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一證二公報」

★指「台灣關係法」、 「六項保證」、 「上海公報」、 「建交公報」。少了「八一七公報」。

尼克森在1972年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正式結束長達22年的相互為敵狀態，也引導了1979年的中美建交，開始長達39年的第一波有和諧也有爭議的時期。開始是交往，接著是競爭，最終就是爭議。無論雙方有多少互責、相罵的時段，均一直維持文明的態度。在這段時期，美國曾嘗試將中國變成一個如同西方的國家。如知名中國研究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所著《內部力量與中美國關係》（“Domestic Forces and Sino-U.S. Relations”, 刊在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Ezra Vogel,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P. 256）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在10年內就會成為一個基督國家」。

李的如是之說當然已成泡影，然而卻也有相當數目的中國專家對中國有著不友善的看法，如知名亞洲專家孟捷慕（James Menn）在2000年6月5日出版的《美國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P. 270）發表的文章《我們的中國幻覺》，旨在喚起美國民眾警覺北京的飛快進步，已經超過他們想像，不可溺於如意想像，應面對中共已然興起之事實，拋棄幻覺。下面介紹的第三篇文章說得更白，一語道破中美未來或有兵戎相見之可能。

戈爾茨坦（Joseph Leonard Goldstein）2000年出版《21世紀的遏阻與安全》（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Stanford Press, P. 238），直指中國現代化之目的就在運用傳統武器「對美作有限度之防禦」。戈爾茨坦早在2000年即作如是觀，可見美國是不樂見中國有太多令人不安的進步。從這些出版品可以看出，中美在1979年建交後極力交往，結果卻發展到20年後中國的快速發展，由此也可看出美國一直有一個想念，即扶植中國為另一個西方國家，當此想法幻滅，則定必遏止阻擋。

1999年又一本對華不懷好意的刊物出版，即耶魯教授布拉肯（Paul Bracken）的《東方之火：亞洲軍力與第二個核時代》（Fire in the East : Asian Military Power and the Second Nuclear Age, Harper Colins，P. 36）。作者認為「解放軍是武裝巨龍」。可見早在2000年前已有不少美國學者驚覺中國的飛躍式上升是不利美國的。

早在1994年尼克森就看到這一景象，他曾作驚人之語：「我們製造了科學怪人」。蓬佩奧在尼克森圖書館講演時引用了尼克森這句話（事實上，他與布拉肯都引用錯了，因為Frankenstein〔弗蘭肯斯坦〕不是這具科學怪人的名字，而是作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在1818年小說中製造科學怪人的科學家Victor Frankenstein博士的名字。多年後，人們就以為這是怪人的名字，怪人是沒有名字的。）

當愈來愈多人有此感覺時，就形成了一片「中國威脅論」，最初之時，美國的亞洲觀察家看出中國在走一條自己的路，一時間亂了方寸。於是各家學說趁勢而出，各抒己見，有的對中美關係「過分樂觀」。有的則對中美關係表示「對立對抗」。這就是1979-2019年中美關係的寫照。時至今日，川普全力推翻尼克森時代建立之中美關係框架，以類冷戰的對敵方式作為中美關係之基礎。

此一對敵狀況的由來或曰中國上升之必然，或曰川普一手造成。就美國而言，歷史上還未見到任何總統上任四年間就完全否定過往之重大內政及外交政策。然而這種改變也可說是必然的，因為中國上升不是任何一國能夠遏制的，誠如李光耀在2011年8月份在《富比世》的大作《太平洋的挑戰：中國的崛起》所言：中國「……不可避免地會與強權平起平坐」。

當時也有更多美國人認為中國上升是不利美國的，觀察家維吉爾（David Vejil）在2017年9月14的《號角》（The Trumpet）上這樣寫著：「中國對美國製造很大的威脅」。這是一份基督教會發行之刊物，立場非常清楚，即中國上升是個「令人煩惱」的問題。這類想法已深入民間，這就是為何今日美國反中人數高達70%。情況有如又回到韓戰時期。

「遏制」中國的言論始自1990年左右。1991年，國際觀察家蓋爾布（Leslie Gelb）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與中分手》就是一篇反中意圖鮮明的例子。著名專欄作家卡坦納（Charls Kauthanner）的《為何必須遏制中國》出現在《時代》週刊1995年7月31日出刊號上。這篇文章引起很廣泛討論，適時地將此難解問題搬上檯面。一時間，美國坊間就對是否應下狠手遏制中國上升展開熱烈討論。

