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共諜」逃出台灣的驚險經歷

編案：徐博東教授是大陸研究台灣問題的著名學者，徐父徐森源出生廣東蕉嶺，年輕時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台灣做過中國國民黨台中縣黨部主委，後因基隆中學案，其中共黨員身分有暴露危險，1949年與丘念台女婿王致遠同機離台。徐母潘佩卿留在台灣，獨自撫養三個幼子。潘佩卿留有未刊稿《卿夢思源－－一個「共諜」太太在台灣的日記》，2006年過世後歸葬故鄉，與1949年生離後的夫君合葬蕉嶺。本文摘自徐博東著《台海情緣》（未刊稿）。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大陸人民歡天喜地，熱烈慶祝新中國的誕生。然而在台灣，以當年8月發生的「基隆中學案」為肇端，白色恐怖蔓延全台，中共地下黨正遭受國民黨當局嚴酷的清剿和迫害，損失慘重。

其時，作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先父徐森源，正在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主委）任上。形勢日趨嚴峻，曾任基隆中學訓導主任的父親有暴露身分的危險。10月中旬，黨組織再三權衡，決定讓我父親撤離台灣，並通知他到台北去找王致遠，和王致遠一起撤離。

10月13日，父親向秘書交代好工作。次日一大早，只簡單收拾了幾件日常換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裝進一個小皮箱，身著平日出門常穿的西裝，先是吻別了兩個孩子，再和阿媽深情擁抱，隨後登上北行的火車，離開台中去台北。行前的頭天晚上，父親騙我媽說：「阿媽託人捎話來，說她病重，要我趕緊回去相見，我必須回蕉嶺老家一趟，很快就會回來！」

到達台北後，已有相當隱蔽戰線工作經驗的父親，並沒有徑直去找王致遠，而首先到省黨部拜訪徐□□。

徐□□，廣東蕉嶺縣城西人，於公，徐□□時任國民黨省黨部組訓處長，是父親的頂頭上司；於私，是我父親的同鄉同宗。父親要回蕉嶺家鄉，於公於私向徐□□告假辭行，名正言順，合乎常理。其實，父親自從接任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後，就已經開始有意識地下功夫和徐□□「拉關係」了。每次到台北，父親必定帶著禮物到他府上登門拜訪，喝茶聊天拉家常，打麻將，有時就在徐□□家中留宿，跟他全家混得很熟。

父親與徐□□的這層特殊關係，關鍵時刻真的就派上了用場。得知我父親要回蕉嶺老家探望母病，徐□□不但立即准假，難得的是還送上若干「銀兩」，並滿口答應我父親：「在台北等候航班期間，住在我家裡不成問題！」就這樣，父親就在他頂頭上司徐□□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覺地潛伏了下來。

父親表面平靜，實則心急火燎，在台北安頓下來後，當晚便到王致遠家造訪，商量出逃的具體細節。

王致遠（1918-2005），廣東潮州人，中共地下黨員，時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丘念台秘書（同時也是丘的女婿）。「基隆中學案」發生後，也逐步牽涉到王致遠。跟他單線聯繫的中共台灣省工委負責人張志忠指示他設法儘快撤離台灣。

王致遠考慮再三，首先去基隆找他負責聯繫的地下黨員，問他能否通過海路航運逃出去？這位黨員為難地說，港口特務很多，監視極嚴，很難混得過去。海路既然走不通，那就只能坐飛機了。於是，王致遠又去找當時在「美援」機構「農村復興委員會」任職的地下黨員張□□想辦法，他的交際很廣，朋友很多。張□□說：「他有個朋友在國民黨空軍中任職，據說，經常有走私者和貪污舞弊被查獲的人要逃離台灣，來找他們幫忙，用重金賄賂，買通機師，若機師答應了，就把他駕駛飛機的時間告知，要走的人依期到嘉義機場，機師就把一套機場人員的服裝讓他穿上，冒充為機場地勤人員，隨機到廣州。如果是走私者，他會由廣州去香港辦貨，再跟著原機飛回台灣」。

王致遠覺得這個辦法太好了！神不知鬼不覺，既可靠又安全，因為誰都知道，就連國民黨特務也不能進駐空軍機場。於是王致遠就託張□□儘快去找熟悉的空軍機師洽談，並囑咐他花費儘可能減省。過沒幾天，張□□回話說，和機師已經談妥，而且這個機師還很夠朋友，說：「既然是要好的窮朋友，當予幫助，給一張到廣州機票的代價就行了。」

