哭腔哭調的口氣說,「我希望天安門流血,因為流血了,對我們(這些學生領袖)更為有利。」學生代表要求,學生組織要具有監管政府與審核國家政策的權力。
中共中央被迫要做出選擇,一是自行解散政府;一是驅散學生,沒有中間地帶。
當時的中國大陸,相對比較落後,沒有公安鎮暴部隊與催淚瓦斯槍的配置,只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調派解放軍進城,驅散學生。解放軍到了復興門附近的木樨地,一些暴亂分子燒了坦克車,殺了解放軍戰士,還把戰士屍體吊在樹上供人觀賞。
記得當時,我的一位美軍除役的老美朋友,邊看著CNN的實況轉播,邊跟我說「政府會開槍的」。我不相信,問他為什麼,他說“It will never end unless the government takes action.”(除非政府採取行動,否則永遠不會結束。)
兩三天之後,他的預言不幸成真。
季辛吉事後發表看法說,「我不訝異政府會採取必要的行動,但是我很訝異問題會拖的這麼久。」
1990年代初的川普還是個年輕商人,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說「六四是場暴亂(riot),北京政府的處理是合理的。」川普現在成了美國總統,與中國大打經濟戰,並沒公開譴責六四。
天安門廣場歸於平靜的30年後,中國快速崛起,穩步邁向了民族復興之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這30年,有四億人口成了中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在2020年要建立小康社會,要讓全國人口脫貧,「一個不能少」。
一些當年的學生領袖,後來成了美國CIA豢養的馬前卒,不管有理沒理,逢中必反。有的拿了陳水扁與各類台獨組織的錢,跑到台灣,教導學生如何「手挽著手,與警察進行肢體衝突」。他們經常煽動台灣的內鬥,挑撥台灣與大陸之間的矛盾。他們拿到了國外反中組織,或是台獨分子的錢,又會因為分贓不均,或是帳目不清內訌不已。
後世的歷史學家,回顧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或會有這樣的評價:「如果沒有鄧小平,今天的中國,大約會是另一個土耳其,在國際上是個二流半的國家,只能空自緬懷當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輝煌。國家疆域,也許只有當年輝煌盛世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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