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而建設而治理之蛻變

要瞭解當代中國必須先認識中國共產黨（下簡稱中共），因為當代中國除了推翻清政府，打倒袁世凱之外，其他的重大變化，都是來自中共的領導或參與，1949年中共結束了國共內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由於這是中國歷史上完全嶄新的嚐試，所以中共在政治制度的實行上，選擇了一套新的制度－－一黨執政制，黨領導一切制，於是當代中國的一切蛻變，首先是從中共的蛻變開始，用粗略的眼光掃描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共的變化，大概可區分為革命、建設和治理三時期。

儘管中共的統治可明確地區分出不同的蛻變，但也不能忘記中共堅持「一黨執政」的政體，因此，觀察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遷，就是觀察「一黨長期執政」的自我蛻變的過程。

一、蛻變敘事

1.革命政權時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領導中共走出逆境，取得革命勝利，建立政權。他在黨內的威望無人能及。在毛的時代：

意識型態方面，他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他深信對人的「鬥爭」是保持黨的純潔性的唯一方法，以至他領導的執政黨應全心全意推動中國現代化之際，外界只看到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用革命手段從事國家的建設。

人才培育方面，除了延用革命時代的人才，最為外界熟知的是「輕知識、重實踐」，所以「臭老九」、「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讀書無用論」等成為黨的教條，結果毛的人才只能「又紅又專」、「培養千千萬萬接班人」。毛提拔過幹部，但沒有制度化培養過幹部，基本上毛時代的幹部比較偏向革命型。他指定的接班人，都有著相似的革命性格。

從組織運作來看，毛時代中共的組織運作帶著隨意性，如按中共黨章最高權力機關的黨員代表大會就沒有按規定時間召開過，1949年建政，直到1956年才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而第九次大會是13年後的1969年，召開不久發生「林彪叛逃事件」，結果1973年又召開第十次大會。同時在黨政關係上出現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以「革命委員會」取代正式的黨組織和政府，以至正常的政治、經濟活動全被革命運動取代。

2.建設政權時代：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整個中共一方面沉浸在失去導師的迷茫，一方面是如釋重負地解脫了毛澤東加在全黨身上有型的枷鎖，為中共建立政權後的第一次轉型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中共第二代的領導人鄧小平，他在中共黨內傳奇的三起三落的經歷，使他成為毛澤東之後，全中國大陸各方冀望的領導人，相對於毛澤東的建立政權，此時鄧小平的任務是救黨救國，如何讓一個沉浸於革命的意識型態、革命的狂熱行動以及被革命折磨到破產邊緣的中國，重新站立並且步上現代化國家應有軌道？鄧小平透過意識型態的重建入手，他從發動「真理」的討論，開始把人們的視野從革命的浪漫拉回到對現實的生活追求，他提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決策」，從而帶領中國步上全新的現代化歷程。

在意識型態方面，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出「當代中國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現在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此現狀下的中國「搞社會主義中心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一切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我們都採用」。鄧小平還在思考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效地發展生產力時，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從根本上破除了把計畫和市場看作是社會基本制度範疇的思想束縛，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鄧小平的努力既維護了社會主義作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又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指導下，去實現了近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也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不僅僅局限在意識型態，而且也在於國家治理實效之中。之後的領導人如江澤民、胡錦濤才能從容地依據他們的時代，他們的現實，提出社會主義的「新解」，從「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不斷地發展社會主義；反之，也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中，得到與時俱進的發展和豐富，也強化了中共政權意識型態新的合法性。

在人才培育方面，從改革開放政策一開始推行未久，鄧小平就注意到人才培育的問題，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指出：「要有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幹部隊伍」，「現在特別要注意從40歲左右的人中間選拔」幹部。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又強調：「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其後我們可以看到在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領導幹部的晉升，基本上都是按制度培養、選拔出的人才，人才的流動制度化不僅使中共的接班人制度也得到規範，同時詬病多年的「終身制」也被打破，其後到了江、胡時代，幹部的屆齡退休也成為鐵律，人事制度進一步得以健全。

