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節今安在？

近日細讀王曉波先生的兩篇文章，皆與弘揚台灣史和批判台獨史有關。一篇是《偏見不能代替歷史─評〈台灣─苦悶的歷史〉及〈被出賣的台灣〉》，刊於1980年《中華雜誌》8月號。另一是《豈緣漢節始沾衣─〈陳虛谷選集〉讀後感》，刊於1985年9月26-27日的《自立晚報》。兩文皆收入先生的《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6年）

第一篇文章，先生批判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1964）以及美帝特務葛超智（George H.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1965）。王、葛兩書皆作於台灣納入冷戰體系之初，是台獨的聖經型論著。

王育德是留學日本的皇民化台灣人，在日本搞台獨運動，此書鼓吹「台灣人不屬於中國人說」，誣明鄭、清朝、民國皆是「中國人迫害台灣人的外來政權」。台獨史教育的基本意識型態，即王育德由衷媚日仇中而虛擬之「台灣民族觀」。

葛超智著作是一種文宣，鼓吹「日本沒有將台灣歸還中國說」、「台灣地位未定論」以及「台灣託管論」，或由美國協助台灣獨立，當年杜魯門政權有意執行。台獨史教育，基本上亦以其「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託管台灣論」以及「台灣獨立建國論」為其靈魂。

1988年初，李登輝開始掌權，直至2000年5月卸任。他逐漸顯露「皇民化台獨」的面目，暴露決心推動台獨教育的野心，在啟動台獨教育前，已先於1994年與日本右翼激進者司馬遼太郎交談，提出「日本現代化台灣論」，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台灣；1995年又利用簽訂《馬關條約》一百年，提出「乙未割台肯定論」。李登輝又指示杜正勝依其「同心圓史觀」規畫國中生的「認識台灣」教育，1997年正式實施。此即台獨教育的濫觴，從此，「台灣民族」以及「台灣國國民」破土而出。再經陳水扁的台獨高中教育，到蔡英文政權的《108課綱》，就是在「十二年國教體系」中打造「台灣民族」，建構「台灣國國民」意識型態，把台灣人教育成「不是中國人」。

台獨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和「台灣地位未定而需託管論」在20世紀60年代形成，王曉波先生早已警覺而有上述著作創警世。同一時期，台獨勢力全面壯大。這要「歸功」最大皇民化台灣人李登輝，他從教育下手，為蔡英文培養「天然獨」。

近日審視南一書局發行的高中台灣史教科書，其中顯示的台獨史觀，大端有如下數項：

挑撥省籍仇恨的「內部矛盾」，擴大成為所謂「中國人與台灣人之間的鬥爭」之「敵我矛盾」；誣衊中國史學是「帝王將相史」而不在乎人民百姓；誇張明鄭和清朝迫害、摧殘台灣土著；對乙未抗日的先烈及人民的犧牲以及日寇在台灣的大屠殺，隻字不提；雖有敘述文化抗日，但卻把日帝對先賢的脅迫壓制，多次阻擾和平抗日活動的進行，同時對將抗日志士投入監牢、刑求之惡行輕描淡寫，或根本不提，視日本殖民者是理性溫和的治理者；對於戰後的台灣政治，主張肯定「台灣地位未定論」；將「二二八事變」予以擴大、誇張、扭曲，描寫成「中國人外來政權屠殺台灣人」的大仇恨；對於「白色恐怖」，卻變造為當局對台獨者的迫害，完全不提嚮往祖國的紅色台灣人才是「白色恐怖」中被屠殺、壓迫的主體；對於戰後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則彰顯「黨外運動」、「美麗島事件」、「野百合學運」以及其他為民進黨和台獨肯定的或帶動的社運、政治活動，對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以及工運、民運，對主張兩岸統一的團體及其運動，根本不寫。

王曉波先生在紀念台灣文協先賢陳虛谷時，特別以任公1911年來訪林獻堂先生時一時感懷而創作的詩句：「樽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為題來表彰日據時代堅貞抗日的陳老先生詩集中充滿的「春秋大義、民族志節」。

曉波先生在文章中說道：「今天的台灣知識分子在《陳虛谷選集》出版之際，再讀斯文，又有幾人能不汗顏？」

曉波先生的文章結語這樣說：「研究歷史不是玩骨董，文天祥說：『典型在宿昔』，只有確立歷史的是非，才能確立現實政治的是非，才能為民族的存亡絕續，找出一條發展的道路。

「當年梁任公詩云：『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但是，當年的漢節今何在？難道這是無關興亡事嗎？這是我讀《陳虛谷選集》最大的感慨。」

史家的史筆須有大是大非，史家的史心須有「漢節」；史家之人格風骨，就是大漢中華的「春秋大節」。王曉波先生暨台灣抗日先賢們，均是敢於殺頭的大君子。在先生的亮節以及先賢的德操光照之下，當代台獨機會主義的史學者已完全腐敗，顛倒是非黑白，助紂為虐，成了政權塑造「天然獨」的幫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