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高雄，習醫香港，懸壺上海

我的父親張榮玉1915年4月生於台灣高雄，祖上是跟隨鄭成功從福建移居到寶島南部的，據父親說張家在高雄也算是官宦世家，家院前後都豎有旗杆。到曾祖父這一代已家境衰落，我的祖父張錫奎成年後就挑起家庭的重擔，做了經營貿易的商人，家境也隨之好轉。甲午戰爭之後，台灣被腐朽的清政府割讓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因而父親一出生就命運坎坷。當時的台灣殖民地色彩十分濃重，殖民教育使孩子們開始與華夏文化脫節，有段時期甚至於每個家庭的長子要被強迫入日本籍。祖父不甘讓作為家庭長子的父親淪入這樣的境地，在我父親13歲時一面向統治者謊稱長子重病身亡，一面藉外貿貨運船出海之際將父親偷送到香港。在香港，父親在一所著名的英屬中學度過了他的中學生涯，在「文革」前我曾看到過家中像冊裡父親在香港讀中學的照片，他穿著短裝的校服提著書包，青春而英俊。在香港的那些日子，在台港兩地奔波經商的祖父看著長子一天天長大，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將父親送到上海，投奔已學成歸國並在上海行醫的二叔公。我的二叔公張錫祺早年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生去日本留學，學成後先在高雄行醫，後到上海創建了光華眼科醫院並在東南醫學院任教，是著名的眼科醫學博士。光華眼科醫院是東南醫學院的眼醫學基地，醫學院的學生在那裡進行眼科教學和實習。父親到上海時19歲，二叔公親自教學，悉心輔導，虛心好學的父親成為了眼科醫生，他的醫術日漸精湛，著名的左翼劇作家田漢先生（也是父親醫治過的病人和朋友）為此親筆書詩贈送：「撥開雲霧見光明，此道爭推張氏精，安得黃金買靈藥，遍從黑暗救蒼生。」

光華眼科醫院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在廈門有一家，是堂叔公張錫鈞辦的，戰爭爆發後醫院關閉，張錫鈞也來到上海。他是熱衷抗戰的人士，早期在台灣就參加了抗日的活動，在張錫鈞叔公的引導下，從小就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父親也參與了抗日的活動，開始了他的充滿驚險的地下情報交通員的工作。當時他負責送遞侵華日軍的情報，每份情報都複抄一份後分兩處送交：一份投送到開往香港的外國郵輪寄給在香港的台灣革命黨主席謝南光；一份送交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裡與張錫鈞單線聯繫的吳成方。在這十分危險的路程中，父親送出了無數的重要情報，死神的影子不時出現，但胸懷正義感的父親從沒畏懼過、退縮過。為此，他不僅付出了青春的熱忱，而且在後來的歲月中也還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郭沫若先生對父親的這段經歷賦詩：「雷達轟炸遙，睡起意謙衝，庭草搖風綠，墀蘭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國運昇恆際，清明在此躬。」他親筆書寫的條幅是父親畢生所愛，無論多次搬家，那書法條幅總是高掛在家中客廳最醒目的牆上。

父親在抗戰時期有很多充滿神奇色彩的經歷。光華眼科醫院的醫生中不乏有進步人士和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日本憲兵和特務有所察覺，開始注意醫院進出的人。一次一個外地人模樣的男人來到醫院掛號窗口（其實是從抗日根據地來的中共聯絡員）找任掛號員的地下黨員黃英接頭，突然幾個特務進來檢查，掛號員立刻直衝門診室：「小張醫生幫幫忙！」因為光華眼科醫院是張姓人家所掛牌的醫院，為了分清張錫棋、張錫鈞、張榮玉三位張醫生的稱呼，論資排輩將父親稱作「小張醫生」。父親聞聲後心領神會，馬上出來和幾個特務敷衍周旋，掩護那個聯絡員從醫院後門離開。當時光華眼科醫院是中共地下交通站聯絡點，接待過陸定一、潘漢年、黃良翌、許滌新等很多著名共產黨人，長期為黨傳遞信息。父親有時也跟隨張錫祺叔公夫婦接待許多所謂病人。李克農曾經兩次作為「病人」住進光華，安全地避開了白色恐怖。作家白薇、楊騷和教授李達（中共一大代表）等也都在光華住過。有些在抗日根據地受傷的幹部來醫院醫治，都讓父親給他們治療，還安置在父親房間裡同住。1945年初夏，張錫祺叔公和共產黨人吳成方、向楓、黃英等突然被日本特務逮捕，父親和張錫鈞叔公一起四處奔走，多方設法營救，還托過錦江飯店老闆董竹君女士幫忙，父親和張錫鈞叔公到錦江飯店和日本憲兵隊長會面，在前往飯店的路上，叔姪倆做好了被憲兵扣押的思想準備，後經董竹君女士的巧妙周旋和博濟醫院院長林有泉的鼎力幫助，在多方努力下，張錫祺叔公和同時被捕的共產黨人都被搭救出來（此事在董竹君的自傳《我的一個世紀》中有專門的章節記載）。之後，父親和錦江飯店老闆董竹君女士和林有泉醫生成了好朋友，他對董竹君的女中豪傑性格很是尊敬和欣賞，在晚年觀看根據董自傳改編的電視劇時還對我說了對董女士的極高評價。

