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黎明的國度

開完2020年的日韓台反靖國神社的視訊會議那天，我和臧汝興提起去花蓮看曾健民醫師。

「這幾天就去？或者再隔一週？」

站在入夜的台北車站捷運站出口，我們評估了許久。討論沒有結論，但臧汝興把決定權交給我：時間由我決定。

隔天即週日中午，我決定還是趕緊去探望曾醫師。於是，我們一行人搭上臧汝興的車，當天下午就直奔花蓮。

曾醫師的倒下如此突然。5月7日忽然接到他來電，說是肺積水，緊急入院，於是委託我為他的口述歷史做最終校訂。然後他馬上轉至台北檢查。25日，我和太太拜訪了剛從醫院返回台北家中的曾醫師。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能夠對話的場合。再次見面，他確實滿臉病容，但見到我們還是打起精神，笑著和我們聊天。除了交代哪些是待編輯文稿，印象最深的還是這句話－－「會一直亂想呀。」－－他苦笑地說出自己的病後心得。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是我們前往花蓮的原因。曾醫師服藥後倒下。雖由台大醫院救了回來，但元氣大傷。經歷多日搶救和照料，8月回到花蓮住院治療。

臧汝興在90年代末期擔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正式的研究員，現任勞動黨副秘書長。沿途與開車的臧汝興交流，讓我想起許多往事。

認識曾醫師將近20年，現在想起的最早回憶是2002年橫地剛先生的《南天之虹》發表會。當時大病初癒的陳映真先生到場致詞，還有難得返台一趟的吳克泰、陳炳基先生出席。現在想來是不可思議的歷史會面。曾醫師也是當天的與談人。那次活動以後，我與曾醫師的交往密切了起來。曾醫師的診所是我學習光復後五年史的真正開始。很長一段時間的討論模式是在每次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出版後，我以讀者身分向曾醫師交流內容，學習新知。其間也藉由替他尋找舊報刊史料而獲得成長。

光復五年史是20世紀唯一的祖國完全統一時期。此間發生了傷痕未癒的二二八事件，並圍繞著民主問題、民族性恢復問題，以及即將到來的冷戰、內戰構造而創造出同時代台灣青年或左或右、或統或獨的認同分歧。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此時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新血，並首次完全整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中。因此這段歷史不是已經風乾的過去，而是兩岸尚未完全統一的當下不能迴避的鮮活經驗。它形成了台灣當下無論左右統獨都仍在不斷回憶的軸心時代。非歷史專業科班出身的曾醫師選擇了正面進攻。

在2009年的陳映真研討會上，曾醫師評論我以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為主題的論文。這番因緣讓曾醫師找我一起從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工作，自2010年6月以來剛好10年。然而，我並沒有如他期待地舉起社科會的旗幟。因為我們對於如何發展社科會的想法不盡相同。曾醫師想像的圖景是在理論工作者與先鋒隊之間形成循環互動，找出最有共識和最科學的道路。我則覺得社科會如何與既有的左統團體緊密合作並配合運動更為重要。不過，搞社會性質論是我們的共識。這是陳映真為社科會明確標舉的鬥爭方向，是從台共到省工委再到劉進慶與陳映真所努力奠基的思想資源，更是有待台灣左翼發揚的中國革命理論戰線的重大遺產。

曾醫師對社會性質討論的最優文本是他的台灣文學史論。因為社會性質論從來只能依附於具體的課題才能彰顯自身意義。我還記得孫隆基老師在博論口試時對我的提問：「你認為鄉土文學論戰是社會性質論戰嗎？」我傻了幾秒才回過神，危坐答曰：「我認為是的。」那時我馬上想到：陳老師與曾醫師的社會性質論也在他們的台灣文學史論裡面吧。

曾醫師的《方向叢刊》在2012年10月創刊，後來還出了第二輯，以及作為曾醫師個人文集的第三輯。正如曾醫師所說，創刊號部分內容挪用自未能問世而夭折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最後一輯，精神上則直接接續2001年《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第五輯「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實際上連封面設計的風格也延續《人間叢刊》。

