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殖民地傷痕」的結束

台灣人總統李登輝前不久在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談時，以懷念22歲以前身為日本人的口吻，指責光復後的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9月十四日出版《文春週刊》又有日本作家深田佑介引述李登輝在五年前昭和去世時的話，李登輝說：「昭和的去世我們衷心表示哀悼，在近鄰的國家中，像我國民表示深深哀悼之意，與日本國民抱有共感的民族，實在沒有他例。」10月14日，日本《週刊郵報》又刊出記者高尾昌司來訪錢復的談話云：「李登輝總統在日本統治時代受過日本教育，而李登輝的哥哥也因是帝國陸軍士兵而戰死沙場，在李的心目中自己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因此，探望故鄉的念頭很強。」後來，錢復在立法院否認曾接受高尾昌司的專訪，外交部並表示，那是隨行的日本參議員村上正邦所言。無論是誰說的，總統府均沒有駁正的聲明。

抗日才是台灣人的正統

由於台灣人總統李登輝連連發表媚日言論，所以，我們也不能不對台灣人的「日本情結」有所探討。我們必須聲明，台灣人中間有媚日的「日本情結」是真實的，但這並不代表台灣人在日本統治期間都是媚日的，或都養成了媚日的「日本情結」。

日本對台50年的殖民統治這是存在的事實，意識反映存在，不同的台灣人有不同的反映。在日據時代，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統治在思想上的反映，抗日勿寧才是真正的正統，但媚日也是真實的存在。1923年6月，引日軍進台北城，並領日軍南下剿殺抗日義軍的辜顯榮，為了巴結日本當局對抗反日思潮，而在台中公會堂舉辦「時事談」，在演講中，他說：「台灣今日之設施非常發達，假使20年前那有這公會堂，那有此整然的台中市嗎？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穩啦。所以凡事不可錯辨為第一。今日28年整頓如此江山，比較支那，民國至今12年還不息兵亂，這樣事由良心可以忘記嗎？其次就是我對警察的意見，警官之中，難免有無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無視他們，他們是有資格，不可與他爭辯了。」

1924年6月27日，辜顯榮又糾結了一群媚日劣紳召開了所謂「有力者大會」（「有力者」即「主流派」罷），譴責台胞抗日運動。當時，台胞喉舌的《台灣民報》（7月20日）在《時事短評》中痛斥這批媚日劣紳為：

「以少數走狗藐視多數民眾的要求，偽造民意假公行私，阻礙同胞之進步，誤國殃民是民賊而兼國賊，死後靈魂欲歸依救主見上帝，一不可能。為富賈而不仁，為劣紳而不義，賣同胞自由更無慈悲，欲求免墜落十八地獄的永劫，二不可能。以小人而稱大人，胸無點墨，眼有財神，善巴結與應酬，是三等的下流，欲潑盡淡水河的水，以洗民賊二字的羞，三不可能。」

「我是日本國的秀才」

任何統治必須尋求被統治階級的合作，殖民統治亦復如此，於是，分化殖民地的被統治階級，培養其中的精英份子，作為殖民統治的合作者，在西方列強的東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上曾有所謂的「西化的東方紳士」（westernized oriental gentleman）。日本殖民地下的台灣，也同樣有「皇民化的台灣紳士」，尤其在殖民統治初期之後，殖民教育培養的知識份子開始成長，在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作品中，對這樣的「皇民化的台灣紳士」有過許多描述。

例如，陳虛谷的《榮歸》就是描寫王秀才的兒子留學日本歸來，在回鄉的火車上，不時盼顧自雄，陳虛谷描寫著：「他有時偷眼看座中的日本人，視線都一齊集在他身上，他愈覺得驕傲得意，他想對他們說，我是高文的合格者，是台灣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國的秀才，斷不是依你們想的尋常一樣的土人，劣等民族。」

自滔在《失敗》一文中，對這種「皇民化的台灣紳士」也有著形象的素描。他說：「一團豐潤的臉龐，分明帶著脂肪質過多的樣子，一雙金絲眼鏡裡透露出來的眼睛，時時閃耀著高傲的光芒，頭髮是很光澤的，一身值錢的洋服，又是時髦而合致，儼然地，表現出御用派紳士式底有閒階級架子！」

吳濁流的《先生媽》描寫著御用紳士錢新發，為有著一個無法「皇民化」的媽媽而苦惱。「錢家是日本語家庭，全家都禁用台灣話。可是先生媽全不懂日本話，在家裡沒有對手談話，因此以出客廳來與客談話為快。台灣人來的時候不敢輕看她，所以用台灣話來寒暄，先生媽喜歡得好像小孩子一樣。日本人來的時候也對先生媽敘禮，先生媽雖不懂日語，卻含笑用台灣話應酬。錢新發每看見他的母親這樣應酬，忍不住痛苦，感到不快極了。又恐怕因此失了身份，又錯認官客一定會輕侮他。錢新發不單這樣誤會，他對母親身穿的台灣衫褲也惱的厲害。」