逃生之路有了著落，王致遠十分高興。過了兩天，張志忠又來了，王致遠就把乘空軍飛機離台的方案向他報告，張志忠聽了也覺得這個辦法很好，並叫他讓我父親也用同樣的辦法一起走。

得到組織的批准後，王致遠趕緊去找張□□，要他通知機師：可以立即走；同時又通知我父親，隨時作好出發的準備。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還是遲了一步！10月中上旬，人民解放軍已經逼近廣州，形勢急轉直下，嘉義機場的飛機已經停飛廣州，走不了啦，這可怎麼辦？王致遠只好另想它法，幾個人湊在一起冥思苦想，苦無良策。這個時候，張□□的弟弟張□□（中航公司的高級職員，地下黨員）獻策說：「可以改搭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去香港，因為飛機票不貼照片，可找兩個可靠的朋友出面填表，申請乘機到香港（包括填表交三張照片和繳驗證件等）。乘機時，我們幾個人扮作送客的親友，等他倆經過查驗身分證、檢查過磅行李之後，登飛機之前，再悄悄地把機票遞給你們，你們即可憑票進入停機坪登上飛機」。大家聽了，覺得此策雖有一定風險，但在沒有別的更好更穩妥辦法的情況之下，也只能冒這個險了。於是，當下就照計行事，決定由張□□負責去「同情小組」（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找兩個可靠的同情者，出面去購買中航公司的機票。

王致遠回到家裡，隨即通知14日已經到達台北、住在徐□□家裡的我父親做好準備，然後又告訴夫人丘應棠說：「有家人從高雄來台北，告知我母親病危，要我立即回家，我必須立即回去，因值星期六下午，立即要跟他從高雄乘船返汕頭，來不及請准假再走，你代我補辦請假手續。」臨行前，王致遠和我父親騙自己夫人說的話，都差不多。交代完後，隨即王致遠先到張□□家中暫住。

10月17日（星期一）上午，天色陰沈沈的，天空不見一絲陽光。王致遠、我父親徐森源、張□□兄弟倆兒和兩個代購機票的「同情者」，一行共六人，由張□□親自駕駛一輛「農復會」的美國中型吉普車，直奔松山機場而來。可是沒料想這天飛香港的是一架小飛機，乘客寥寥可數，候機室裡冷冷清清，沒有多少人來。等了好一會，還不見通知飛機起飛的時間。走進去查詢，主管的人說，因為乘客中有一位台灣大學的學生還在審查。他們聽了這消息覺得今天情形不妙，候機室人太少，不好混，現在還在審查名單，恐引發什麼問題。於是緊急商量了一下，決定改時間再走，就去辦理退票，改乘19日的航班。因為19日的航班是「空中霸王號」，大飛機，可坐比較多的人，情況會比較理想。

又捱過了難熬的兩天兩夜，10月19日早上，父親一行六人再次驅車來到松山機場。19日那天情況大不相同，早上由香港開來了兩架大飛機。一架是中航公司的「空中霸王號」，一架是央航公司的「空中行宮號」，每機可坐乘客48人，兩架飛機共有乘客96人，來台的、往返的合計達192人，加上接旅客和送旅客的親友，整個候機室約有兩、三百人，很是熱鬧擁擠。他們按原定計劃行事：兩個「同情者」經過驗身分證和檢查過磅行李後，即將飛機票遞給王致遠和我父親。

這一天，父親和王致遠都身著西裝，帶一隻皮箱和手提旅行袋一個，皮箱過磅後已經交給了機場人員，旅行袋則自己隨身帶著，不用檢查。他倆憑機票進入停機坪，憑查票處交給的登機銅牌順利登機。王致遠後來回憶說：「捱過了這一短暫卻又漫長無比的瞬間，飛機終於發動起飛了。到這時，一根緊張得快要斷了的心弦才真正鬆弛下來。『再見吧，台灣！』我俯視著飛機下面的海岸線和海洋，在內心暗暗說了一聲，和徐森源會心地相視一笑」。

「空中霸王號」一陣轟鳴，直穿雲霄，徑直向台灣海峽的南端飛去，漸漸消失在蔚藍的天際。父親和王致遠就這樣憑藉著他們和地下黨戰友們的集體智慧與膽略，虎口脫險，順利地撤離了台灣，回到香港。然而，讓他們感到無比痛心的是：有多少好同志、好戰友，已經血灑刑場，倒在敵人的屠刀之下；又有多少好同志、好戰友，已身陷囹圄，生不如死，慘遭摧殘迫害；還有多少好同志、好戰友，此時正在四處躲藏，過著野人般的悲慘生活！而千千萬萬個骨肉同胞，包括自己和妻兒老小，都將分隔兩岸，不知何時才能得以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