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祖父的生意受到衝擊，在澳門不遠的海島附近被那裡的海盜扣留，海盜派人到上海找到父親告之祖父病重，要父親到澳門探病。孝順的父親心急如焚，立即設法乘飛機至香港再趕赴澳門。到達澳門後，由海盜接到島上，父親見到了病重的祖父，並用帶去的藥給祖父治病。在炎熱的海島上，那些海盜也染上了當地的流行病，父親也給他們打針治療。畢竟當地的醫療條件差，祖父最後還是病故了。海盜們感激父親為他們治病，讓父親將祖父的遺體送到澳門，祖父就葬在澳門。聽父親說，一是當時自己已無法回到高雄了，二是祖父也不願魂歸日本人統治的故鄉。

父親1944年和我母親結婚成家，經張錫棋叔公的幫助，在虹口的天撞路掛牌開了光華眼科醫院的第三分診所。他工作認真，醫術精湛，有很好的口碑。在長期的行醫中結交了很多各行各業的朋友。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兵敗潰逃，母親的一位經商的長輩要轉向去香港開廠，他勸說父親和他一起去，被父親一口回絕了，父親相信新中國成立後祖國會強盛起來。上海解放後，父親關閉了診所，任外貿局職工醫院（後改為長寧區中心醫院）的眼科主治醫生，用他的醫術為人民服務，很快就得到病人和同仁們的信任和好評。張錫棋叔公在解放後將光華眼科醫院交給了國家，並到安徽醫學院任院長；林有泉醫生因在抗戰時期營救共產黨員而遭到國民黨的迫害，在解放後也跟隨叔公到安徽合肥的省立醫院任院長。

1955年，因「潘漢年案」受到牽連和迫害，先是張錫鈞叔公被逮捕，後是父親也受到了審查，他們在抗戰時期冒著生命危險進行抗日情報工作的經歷成了「反革命」的罪行。張錫鈞叔公被判無期徒刑解送青海（後又改20年徒刑），父親因工作出色而留院繼續當眼科的主治醫生，但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單純的父親認為只要當好眼科醫生，治病救人，這些都算不了什麼，一切都會過去的。事實上也彷彿如此，他高明的醫術仍然贏得極高的聲譽，但政治上的不同待遇並沒有解決。

1966年，「文革」的浪潮向父親湧來，人說五十知天命，但那時剛過五十不久的父親卻不知命運會將他推向怎樣的彼岸。開始是批鬥、抄家，父親珍愛的貝多芬全套交響樂唱片被紅衛兵用榔頭敲得粉碎，文物被抄走。父親白天在門診部為病人治病，晚上在醫院的大禮堂陪鬥，回到家裡已是筋疲力盡，全家人總是在驚恐中等待他歸來。這樣的日子竟然延續了整整10年。1967年的冬天，父親被勒令離開他鍾愛並盡職的醫生崗位，到急診室當值班工人。這對他的打擊是致命的，他一生的志願和理想就是當一名優秀的眼科醫生，把光明帶給每一位患者，被剝奪為人治病的權力使父親在一夜之間變得蒼老，原來還烏黑的頭髮中現出斑斑白髮。有一次我路過當時在愚園路的長寧區中心醫院，看到父親正推著滿滿一車醫療垃圾從急診室出來，自尊心很強的他發現我後立刻低下頭轉向而去，我的眼淚即刻奪眶而出。

「文革」末期的1975年底，張錫鈞叔公釋放後從青海回到上海，我代表父親去看望他老人家，其實我是第一次看到頗具傳奇色彩的錫鈞叔公。回家後對父親說，青海高原的風吹得叔公的臉像電影中的農奴一樣，父親聽了不禁老淚縱橫。「文革」結束後，「十年浩劫」中的冤假錯案得到糾正和平反，但父親的「歷史問題」是肅反時定的，不屬「文革」的糾錯範圍，父親仍然不能恢復他的醫生職位，繼續在急診室勞動。釋放歸來的錫鈞叔公為父親的遭遇四處叫屈，直至鄧小平同志出來主持中央工作，為潘漢年等那些曾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恢復名譽，父親的問題重見天日。收到公安局的糾錯通知書時全家人百感交集，尤其是我的父親，他看看自己的雙手說，我還能為病人的眼睛動手術嗎？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春天，我到地處遵義路的長寧區中心醫院的門診大樓二樓的眼科門診室，穿著潔白大褂的父親正在檢查一個男孩的眼睛，潔白的帽子蓋住了他的華發，我覺得父親彷彿依然年輕……。

（節自「上海臺灣同胞聯誼會編」《滬上臺灣人I》，原題《庭草搖風綠　靖明躬國坤》。小標為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