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暴亂反思「一國兩制」

香港的動亂已持續三個月，各級學校已經開學，看來仍會鬧一陣子，當然這是一場有「外力」介入的暴動，但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看重內因的，沒有內因，外因不可能興風作浪。新華社說：「毫無疑問，香港回歸22年來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但也毋庸諱言，房價高企、貧富差距大、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空心化、年輕人向上流動難，……這些矛盾問題，有些是回歸之前就存在的，有些是近年來累積而成的。凡此種種，已成為長期壓在香港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身上的沉重負擔。」所以我們一方面揭露帝國主義的惡行及其殖民奴才的嘴臉；另一方面更須借此機會，全面地、系統地、前瞻地反省「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畢竟是政治上的新生事務，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很正常，直面問題，解決問題，這才是真正有利於思考統一後，可以長治久安的台灣方案的積極作為。

一、反 省

從「一國兩制」的角度看，「香港」是上世紀的80年代北京希望保留，甚至在某種層面上是希望作為大陸改革開放的借鑑和學習對象，不希望「香港」因為回歸而有所改變，所以鄧小平才借用原本禮遇台灣蔣氏父子的「一國兩制」，先施行於香港，因為對北京而言，當年的頭等大事是推動「改革開放」，在外部因素上，最重要的是維持和平的環境。港澳的回歸及兩岸的再統一，如此重大的政治改變，如何才能保障和平？在北京看來，「一國兩制」無疑是最佳的安排，所以「香港」從回歸一開始，就是「一國兩制」的試驗田，那麼這個「試驗田」迄今為止是成功？是失敗？

如果從自由經濟體的角度，毫無疑問是成功的，按傳統基金會於今（2019）年1月25日在華盛頓發表的2019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自該指數在1995年開始編製以來，香港一直名列榜首。今年的報告中，香港總分（90.2分；100分為滿分），遠高於全球平均的60.8分。報告所列12項用以評估經濟自由度的因素，其中八項香港取得90分或以上的佳績。此一評價說明香港回歸後，確實作到「舞照跳、馬照跑」。所以至少是鄧小平承諾的「長期不變」，或是「50年不變」，而且按鄧小平的設想「在50年後改變的機會只會更小，因為屆時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已變為彼此依賴。」迄今中共並沒有失信，這也是中共對外宣傳港澳「一國兩制」成功的底氣。然而，從辯證的角度看，世間的事物，只有合理的「變」，才能維持其合理的「不變」。事實上，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不能變、不知變、不會變的制度，會是一個理想的制度，從某種意義來看，當今香港的暴動正是由於「不變」導致的結果：

1.對英國的後殖民統治伎倆、手段認識不清，導致特區政府管理上「雷區」處處：按香港《文匯報》披露的港英臨走前作為：一是根據公開的解密文件，彭定康離港前，草擬了一份五萬人的「白名單」，名單上全是忠於英國的香港社會菁英。……五萬人裡，不少高官富商，他們中不少人已經移民英國，但相當多人還留在香港，他們中有2,100人的名字、身分，時至今日還嚴格保密。二是香港警隊中有一個叫「政治部」的單位，專門負責特務活動，直接隸屬英國軍情五處。……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時，香港政府裡大多數官員都在政治部工作過了。……這些人讓大陸收回香港後面臨兩難處境：在這些留下的官員裡，你不知道誰忠於英國，一個個找出來吧，很不現實，全部換掉，整個公務員隊伍18萬人，也是天方夜譚。三是1967年，港英政府為制裁左派暴動，制定了一個《香港公關秩序條例》，凡是想遊行示威，都得香港警察批准。……結果，在1996年底，距離回歸只剩七個月，港英政府卻突然改了規矩，以後暴動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請。還有英國政府的《社團條例》，只要香港總督懷疑某組織勾結境外勢力，不需要證據就可以宣佈該社團非法。……結果，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變「開明」了，宣佈解除社團限制，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註冊，也不再取締任何組織。四是在英國人統治香港的上百年間，他們從來沒有給過香港人所謂民主、自由，但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們卻突然「好心地」給了香港「民主」。

比照英殖民主義在印度、中東的作為，英政府不可能「放過」香港。當年北京政府在香港回歸議題的交涉上，掌握了大原則，忽視了細節，更忽視了帝國主義者的陰險狡詐，以至於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除了法律準備之外，其他的戰略準備、戰術準備、人才準備，去殖民化準備等等，完全從缺。