從組織運作來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五年一屆的黨大會就從未拖延，開會的時間、日程也均固定，而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人數、會議也大致確立；在黨政關係上也逐步釐清，鄧小平在強調「四個堅持」下，也提出「黨政分開」，強調中共的這種領導地位，具體表現為它對國家各方面事務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

鄧的改革工作，雖經歷1989年的「國內風波」及1990年代初「蘇東波」的「國際風暴」，他仍平穩地領導中共渡過重大考驗，尤其是1992年的「南方談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為新世紀的中國崛起打下基礎。

任何一個新生事物都是多面向的、複雜的，鄧小平所發動和主導的改革，也導致兩個最嚴重後遺症－－黨內腐敗和社會分化，而這兩大病症，又是一黨長期執政的結果。

二、「一黨」「長期」執政之難題

在世界上，一黨執政的國家不多，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指該國的法律上只允許有一個合法的政黨，二是指在一國之內只有一個有實力的政黨，理論上前者就等同與長期執政；而後者則不必然是長期執政；前者必然要面對黨政關係，而後者就不一定，因為政黨此時承擔更多的推薦候選人和輔選的工作。而中共又是另一種情況，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不是「一黨制」，但是規範了中共和其他政黨的角色與功能：在該憲法的序言和總綱都明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而其他政黨只是「參政黨」。

因此中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執政黨，故而也是長期的執政黨，從當代中國的發展和崛起的歷程來看，在中國的國情下，首先中共的一黨長期執政，推動了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各個方面持續穩定的發展，實現了近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國家現代化」；同時中共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在當今的中國幾乎是無可取代的執政黨。另外，中共也善於「自我改革」，使得中共的「一黨長期執政」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行逐漸完善和成熟，習近平於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即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如果成功的話，則「中國道路」的現代化，不僅僅本身是人類第一次實現「10億級人口」的現代化，完全可以提供其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另一種選擇。而且對當代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都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毫無疑問在邁向成功的道路上，仍有成堆的問題有待化解，而其中關鍵的問題，就是解決「一黨長期執政」之難題。

從當前人們理解的政治學中對「一黨長期執政」普遍弊端，隨中共的長期執政過程出現，有些弊端則表現的更加嚴重。「一黨執政」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憂患意識，缺乏糾偏機制以及欠缺黨政分界；「長期執政」也必然面對執政退化、政黨腐化以及信心脆化的弊端。

先談缺乏憂患意識，其主要的危機就是中國的古諺所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一黨執政」由於在一國之內的政治力量對比上，處於相對或絕對的優勢，是以很容易輕視對手，從而滋生驕傲自滿、自以為是心理，對執政的危機缺乏應有的敏感度；若加上長期執政則必然導致腐化現象。

其次是「糾偏機制」的欠缺或失靈，「糾偏機制」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中，是存在很久的傳統，在中國帝制時代，也有採風、御史的設置，但是這些「糾偏」的「機制」是否發揮作用，則因人（皇帝）而異，在現代國家中，制度的、非制度的「糾偏機制」更多，但「一黨執政」的政治生態下，往往不易產生作用，因為「一黨執政」下，「黨」掌控一切資源，糾偏的聲音或者出不來，或者音量小，或者說了無用，結果均無法達到糾偏的效果，從而有可能是國家、民族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其三是「一黨執政」之下，黨務與政務不加區分，則政府事權和政黨事務分際不明，以至極易產生「國庫通黨庫」，另外「黨政不分」，就會視「以黨代政」為常態，其結果不僅僅是以國養黨，而且「執政黨」也迅速官僚化、衙門化；政府的官僚也「政黨化」，而不知行政中立的意義。

「長期執政」從定義理解，一般而言，一個政黨連續執政20年，同時掌握一國的中央與地方的行政權力，就是長期執政，「長期執政」常有利於國家長遠的戰略發展，也有利政策的延續推動，如此國家的現代化工程才能形成有意義的積累。但是其弊端更是顯而易見：

