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大國政治的悲劇

社會科學與政策的概念無不來自歷史上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構造。這些概念成立後，又反過來制約創造它們的主人和環境；「兩岸關係」這個名詞亦不例外。因此，「兩岸關係」概念不是「自然存在」，而是「社會存在」與「歷史存在」。

台海「兩岸關係」這一概念在二戰結束之際還不存在，《馬關條約》前後更是聞所未聞。甚至漫長的冷戰，北京與台北一開始是勢不兩立，也很少使用暗示「共存感」的「兩岸關係」。比如在中共十一大報告，用的概念還是「台灣省」與「蔣幫」；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稱「台灣當局」、「大陸和台灣同胞」；80年代十二大、十三大報告用的概念是「台灣同胞」或「台灣問題」。蔣經國1984年就職演說仍稱「解救大陸同胞」，到1990年李登輝就職文告才出現兩次「兩岸」中國人、兩次「所有中國人」；中共十四大報告也才出現並連續六次使用「兩岸」。可見直到1980年代末之後，用「兩岸」陳述大陸與台灣關係，才逐漸普及。

時至今日，「兩岸關係」已經成為研究東亞與美、中關係、國際政治的中英文文獻通用詞彙，以致人們產生錯覺，認為「兩岸關係」自古如此。而冷戰結束後大國政治的發展，更使「兩岸關係」固化、異化成為虛假的「自然存在」。依據這種誤解制定的政策，更受大國政治的結構性制約，似乎很難逃出其悲劇劇本。值此「兩岸」分治、中共在大陸建政70週年、國際秩序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刻，扼要精簡地回顧和檢討「兩岸」的本質與來龍去脈，將有助於兩岸的和平發展、惕勵未來。

元代曾在澎湖設巡檢，至明末荷蘭佔據澎湖為止。西、荷據台，所意非圖爭中土，加之大陸移民尚不多，西荷與大明王朝並無「兩岸」可言。地理上首次出現台海「兩岸」分治競爭的是明鄭抗清，但僅歷23年。如自鄭經自稱「別立乾坤」計，則為15年。鄭成功復明不遂，鄭經轉求偏安，但仍稱「世子」，奉永曆年號，行招討大將軍印信，加入三藩對抗清朝。

第二次台海分治則非兩岸競爭，而是清敗於日本，歷50年。第三次兩岸分治則源自二戰結束後爆發的國共內戰，從中共建政、國府遷台迄今歷70年。若從共軍克海南、定新疆，地理上「兩岸」分治還不足70年。

自鄭氏復台至今358年間，屬於「兩岸」者不及十之四，餘者十有六強。所以如此，非「天然」或「自然存在」，而顯然是西力東漸以來，中國社會經濟和國際政治構造的產物。

進而論之，三次「兩岸」有兩次源自中國內戰，即明清鼎革與國共之爭。三次「兩岸」也有兩次源自「大國政治」，即中日甲午之戰與美蘇冷戰。但凡有大國政治因素，「兩岸」歷時久。故而「兩岸」久暫與內戰與否關係小，大國政治影響關係大，其理甚明。但凡大國政治因素作用，借用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鑄造之國際政治學概念，即造成「大國政治的悲劇」。

甲午之戰的悲劇，創痛遺緒至今；國共之爭，雖戰火未波及台灣，但蘇聯瓦解，大陸崛起，美國朝野憂慮權力移轉，霸權旁落，恐將拋棄接觸而謀改行對華「斷鏈」戰略，第三次之「兩岸」是否將再度隨大國政治一同陷入兵凶戰危，概率大增，足為兩岸識者憂心。

當今大陸綜合國力堪稱盛清之後再次鼎盛，但天下再度陷入大爭之世，列強合縱連橫、脫歐退群、軍備競賽皆有之，並不足奇。同時諸如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等非國家行為者群起，各國民粹、封閉、反全球化之對抗心態蔓延，加上氣候、疫病、網路安全等仰賴全球治理之新興危機日益危重，此等挑戰前無古人，可稱「新時代」遇上「大變局」，兩者自成辯證關係。

此時「兩岸」如能共體時艱、相互惕勵，不僅有望同舟共濟，且能開萬世太平；如尚能盱衡時勢，興利除弊，仍可造福民眾，以待來者。又如未見及此，而有借勢大國政治之僥倖，使歷史上第三次「兩岸」的尾聲又湮沒於砲火之中，則其代價更是天下不可承擔。萬世功罪，關鍵時刻正決於未來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