2.從人才培育的角度，北京允許「港人治港」，卻忽視了「港人」能不能「治港」，「港人如何治港」，簡單地以為北京推舉的特首加上港英的公務員團隊就可以順利地「治理香港」，結果一方面是英國人培養的公務員，尤其是原港英時代的高級別公務員就瞧不起特首，香港《東方日報》報導過「一班英國人『奶大』的華人高官，在『公務員之首』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帶領下，根本看不起『紅頂商人』董建華，不買這位『新老闆』的帳」。第二方面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主動因應的能力不足：從港英時代，英國為了自身利益，在香港訓練一大批認真講效率的公務員，其長處是「只知按部就班完成行政事宜及上司安排的任務，真心缺乏針對問題設想解決方案、『主動給自己找活』的政治治理的思維。」回歸之後，北京要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港人必須自己拿主意，結果就發生了曾蔭權所說的「在港英時期，他每天上班走進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傳真機有無來自倫敦的指令，有指令他就知道這一天該幹些什麼，如果沒有傳真件，他就不知所措。」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決策能力和規劃能力面臨極大考驗，歷任行政長官的表現都不理想。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就公開批評道：「香港『成也英國，敗也英國』，認為香港公務員在港英培訓下，水平很好，但只懂接受及執行命令，即使在回歸後當家作主，也『不知道怎樣當Boss（老闆）、怎樣當個Master（主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劉兆佳也指出特區政府的問題是：新政權從來都沒有一套經過深思熟慮而擬定的管制戰略來應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特區政府難以充分駕馭行政機關……未能充分利用行政資源以強化政府的管治能力及政治戰鬥力。三方面是以往在英帝國主義的殖民下，港府負責被動地執行，因此，習慣了「放任主義」、「積極不干預」或「小政府、大市場」思維。然而這樣的政府，置身於充滿高速變化時代是完全無法自主運作的，以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而言，如果沒有北京的力挺，香港的經濟能否存活，不無疑問。

以上現象充分說明「港督」成「特首」，其他一切不變的「一國兩制」，就能自然地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是不成立的。特區政府不能指明香港未來的方向，無法有效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自然得不到港民的擁護。

3.為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中央不得不出手。1997年香港剛剛回歸即暴發亞洲金融風暴，泰國、韓國不支，香港岌岌可危，北京在「香港戰場的作用」主要是堅定信心，支持港府放手一搏，同時從各個方面做力所能及的輔助支援。

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風暴，北京出招挺港可概括為鞏固金融、刺激內需、援助港企、加強融合四方面。這些措施涵蓋廣泛、長短結合，有助香港經濟早日戰勝海嘯衝擊，恢復繁榮發展；與此同時，中央更正面肯定特區政府的工作，大有顯示穩定人心、提升特區政府管治的威信，特別是北京採取了擴大大陸人民港澳「自由行」，同意非廣東籍的深圳居民可在深圳辦理個人遊；220萬擁有深圳戶籍的居民可辦理多次往返香港簽證。內地居民「自由行」對香港零售業、消費市道的刺激，有立竿見影之效。短期間香港經濟迅速復甦，就是受惠於「自由行」。

這些措施，協助了香港經濟的繁榮，但也嚴重干預了香港，特別是「自由行」，按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陳志豪的話法：「只是富了富的，窮了窮的。一般的香港人民並沒有得到好處。」

對內地的不滿、反感則是源自港英時代的反共，西方媒體的影響和港人能接觸到的新媒體上很多跟內地有關的負面資訊。

4.香港「一國兩制」最大的教訓應在教育。由於遵行一切不變的大原則，只要北京希望在「一國」方面作些強化時，就很容易被引導為對「兩制」的干預，不過從「教育」議題來看，我們查閱支撐香港特區的兩份重要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完全沒有提及中央可以插手香港教育的法理依據：基本法第六章：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之136條強調了特區政府「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及137條稱「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可繼續從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

從以上的條文理解，教育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權限，其次特區政府的權限中，並不包括教育內容，這就突顯出「一國兩制」當年思慮上的缺限，基本法是保留了若干當代的重要傳統，但「殖民政權的教育政策不可避免地是為了延續殖民政權本身，而不是以培養社會未來的主人翁為己任。」過去港英對於香港教育中對「中國」，採取了「納古非今」、「有中華文化、無當代中國」，有文化無歷史的處理方式，這樣的教育內容，香港菁英認為「對中國並非毫無認識，而認識的方法比在審查監控下的中國大陸更為多元豐富。」實在無法令人信服，不過這件事負最大責任的，依然是當初設計「一國兩制」政策的本身過於粗糙：

首先是中英「聯合聲明」三之（二）明載「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裡就沒有載明「國家安全」應歸中央人民政府管理，應該說是最大的疏忽。

其次是教育的方針、目標、宗旨，這是關乎國家百年的安全大計，不能不考慮在「全國一盤棋」中，在現代的國家中沒有不把政治社會化視為政府的重大責任的，在儒家傳統中，更是重視，那些香港反對特區政府於2011年5月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諮詢文件，認為那是「洗腦式國民教育」的人，其實忽視了凡是接受教育，特別是國民教育就是「洗腦」，要想不被洗腦，自然人就不可能從「生物人」變成「社會人」。