第一、執政退化，長期執政的政黨出現執政能力的退化，其來源可能是內部的也可能是外部的，內因多半源自本身的僵化導致退化，外因則源自新情況、新問題的快速變化。任何一種制度其本質都是在回答一個時代地一個主要問題，而無法回答所有時代的所有問題，於是「與時俱進」是任何一個團體，得以存活和發展的理由，關鍵在於如何得以正確的與時俱進；至於因應外在的變局，就其本質而言，還是自身內在的調整得宜，才能從容應對。

第二、權力腐化：這是長期執政討論最多的話題，包括黨的腐化和黨幹部的腐化，前者表現為意識型態腐化、權力腐化，後者表現出來操守腐化。意識型態腐化即黨的信仰陷入教條主義式的崇拜，這樣「信仰」就成為獲取個人利益的工具；權力腐化是指黨進入建設時期對權力的行使表現官僚化、自大化的傾向，於是原本傾聽人民，為人民服務而取得政權的政黨，就變成獨斷專行，役使人民的壓迫者。至於操守腐化，最明顯地表現在黨的幹部身上，官員循私，貪汙受賄，作風靡爛等等。相較而言，黨員、幹部的腐化容易被覺察，黨的僵化則在一黨長期執政黨的情況下，往往因為沒有對手，而不易覺察。

第三、信心脆化：是指黨的信心問題，脆化的信心常常呈現出脆弱的強化狀態，長期執政的政黨在執政信心方面，可能同時出現高度自信和極度不自信，一方面是長期執政的成績，很容易使執政黨十分滿足於自己的發展成就，而產生高度自信心態；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面對長期執政的沉痾痼疾，積重難返的弊端，又會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無力感，從而形成對自身的無信心和不信任。甚至是一種自卑感，這就是黨的信心的脆化。

三、從嚴治黨、從嚴管黨

面對上述的難題，習近平在2012年接任總書記未久，就在一次講話中強調「新形勢下，我們黨的自身建設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之後，習從意識型態、大力反腐、組織再造、強化監督、信心重塑等方面，將中共打造成帶領中國邁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治理型的政黨。

從意識型態來看，中共「十九大」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明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從大力反腐來看，按《中國紀檢監察報》公告，自十八大以來至今（2019）年5月為止，大陸有31個省市，五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已有多達135萬多名黨政軍各級官員因貪腐落馬。其中廳級官員1,225名，處級官員8,684名，基層官員更達134.3萬人，當中有64萬人是農村黨幹部。足證其力道之強，危機感之深。

從組織再造來看，主要在十九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開始按「黨政分工」的原則進行「黨、政」兩大系統改革，在中共中央成立10個委員會、小組統籌大政方針。國務院正部級機構減少八個，副部級機構減少七個，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設置組成部門26個。負責執行，機構改革總原則是「重構黨和國務院系統關係，重構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

從強化監督來看，新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中紀委書記是黨中央常委，國家監察委員會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接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監督。大大提高了「國監會」的威信，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

從信心重塑來看，以新近的中美貿易戰為例，我們還是看到中共領導階層對中國能力、耐力和定力的信心，但是由於在近現代歷史中，中國很長時間都是弱者、貧者，這給中國人留下了深深的傷痕和複雜的歷史記憶。以致不少中國人一直是仰視西方，特別是知識界，由於全都是現代知識結構、知識體系都是西方的，相當一部分知識被殖民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反映在心態上，甚至是人格上被殖民、被奴化，潛在的自卑心態使得這些中國知識分子，不是真正的不如西方知識分子，而是不如他們心中的西方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影響下，一般的中國人更是如此。所以「如何超越仰視和俯視心態，轉而以平視的角度觀察自身和世界，這是我們當下應努力去探索的。」所幸如今的中國已經有了支撐自信的物質基礎，又有了由上而下的號召和倡議，我們相信隨著中國模式的完善和普及，中國的自信是完全可顯現的。

四、結 論

中共未來努力的目標、方向都十分明確，不過習近平提醒道：「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面臨的重大鬥爭不會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都有，而且越來越複雜。」習在這篇講話中，要求黨的領導幹部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把鬥爭視為「一門藝術」，看起來中共真的有意打破西方政治學對「一黨長期執政」的魔咒。（2019-9-15，文長，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