國際間也在炒作這一新聞，英國《泰晤士報》2017年登了一個令人好奇的新聞，即日本商人在《星期泰晤士報》登了些有關發佈「中國威脅論」之消息。由此可見日本商人出錢作此反華宣傳，已是國際行動的一環，真相如何令人費解。

在如此近乎一面倒的宣揚威脅說外，也有少數知名人士作了些疏導的說法，如曾任國務卿、財長的貝克（James Baker）在2015年3月30日的《時代》上籲請中美雙方合作解決爭端，季辛吉也說了話，他在2018年11月11日明示他「相信美中都有意避戰」。這些和衷共濟的話，終不敵來勢兇兇的鷹派，中美走到今天這般地步，是時，是命也。

「台灣關係法」草就不易，卡特政府在1979年1月26日將樣本送交參、眾兩院，經過兩個月之激烈辯論，國會終於在3月30日將修訂本送抵白宮，卡特4月10日簽字。此法對台灣安全具有時代性意義。由於卡特在立案起草此法時，私心太重，一心只想儘速完成法定程序，故而引起院會激烈討論，若干平日對台並無好話之議員們如甘迺迪等均在目睹卡特未曾公平對待中華民國，而大力提出若干修正案。

其中以第二條第五款最為重要，因為這上面清楚寫著「以防禦性武器提供台灣」。事實是這一條款當前如同虛設，因為美方已大量將攻擊性武器賣與台灣了。這就是一項不符該法之明文犯規。然而在事發之後，北京之抗議未引起任何反應。自此攻擊性武器遂在實際上進入台灣。這是本法變化中最明顯的一項。

除此一項明顯與「台灣關係法」不同解說的修訂外，川普還在最後兩年任期中陸續簽署好幾項利台法案，原則上均與三公報相違。這些法案均先由國會通過，再由總統簽署，如「台灣旅行法」、「台灣被侵略法」、「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強化議案」、「台灣保證法」等。

這類法案以保台為名，實則在測試北京的紅線。同時也在網羅蔡政府為棋子。此外，2020年7月20日，美商務部以北京侵犯新疆人權為由，經濟制裁11家大陸公司。美對台關係令北京憤怒的是對台軍售，過去10年，軍售已達250億美元，而台灣一年的國防預算也不過百億美元。據統計，2020年中共軍備預算為2,400億美元，遠高過台灣之120億。

「八一七公報」公佈後，中美關係得以暫時穩定，公報中共有九個主要部分，堪稱美國與台海兩岸的三邊關係之關鍵文件。然而其中第六條卻盡皆語焉不清文字，日後雙方為此爭辯不休，就是這條文之用詞出了問題，任何一位有素養的外交人員，均知此公報已然種下未來翻盤之源頭。

事實上，「台灣關係法」中也儘多此類語焉不清文詞，「八一七公報」亦復如是。只是問題更大，更嚴重耳。公報第六條白紙黑字清楚交代「美國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尋求最後的解決」。然而這個句子含有好幾處的地雷，其一就是「逐步」，這是什麼意思。另外一個是「減少」，多少是「減少」。另外一個大哉問是「一段時間」，是「十年」還是「半年」，模稜兩可，不知所云，這就是今天此公報「失蹤」的原因之一。

還有一個對公報致命的重擊是雷根的「六項保證」。這一保證是雷根遠在簽訂「八一七公報」前於7月14日透過管道向台北發出的保證，其中第一項明文宣示「美並未同意設定對台出售武器的截止日期。另外在其它諸條文中明示不會改寫『台灣關係法』，也不會迫使台灣與中國統一，不會與中國諮商售台武器事宜」。但這些保證的字句，雖較清楚，然而仍有解讀空間。

看起來「六項保證」對台較有利。而且前華府的作法就是留下「保證」，棄絕「八一七公報」，作了如是結論後，美國在台協會（AIT）在2020年8月31日強調，「保證」是美對台、中的根本要素。這一句話就否定了「八一七公報」存在的價值。下面一句話更重要，那就是對台軍售的性能和數量「將取決於中共帶來的威脅」。換句話說，美國是否可直接售台武器，是華府說了算。唯有華府才有對「保證」文字意義的解釋權，所以今後談到兩岸三地關係就是「一法一證二公報」所構成之平台，「八一七公報」失蹤了。雖然當前美官方仍稱雙邊關係是建築在「一法、三公報、一保證」上，此處加了「六項保證」就等於宣布保證代替了「八一七公報」。