其三是香港原本是被帝國主義殖民下的「洗腦一條龍」式的教育，回歸之後，如果一切不變，那麼任何資本主義都可以利用香港教育，在中國境內培養一代一代的反社會主義新人，這是「一國兩制」的本意嗎？美國之音在引述本由香港教育局資助，親北京教育團體、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時稱「手冊」有很多爭議內容，包括「中國模式」是世界焦點、中共一黨專政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另一方面批評歐美國家，例如自由市場的「華盛頓模式」令拉丁美洲政治失序、模式不可持續；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透過選舉輪流執政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而涉及中國社會問題的內容則隱惡揚善，例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對豆腐渣工程及死傷情況隻字不提，只讚譽救災是「共赴國難」。34頁的手冊，只有兩頁以短文交代毒奶粉、動車追撞等爭議事件反思。事實上，從北京的立場，上述的中國模式的說法並無任何失當，反而正是點破了西方現代化的普世性、唯一性的神話，否則「中國奇蹟」從何而來，從「華盛頓共識」而來？本來西方的歷史終結論就是錯誤的自信和自傲的表現，今日的美、英政治不是「兩黨惡鬥，人民當災」嗎？由是觀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這種「只許美國放火，不許中國點燈」的橫行心態，更可議的是香港那些已被西方帝國主義「洗腦」的所謂「菁英」，不但未見自省的「反洗腦」能力，反而大肆攻擊「手冊」的論點，這就反映出被殖民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如果不作調整，對中國未來國家安全的威脅是很難想像的。

其四是特區政府在調整「國民教育」的作法上，確實也有可議之處，例如2011年5月特區教育局公布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諮詢稿》，特區的說法是「經過2011年5月至8月四個月的公開諮詢，考慮了各界的意見和千多份意見書」，但此《諮詢稿》只適用於懂漢語的香港公民，因為英文版的《諮詢稿》是遲至2011年7月29日才上網，換言之，對不懂漢語的香港公民來說，他們被諮詢的時間就不及懂漢語的香港公民的三分之一（5週與17週之比）。而「基本法」第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其實每一任特首推出重大政策後都遭受強大阻力、抗爭，最終不得已撤回，如董建華時代的23條立法，曾蔭權時代調整「國民教育」的抗爭，梁振英時代「政改」失敗，引發佔中運動，林鄭時代修訂《逃犯條例》，然而，特區政府的公務員似乎很難改正其「離地」（不接地氣）的工作習性，幾乎每次的重大政策的推動都沒有作足事前的溝通，最後，也就落得特區政府的威信一次一次被踐踏，加上反中人士認定「一國兩制」的「港人治港」是一張沒有「一國」，只有「兩制」的空白支票，只要是港人「要的」北京不兌現，就是北京不信守承諾，反之，「北京要的特區政府去執行」那就是北京干預香港。反華反中人士的行徑固然可惡，但是終究只是外因，內因是什麼，內因是如何造成的，才是更應該被檢討的。所幸的是相較於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大業而言，香港的動亂終究只是「疥癬之疾」，而且現在發作，一方面是給北京推動台灣的「一國兩制」提了個醒；另一方面對特區政府也是一種當頭棒喝。

5.從司法制度不變來看，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初期，需要通過香港吸引外來投資有其必要。如果外資都從香港撤走，那麼不僅香港本身的繁榮穩定不能維持，大陸的發展也會受到阻礙。然而這種考慮主要也反映了當年在考慮香港回歸時，只看到80年代，沒有想像過90年代的中國，同時也只想經濟而沒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如今看來，至少應該增加涉關國家安全的政治案件，終審權應另作安排，或是增加若干年限的設計，才能既保留「一國兩制」的彈性，又保有主權國家的完整性。

二、建 議

面對當前的形勢，港府必須以強大的執行力，恢復社會秩序，有系統地訓練不同層級的特區領導幹部，成立智庫單位，研究大灣區建設下香港心力的「新定位」；暫停內地每日進港的人數；開發大香港外島系統，以便疏散人口；建立新型大數據市民意見分析中心及時掌握民意；充分與大學進行產學合作；成立青年服務司，專司香港青年問題的發掘和解決。

北京亦應重新發表在新時代下「一國兩制」的綱領性文件，特別是在中國快速崛起，逐步邁向世界中心的大形勢下，台、港、澳的「一國兩制」的原則為何，如何區分，與大陸、與國際、與未來的關係為何？這才是負責任的、積極的「一國兩制」，而不是守住一、兩句話，使得極有創意地解決政治難題的方案，變成僵化的政策，不變的制度，限制了「一國兩制」的勃勃生機。【楊開煌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