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台灣原住民

發現跑了人，班長就開槍，主要是為。開船的時候，了警告我們，後來就沒有人再敢跑了。車到基隆，我們直接上了船，而且不讓下船，在船上住了一晚，第二天就開船離開了台灣。開船的時候，性比較好吧。

我們140旅280團是在上海吳淞口上岸的。下來以後住了一晚，睡覺的時候讓我們全部脫光了睡，主要是怕我們逃跑。那是12月，我們還沒有棉衣呢，冷得哪受得了？第二天起來給我們發了棉衣，當時國民黨的棉衣比較薄，而且褲子短，底下就用綁腿綁起來，就這還是覺得冷，我在台灣習慣了，第一次領教大陸的冬天。

換好裝我們就上了火車，走了一段又坐船，過了長江，就到了徐州。路上，有幾個老兵知道八路軍，其中一個跟我們說八路軍不殺俘虜。在台灣的時候這個人就經常講起國民黨軍隊裡有個馮玉祥將軍，他說馮將軍這個人不錯，是國軍將軍中好樣的。當然那時候我什麼都聽不懂。晚上，徐州城裡很亮，到處都是燈火，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裡晚上這麼好，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是元旦。那是1947年的元旦，我們在徐州過的。

隨後我們就開始行軍，大約走了一個禮拜，到了山東。我們剛到一個小村子就聽到從很遠的地方響起了槍聲，大約又走了兩、三里路的地方開始打起來了。聽到槍炮聲以後，知道八路離得不遠了。我們一排長是中尉，連長是上尉，其他的排長都是少尉，中尉還能跟連長說上話，他就跟連長說八路打過來了，趕緊跑吧，不跑就來不及了。連長於是下令撤退。所以我們沒交上火就開始跑。那一帶都是平原，路上有很多八路軍的宣傳標語，我們也看不明白。我們的行裝很重，每人配200發子彈，6顆手榴彈，還有背包，負擔很重，跑又跑不快。這時八路軍已經很近了，一發子彈正好打到我手拿著的槍托上，槍托斷了。好在人沒有被打著，真懸啊！我跟排長報告槍壞了，不能用了，太重了。排長說扔了吧！有他放話，我趕緊扔了槍和子彈等，心裡還挺高興。大概跑了有30、40里，天慢慢黑了，八路沒追上，大家實在跑不動了，腳上也起了泡，看到一個村子，就停下來了，地點大概離魚台不遠。連裡一個排有一個炮班，每個炮班分到一個彈筒，我們班都縮在一個房子裡，炮班就在旁邊，邊上還有一個廁所，半截矮牆，可以看到外邊。八路軍趁著夜色把村子圍住了，早晨四點多就開始打了。我們是頭天晚上七、八點到的，一宿也沒有東西吃。外邊一開火炮班就還擊，我就在旁邊看他們打炮。他們打著打著累了，炮筒方向不對了，炮彈打到院牆上，彈回來炸死了三個人，其中就有我們班長，自己的炮彈炸死了自己人。

天蒙蒙亮，八路軍開始喊話，說投降不殺，我們就繳槍投降了。出來的時候才發現死了不少人，當然也有台灣人，八路軍犧牲的也不少。我們這批武器相當不錯，全部屬最新式的九九式武器，想不到從台灣到大陸的第一仗就被俘虜了。

被俘後首先讓我們當兵的和當官的分開。這不難，問他叫什麼名字，什麼地方人，一說話就知道是台灣的還是大陸的，台灣人不會說普通話，一般都是兵。然後讓我們學習了一個禮拜，主要是弄清身分。隨後徵求我們意見，願意當兵的留下來，願意回家的給三塊大洋。我沒有看到有台灣人領三塊大洋走的，即便有也很少，像我這種漢語普通話不行，只聽得懂稍息立正，而且我也不知道怎麼回台灣，怕回去又被抓，三塊大洋究竟有多少，夠不夠回台灣也弄不清。沒有別的，完全是為生活著想，有人管飯就行了。至於將來的事，至於兩個弟弟，等以後有機會再說吧。兩個弟弟始終是我的牽掛。

經過短暫的整訓，過了春節，我們被分配到劉鄧部隊的六縱隊17旅51團，很快就出發了。第一天晚上，我的衣服實在不行，褲子短，鞋子也破，凍腳。班長給了我一雙鞋，暖和多了。過黃河之前，我們打了兩、三個戰鬥，特別是打張蘭峰那一仗，讓我學會了怎麼打仗。張蘭峰是國民黨的獨立團，不是一般團的建制，人多槍多馬也多，最後還是被我們幹掉了。

八路軍告訴我，我們是農民子弟兵，共產黨的隊伍，是為了推翻地主的壓迫才當兵的，知道了為誰打仗，官兵之間沒有什麼距離。國民黨不行，當官的稍微不順心就打人，官打兵是很厲害的。八路軍官兵一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融洽。