三邊關係走至2020年，到了一個革命性的轉捩點。那就是行之將近39年的中美關係瞬間變成類冷戰的對抗型。改變之特點有三，其一戰略模糊轉為戰略清晰，其二「六項保證」代替了「八一七公報」，其三「台灣關係法」唯美解釋，川普四年對華政策可說是一步步走入絕境。今天到了不是冷戰，卻是類似冷戰時代。美台關係也出現「類外交」情況，一個新的時期已來到眼前。

首先要提的是戰略模糊為何就此遭棄，難道這是一個不值得的戰略型態嗎？事實是這一種型態在過去近40年中發揮下述幾個作用，其一是美國與台海兩岸的三邊關係緊張過，從未到達休克期，互有指責，互有妥協，爭吵聲音容或過高，可是未曾動粗。這就是貢獻。回憶「台灣關係法」於1979年春在美國會審查時，不少議員對法條中文字或有不清之處，獨見加州之參議員語意學者早川雪（Samuel Ichiye Hayakawa）明白解釋「文字就在於可以多方面來看它」。這段話就是他在當時參院外委會審查「台灣關係法」委員會所作之證言。

三邊要能信守模糊原則，需要有君子風度。假如一方有違協議，則另一方當有所抗議。其結果可能是和平解決，也可能變得很僵，然而仍可解決，再度「和平共處」。如美方軍售台灣，每回均引致中方抗議，然而最終均能船過水無痕。這是因為雙方清楚地認識到中方的實力與美有甚大距離，可是這一現象如今有所改變，則美方就有不一樣的策略。也就是說當中國實力上升出奇地快時，華府不得不培養台北作為一個有用之棋子，以求取繼續遏制中方上升。如果衡量中方在1979年及今日之實力，很清楚地看到中方的飛躍進步已危及美方之世界獨霸地位，勢必放棄戰略模糊，以戰略清晰作為對華之政策。

第二個要討論之項目，為何在當下突然搬出了「六項保證」。這一政策宣示始自1982年，當時沒人問，沒人注意，怎會一下子變成取代「八一七公報」。事實上這是一個經過華府諸公精心策劃大計劃的一小部分，卻是美國當下重要之國策，更是範疇內之第一要事。縮小中國在三邊關係中活動的範圍正是川普的頭號大事。換句話說，將陳箱舊案之「六項保證」搬上檯面，即在此「六項保證」對售台軍備較「八一七公報」為有利的詞句。

第三是利用未曾為人重視的「保證」作為當前中美情勢新的「進取戰略」。主動「保證」的詞句上找到發揮解釋的空間。換言之，日後軍售項目無所顧忌。何時出售，項目及日程均由美方單獨決定。2020年8月31日「美國在台協會」解開了兩封密電，詳述「六項保證」內容，「對台軍售的性能和數量完全取決於中國帶來的威脅」。重點是美方有權衡量是否有「威脅」。如果認為中方行動有威脅，美方就可逕行對台軍售。這樣一來，美方可藉自由心證處理台灣事宜了。

川普反中歷史可追溯到2016年的選舉年，川普所選敵人就是中國，這與他當時三位助選員班農（Steve Bannon）、納瓦羅（Peter Navarro）及波頓（John Bolton）有關。班農深恨共產黨，與歐洲一些極保守人士來往頻繁，深恨中國。納瓦羅是一投機分子，與大紀元集團合作出書及紀錄片等，是一個十足反中分子，波頓是一位好戰反共分子。

川普2017年4月習近平見面，並在同年11月中赴京訪問，2018年就翻臉，再回返反中路途。

從種種跡象看，川普與這三位助選員反共大於反中。這就是為什麼自2020年春天後，川普常批評「中國共產黨」，更在8月後稱習為共黨主席。可見川普與其三位助選員就是美國極端反共右派分子。

在此2020年大選時日接近之時，川普仍沉迷於反中運動，稱COVID-19為「中國肺炎」就是反中。也許美國人心中一直存在50年代韓戰的陰影，對中國人有排斥情緒。也許是川普的宣傳使得大部分（70%）美國人反對中國。這一現象除了在冷戰時期，人們反對國際共黨外，還不易找到一個相似的例子，中美關係回不去了，既或換了拜登，反華聲浪可能降低，但不會根除。中國也許是時候來仔細思索此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