「方向」有兩層意思，第一個是1949年四六事件前後台大校內地下黨領導的「方向社」，這是他刻意援引的典故。第二個則是希望這份刊物能夠為運動指明方向。

還記得曾醫師在2013年的心情。當年7月底我們一同參與了台灣同學會的寧夏研討會。會後在中衛特別是靠近內蒙阿拉善沙漠處旅遊。同行還有許多海外保釣前輩。我們一行人在青銅峽水庫的108塔那兒打轉，饒有趣味地「祈福」，然後又轉往鎮北堡和西夏嵬名元昊陵參觀。在沙漠邊上，我與曾醫師一同在微風飄砂的黃土地走了20多分鐘，一路上完全無話可說，只是走著。我能感受到他當時的沉重。同年底舉辦在牯嶺街小劇場的毛主席誕辰紀念會上，曾醫師一開頭就說「我很快就要70歲了」。無比沉重的口吻。當時的他其實才63歲。

陳逸松離開台灣後，在日本觀看了時枝俊江的紀錄片《黎明的國度》（夜明けの国）。片中的新中國面貌成為陳逸松最終決意前往北京的關鍵因素。2013-2015年間全心為陳逸松撰寫晚年傳記的曾醫師也非常喜歡這部紀錄片。走在祖國的大地上，無論荒漠還是綠茵，這正是他要保衛的黎明的國度。

一路上聊著並想著與曾醫師有關的回憶，終於抵達花蓮，但隔日即週一才順利拜訪曾醫師寓所。此行依約將文稿帶回編輯，只可惜不能當面探望。我想起曾醫師倒下後在台大醫院見到他的情景。完全無法想像，眼前的曾醫師是一週前才和我們談著治療方案的他。只能緊握他的手，向他保證完成未完的工作。

週二從花蓮返回台北之際，臧汝興帶大家參觀了世人皆已遺忘的台灣工殤紀念地：長春祠。悲傷的外省老兵記憶與民族分斷傷痕埋藏在這裡。曾醫師少年時代曾在長春祠上方的禪光寺「閉關」，並在這裡遇見改變他人生的人們。我們竟也在這特殊的時刻，到了曾醫師人生轉折的原點之地。

傍晚返抵台北，我開始閱讀搬回來的曾醫師文稿。我油然生起這樣的感嘆──從少年時代到赴日行醫，「曾醫師確實是一直在寫作啊！」他總是說：「就像陳映真對我的鼓勵：要寫，寫出來就是了。你們也要一直寫。」其實，沒有陳老師的督促，他也已經在寫了。但曾醫師更願意將自己寫作的動力歸於陳老師的鼓勵。曾醫師1966年的少年日記曾寫下他對陳老師參與的《劇場》雜誌的讚頌與期待：「太棒了《劇場》，年輕人辦的東西就是如此有魄力，不隨俗，突出。我啊，應好好地奮鬥！有的是熱與力！」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曾醫師終在90年代獲得與陳老師並肩戰鬥的機會時，那心中湧起的巨大能量。正如徐勝老師所言，「我很敬佩曾先生對陳先生的尊敬和傾倒。他一生對陳先生如影隨形，不吝支援，如今那模樣還彷彿在眼前。」

翻讀時，眼前出現了2005年10月曾醫師在香港中聯辦所辦活動的致詞：

「要掌握光復歷史的真義，以史為鑑，吸取歷史教訓，從60年前的光復歷史中得到政治智慧。特別在推動『再光復』的時代任務中，必須要向歷史學習。要充分認識到60年前台灣光復歷史中的正確和錯誤，光明和黑暗，進步之處和落伍的地方；還有當時台灣民眾的心聲，台灣文化人、知識分子的感情、想法和期待。要站在台灣民眾的立場，尊重其政治要求。」

「時刻都要向著『再光復』的總目標進行，不可稍懈。除了要認識到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也要認識到他們的『民主、科學』的意識。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以台灣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努力理解、認識台灣人民的感情、看法，和向背。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曾發生在60年前的『光復』，因此，要時時刻刻向60年前的光復歷史求取智慧，學習歷史，才能照明今天前進的道路。有正確的歷史認識，才不至於看不清楚而走跛躓的路。因此這兩個基礎是不可分割、相互聯繫、相互為用的。」

午夜時分翻完曾醫師的文稿，一個既熟悉，但又不曾認識的形象在眼前浮現。新的一日也將開始。我重新把文稿裝回箱裡，沒有梳洗便沉沉睡去了。

幾個小時後，曾醫師離開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