湯陰戰役是我們打的，我們主要是打國民黨的快速第五旅，那一仗解放了湯陰。打衛輝時我們連負責攻打南關，攻下來了。但是四連被擋住了，護城河邊衛輝守軍的兩個碉堡架著機槍，前面是一片開闊地，四連上不去，死了很多人。我們準備支援他們，趁著夜色往上衝，我也跟著衝到了碉堡下機槍的死角打不著的地方。我們想的是先藏起來，等待總攻。我實在困得不行，頭頂著鐵鍬就在敵人碉堡下睡著了，醒來時才發現我的棉衣上打了好幾個洞。那時候我已經知道打仗是怎麼回事了，也知道該怎麼保護自己，像槍炮聲的遠近，哪些會有危險，都知道了。炮響不用怕，就怕機槍。那時候我們已經算是老兵了。打的時間不長，補充了兩次：山東一次，黃河邊上一次，每補充一次，就積累一次經驗。

1947年5月，我們打下湯陰以後，準備過黃河，部隊下令讓我們台灣省籍的戰士集中，要送我們到晉冀魯豫軍政大學去學習。並不是所有的台灣人都去，個別有技術的，像炮兵、會開車的，前線有需要，他們就跟著南下了。當時我們感動得都哭了。離開戰友撤離前線，我們還真有些不捨。那時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中央3月發表社論，傳達到前線已經是5月了。傳達文件的同時告訴我們要去軍大學習，所以大家都很感動。晉冀魯豫軍大是劉鄧部隊的，當時在邢台地區的南固縣，後來劉鄧部隊過黃河南下，把我們送到了華北軍大。軍大離運河很近，我們在軍大學文化、學時事，開始主要是階級教育，為了配合土地改革。正好剛頒布新的土地改革法，我們也學習。那時我普通話水平不太好，慢慢聽，慢慢提高。在軍大學習的過程中，我們160多個台灣人深刻地明白了共產黨八路軍是什麼樣的軍隊。我們每個人都要結合自己的家庭實際如實向組織彙報。我開始填的是地主，因為我家裡父母死了，請漢族同胞給我家耕田。後來他們說你不是地主，因為你父母是自己開墾土地，把你們養大。他們死了以後，家裡沒有勞動力了，才雇了人耕種，而且是對半分，對半分不算剝削。六四、七三，甚至八二才是剝削，而具你自己也出賣勞動力當工人去了，這樣就明確了自己是貧農，又是工人。這一段的階級教育對我們台灣隊的每一個人都是很深刻的。

在軍大的學習從1947年7月開始，到1949年10月21日結束。在此期間我入了黨。那段時間，形勢變化很大，八路軍從防禦轉為進攻，挺進大別山就是進攻的開始。1948年3月，晉冀魯豫改為二野，我們合併到石家莊來了。華北軍大的校長是葉劍英。台灣隊在晉冀魯豫大學的時候隊長是客家人，教導員是海南島的，會講閩南話和日本話，像我們不懂漢語的通過日本話就可以交流了。說實在的，在軍大學習雖然時間很短，但是負責的幹部非常照顧我們的生活習慣，所以很讓人感動。

我是在石家莊的時候得知全國政協開會的事情，直接從那裡去的北京。關於讓我當政協代表的經過，我是從謝雪紅那裡聽說的。謝雪紅作為全國青年聯合會的代表參加了政協籌備會。在會上，李維漢同志告訴她，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可以作為一個界別參加，籌委會給了台盟五個正式名額，一個候補名額。而且特意強調五個代表中要有一個台灣少數民族。漢族的同志好辦，有謝雪紅、李克煌、李偉光、王天強，但是高山族的代表需要尋找。謝雪紅提出戰爭時代有不少台灣少數民族同胞在部隊裡，只不過太分散了。她先跟華東局談，但是沒有找到合適的。這時，中央統戰部提出，華北軍大有一個台灣隊，裡面有一個台灣少數民族班，是不是可以從那裡找找看。這樣就委託華北軍大找到了我們台灣少數民族班。班裡一討論，大家都推選我。我說我不行啊，因為有幾個比我先入黨的，還有一個是副區隊長，是阿美人，我聽說他的水平高，曾經在華東行政委員會民政部工作過，但是最後還是定了由我去當這個代表。

關於參加開國大典我還能記住一些主要的。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這些議程，計劃上都有，我們來開會的時候就知道了。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準備，就這麼一套軍裝，沒穿什麼特別的衣服，只是很激動，但也沒有睡不著覺。我這個人是能睡覺的人，高興或不高興的事情都不會影響，就是在打仗的時候，隨便在什麼地方我都能睡著。我是政協代表，所有的政協代表都上天安門。我們是從東面上去的，要路過李大釗同志就義的那個斷頭台，就是張作霖處死李大釗的那個台子，原來就放在天安門東側台階的旁邊，後來才挪到歷史博物館。我們都經過那裡，參觀一下，表示敬意，然後就上了城樓。當時我們都願意站到西邊去，因為從西邊可以看到從東邊過來的遊行隊伍和部隊的分列式，分列式有軍政大學台灣隊參加，我們有幾個同志就在裡面。毛主席他們正好在天安門城樓中間的下面一點，我們離遠一點也可以看得見，太近了反而看不清楚，所以我們選的地點不錯。我是台灣少數民族中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也是唯一一個參加過開國大典的，就是參加全國政協共商國是也是第一個，歷史上，台灣的少數民族還沒有過，所以我覺得很榮幸。