台灣的殖民地傷痕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在台大力推行「皇民化」，而出現「皇民文學」，「皇民文學」不再是對「皇民化」的批判，而是對「皇民化」的認同。最有名的「皇民文學」作品，應推陳火泉的《路》，就描寫著「皇民化」台灣人扭曲自虐的心路歷程──

「菊花是菊花。櫻花才是花，牡丹就不是花嗎？台灣人究竟不是皇民！啊！連人都稱不上！」「因血統不同，我才主張『精神的系統』。透過精神的系統而與神道的精神──大和精神交流。誰說不可能！若是有人否定，是因為我本身的努力不夠。究竟血統與精神孰強，將有顯露的一天。因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最後的勝利必定歸於精神。」

已經過世的台獨元老王育德，在《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中，也敘述了台灣人對「皇民化」的認同。他說：「日語的使用並非僅止於語言的問題。語言是表情達意的手段，學習量達到某一程度，就會引起質變，還會規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觀。當然，語言背後的文化體系的優劣對這一點發揮極大的作用。不知道這是幸或不幸，台灣人由於日語和日本文化而從封建社會蛻變到現代社會，因此日語似乎可以說給台灣人帶來相當大質變。」「當時已經有許多台灣的知識份子，在日本國內和台灣島內，處於跟日本人幾乎無法區別的狀態下，和日本人並肩活躍。前往中國、滿州和南洋的台灣人，被當地人視為日本人，體味到優越感。」

有著這樣對「皇民化」的認同，所以，在1945年，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之時，8月16日，駐台日本少壯軍人宮中牾郎、牧澤義夫才能勾結台灣士紳辜顯榮之子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企圖背叛投降詔，陰謀台灣獨立。或者我們可從同情的眼光來看待這種無奈的「殖民地傷痕」。究其根源，是由於近代中國的衰敗而致使台灣淪為殖民地的。台胞都是由大陸原鄉來台的原鄉人，這種無奈的「殖民地傷痕」罪惡，也應是原鄉人的原罪來自原鄉了。

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台胞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期待於「紅色祖國」。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領導精英，多潛往大陸，參加中共解放全中國的鬥爭。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蔣氏政權在台進行「白色恐怖」的肅清，並戒嚴近達40年，抗日一代台胞被整肅殆盡。早年潛返祖國參加抗日的黃埔二期學生台北蘆州人李友邦將軍遭處決，蔣渭水民眾黨秘書長陳其昌處無期徒刑，坐牢22年，蔣渭水的女婿參加廣東遊擊隊抗日的鍾浩東處死刑，抗日的文化協會中央委員周合源處刑12年，……連在日據時代逝世，光復後入祀忠烈祠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及文化協會委員長王敏川竟也從忠烈祠被開除出來。

台灣人皇民階級

失去了抗日台胞的支持，1949年之後的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只有依賴皇民階級的台灣人作為其政權統治的社會基礎。皇民階級具有日本人藐視中國的優越感，例如李登輝和彭明敏在談到中國時都異口同聲的說，那是不文明的國家或是不衛生的骯髒的民族，這正是當年日本人對「清國奴」或「支那人」的蔑稱，而成為台灣人皇民階級的「中國觀」。但是，國民黨在台灣卻擁有政權的優越性，所以40年來，國民黨與台灣皇民階級的合作，可以說是「既團結，又鬥爭」。再者，台灣的「後殖民地」性質與許多其他前殖民地國家不同，一般的「後殖民地」政權都是經過激烈的反殖民地鬥爭建立的，是推翻了殖民當局與「西化的東方紳士」的統治。而台灣的光復不是由於台灣自力的反殖民地革命鬥爭的成功，而是全民族抗日勝利，接著領導抗日的政權成為全國人民要推翻的帝國主義代理人。國民黨敗退來台，對外依賴美日反共，對內則團結皇民階級，鎮壓抗日愛國主義。所以當蔣家政權結束後，台灣政權即迅速的為皇民階級所接收，其所表現的媚日「日本情結」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當司馬遼太郎發表了李登輝的媚日「日本情結」的言論後，今年7月7日，由九秩高齡現任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陳其昌領銜的12位碩果僅存的台灣抗日前輩亦發表聲明，並向李登輝提出三項呼籲：

一、請拋棄殖民地殘遺的「皇民意識」，恢復我台灣人的中華民族本色，恢復我台灣愛國主義傳統。

二、請拋棄蔣家政權投靠帝國主義的賣國路線，拒絕充當霸權主義「拆散中國」的工具。

三、請率領台灣同胞投入中華民族復興的建設，率領從原鄉來的台灣人歸返原鄉，這才是真正的回到「迦南祖地」的「出埃及記」。

環繞著「日本情結」，台灣人皇民階級和台灣人愛國主義的鬥爭還沒有結束，也許歷史將會告訴我們，只有結束「殖民地傷痕」，才能結束糾纏在台灣人心中的「日本情結」。

（本文曾節錄發表於香港《亞洲週刊》，後全文又發表於《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