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庚子而辛丑：歷史的分際年

百年之後人們回顧歷史，從庚子到辛丑，即2020到2021年，以至2022、2023的數年之間，毫無疑問應是人類從個人到集體，從國家到世界，從生存到生活，從倫理到政治，各個面向均開始比較明確地向歷史、向傳統、向熟悉資本主義所主宰的時代，作出批判式的告別，或開始、或已經、或無奈地去接觸、認識、學習一個新的已來與未來，或許可借用上世紀90年代十分流行的名詞－－第三條道路來形容未來的典範，可能將是「有民族文化發展特色的世界主義」，造成此一巨變的直接而明顯的原因，當然是「新冠病毒」所造成的世界性也是世界級的「新冠疫情」。

「新冠病毒」帶來的「疫情」，無情、快速、全面、長時間地橫掃了全球，從被人類發現到現在已經整整一年，而病毒依然活躍，疫情仍在肆虐，人們迄今未見盡頭，而「疫苗」的開發其數量和效期，還遠遠不可能有效地應對。然而以病毒的活力來看，在國家內部只要有一處不安則一國不安，在全界只要有一國疫情仍在傳播則全球就不可能安全。因此，只能以帶口罩、保距離、勤洗手、自隔離、不聚會或少聚會等傳統手段，遏止「病毒」可能傳播渠道，令之無法寄生，終於自我消亡；上述的方法雖然簡單方便，人人得而行之，而且在中國大陸的武漢市、湖北省均已行見大效的方法，但是知其有效而不為的個人、國家、民族比比皆是。我們認為關鍵有三：

其一、不同的價值觀決定了防疫抗疫時直接成效：如果我們回顧一下2020年全球的「新冠疫情」防疫史，我們可以用一國或地區能否、是否或多大程度恢復疫情前的生產、生活狀態作為評量防疫、抗疫成效的標準，不論其政治制度為何，我們很容易就發現東方國家或地區普遍而言，優於西方；在東方國家和地區中，受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影響越少，成效也比較明顯，其重要的關鍵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對該國或地區人民的影響程度而定。

個人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元素之一，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學術等一切制度的設計，均依此為基石，經濟建立了私有制，政治上個人自由，法律對個人的保障，文化推崇個人價值，教育鼓勵獨立思考，學術倡議智產保護等等，曾經在人類發展史上發揮過相當的作用，也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但是由於人類是、也必須是群居生活，始得生存，所以集體主義是人類存在的必要基礎，提倡個人主義必須強調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辯證關係，否則就很容易流於以私害公，西方國家的防疫、抗疫工作最大的困擾就是個人主義橫行，甚至為了個人主義而表現出反智，反科學的行為，進而擴大為民粹主義的遊行、抗議，提供病毒擴散的最佳條件。

從「新冠疫情」的全球防疫、抗疫成效來看，以「集體主義」為價值的社會確確實實優於「個人主義價值觀」為主的社會。當然「集體主義」走向極端，就極易導至獨裁政治，忽視個人的權益，而人類政治史上反「集體主義」的可以說是經驗豐富，技巧純熟，但反「個人主義」的例子幾乎沒有，但是疫情的為害仍在持續，人們的不安和焦慮，已然影響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開啟對個人主義的批判，調整個人主義的弊端，如何尋找出兼顧個人權益又能時時以集體為念的中庸的價值觀，應該是今後知識菁英的長期性任務。

其二、政權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關乎防疫、抗疫的成敗：美國學者福山在2014年底出版的《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他認為一個國家政府的穩定性取決於三個變量：「國家治理能力」、「法治」及「民主問責」。後二者是傳統政治學中比較耳熟能詳的要素，「國家治理能力」則是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大興其道以來，幾乎被視為笑話，他們推崇「小政府才是好政府」，如今福山改口了，「國家治理能力」變成國家得以穩定發展的三大要素之一。2020年的新冠疫情正好提供了另一方面關鍵性的佐證，一個國家的人民在緊急的情況下，是最無助，也最須要協助的，此時政府的救援必然是最及時、最系統、最全面的，才能安定人心，減少損失，穩定社會，有效地領導國家重回正常狀態。新冠疫情就是所有國家治理能力的嚴格考驗。在人類的疾病災難史上，鼠疫、天花、流感、伊波拉、愛滋以至SARS、MARS等，其對全人類的生活、觀念、制度、價值觀等的影響，都很難與「新冠病毒」相比擬。民主國家在此次「新冠疫情」的治理績效方面是乏善可陳，特別是當民主政體碰上個人主義的國家或地區，其表現幾乎是毫無績效，而且還全面擴大並暴露出民主制度的弱點；以至於美國這個民主的「燈塔國」，在疫情期間，接連發生種族大衝突、貧富階級的對立，以至暴力摧毀國會山莊、散戶作空華爾街等重大衝突事件；自由主義的媒體代言者《紐約時報》網站1月31日發表題為《在拜登策劃全球民主峰會之際，懷疑者說：你先醫治自己吧》的文章；《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網站1月18日發表文章《對一些人來說，美國現在成為研究民主如何消亡的案例》，說明其民主制度確實遇到瓶頸。