我第一次看見毛主席是在政協的大會上，印象最深。那是1949年的9月27日，我代表台灣的少數民族發言，發言完了我激動得實在控制不住了，就跑到毛主席那裡跟他握手。我當時很激動，話也說不出來，只說了一句毛主席好，毛主席說了什麼我也不記得，太激動了。當時他身旁也沒有什麼警衛，會場中間是過道，毛主席在東邊第一張桌子後面坐著，西邊第一個是朱德總司令。我第二次跟毛主席握手是在北京飯店，那是1954年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毛主席跟劉少奇等同志會見參會代表，別人介紹我這是台灣的少數民族，毛主席一下子認出我來。這樣我一激動，上去就握手了。本來規定不許握手的，回去以後我向國家民委的主任檢討，我說對不起，我犯錯誤了，他說沒關係。開國大典那年我正好20歲。那時候不可能想那麼多，也沒有意識到這是多麼有歷史意義的一件事。那時候我漢語還不行（一切記憶也都在朦朦朧朧中），政治上也還不那麼成熟，但是我已經知道了要為黨的事業奮鬥。可是這個事業究竟是什麼樣子，也是朦朦朧朧的。完全是時勢造人，我並沒有什麼英雄業績啊！

開完政協會議我又回到學校，同學們圍著我問這問那，我就一一講給他們聽。那時我們台灣隊為了參加國慶的分列式調到北京來了，住在東四十條的一個中學裡，我去看過一次。朱德同志參加了我們的畢業典禮，朱老總平易近人，我們這些學生都圍著朱總司令問這問那。

軍大畢業以後，我到上海工作，那是1949年。謝雪紅認識葉劍英，有一次開會的時候她找到葉劍英，說你們那個台灣隊撥給第三野戰軍多好啊。那時三野正在籌組台訓團，為解放台灣做準備。葉劍英說可以呀，這樣就把我們調到上海了。

台訓團解散後不久我就轉業到紗廠工作。到那兒以後紗廠工會就有人給我介紹對象，我說我還年輕，以後再說吧。1952年到了北京以後也有好多人介紹，都被我推掉了，那時我23歲，我當時還是想著回台灣找一個泰雅人。

我一直牽掛著我的兩個弟弟。1980年，我有個老戰友在上海，叫劉順發，也是老鄉，我們兩個同時分到15軍區。1952年國家民委調我，才分開的。他的哥哥叫劉天榮，日據時代我在農林會社打工時，他是會計，我領工錢就是到他那裡，所以我們都認識。劉天榮後來定居加拿大了。他來上海看劉順發，我託他給我弟弟帶了一封信。想不到我弟弟他們很快就收到了信，他們一直以為我早就不在了，沒想到我還活著。他們趕緊寫了一封信，經加拿大轉給我，這樣就聯繫上了。我大弟弟是1989年經香港來的，我去首都機場接他。見了面居然還能認得，這很奇怪，我還擔心不認得了，等他推著行李走過來，我一看，肯定是他。變化還是很大，但是小時候的輪廓我還是知道的。他一看我也像，所以他就直接到我面前來了。相隔幾十年了，我16歲離開台灣，大弟弟比我小6歲，遺憾的是我沒有見到我的小弟弟。那時候台盟正在香山賓館開會，我就直接把他接到賓館，弟兄倆住在一間房裡，正好天天聊天，像是有說不完的話。我們講了好多故事。其中一個最深刻。就是我八歲的時候，他才兩歲。我家裡種了好多水果，其中有李子。李子青的時候是酸的，熟了以後才甜。我們兩個在我家屋頂上搶裝在葫蘆裡的李子，他搶了就跑，不小心從屋頂掉下去了。我一看壞了，趕緊下去把他抱到床上，蓋上被子，給他燒水，用熱水擦臉，沒想到他很快醒過來了。我是怕我媽媽回來揍我，其實我媽媽從來不打人。但是我怕呀，把弟弟摔死了怎麼辦呀！我給他講這個故事，他也知道自己摔過。他跟我說起我走了以後家裡發生的事情，跟我一樣他也去當兵了，但是國民黨軍隊扣他的工資，所以他恨國民黨，民進黨成立以後他寧可支持民進黨，反對國民黨。但是他老婆堅決支持國民黨，所以倆口子平時還不錯，一到選舉就吵。台灣就是這樣，每逢選舉的時候社會就鬧分裂，已經深入到家庭了，這真是不願意看到的。

前不久有一家媒體的記者採訪我，說參加過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的600多人，現在活著的也就只有三、四個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