從治理的角度看，善的治理要求政府應具有：決策力、組織力與執行力。決策力是政府的決策必須是正確、及時而且見效的，「正確」是正確認知問題的本質，提出對症下藥的方案，在問題發生後，必須對問題的方方面面做出及時的判斷，依據現有的知識典範提出及時而有效的解決方案，當然這就依賴決策者或決策集體可以獲得正確而及時的信息管道，以及最新的相關知識。

組織力是政府對自己權力管理地區內的人才、物質、經費、交通、人員及其他等等相關要素的質與量的通徹理解和有效的動員能力，他可以確保在第一時間，將上述的要素有秩、有效的整合，並投入決策執行的過程之中，這就有賴於政治制度，平日的精確管理，各項相關設施的精準配合，以及動員之後的有效配置，這些確實不可能是市場主義制度，聯邦或邦聯制度國家的有效實踐的，因為這樣的能力，涉及國家管理與市場經濟的合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才足以勝任。

執行力是幹部對決策的正確理解，從而有能力將之在不同的環境，面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會，不一樣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有效地依據決策的精神解決面對的問題。這就涉及由一國的政治文化所衍生的政府內部對各級領導的選拔、晉用、培訓、教育、考核、監督、獎懲和提升等等一列人事觀念和制度。

其三、民本精神決定了政府在處理涉關人民權益的本質表現，從而決定了政治制度的意義所在：正是由於它可以解決人的安全和發展，現代化之後，又加上平等的需求，因此，所有的政治制度的設計從本質上說，便是可以有效提供人的安全和發展的需求，當然由於每一個民族自身的歷史經驗、文化價值和所在地緣的不同，因此不同的民族之間發展出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從政治的本質而言，不同政治之間確有其相似之處，即所謂的安全、發展和平等是必須落實在所有的人民，也就是在危難時，政府的行政作為使人民感到安全；在正常時日，政府的政策措施使人民享受到發展；而不論在平時或是危難期間，政府的施政對所有的人民都感到是平等的。

這些道理平常談論十分輕巧，但是在政治上真正的實踐很不容易，特別是民主選舉型的制度下，官員真正關心的必然是自己的權位和政治前途，同時受到任期的限制，所以他們的作為以選票為標的，我們從「新冠疫情」美英兩國的作為來看，就十分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領導者只有「選民意識」，沒有「人民意識」。

反之，中國的防疫、抗疫口號和措施作為上都是「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在消滅貧窮的政策上是「一個也能不丟」，在小康社會的目標上是「一個也不能少」。中國的基礎建設也是從全民共享、全民共富著眼，所以「人民」在中國的政治中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切身感受，當然不可能是每一個人的感受都是相同的，但如果不是絕大多數人民有相似的感受，中國大陸就絕不可能有現今的治理效果。

當然，正如西諺所謂「甲之肉乃乙之毒」，各民族有自己的歷史、文化的傳承，簡單的優劣比較，只能滿足自卑的虛榮心；但盲目地崇拜西方，貶抑自我，則是自我作賤的奴性的表現，也是民族失敗的開始；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盲目自傲自大，則不僅注定走向衰敗，甚至是自我消亡；各個民族都應該透過無遠弗屆的信息傳播，去理解他人的作為，衡量自己的制度，不斷追求自己制度的完善，才是民族主體性真正展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為我們善於從自己民族主體性出發，吸收、包容、消化世界的各種文明，以便改革、創新現行的制度，因應民族未來的挑戰。

經過不凡的充滿考驗的庚子年，人們開始重新思考現存典範的不足，我們以為未來人類將追求「全球化的經濟正義」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均富化的社會正義」是國家發展的共同目標，人性化的科技正義」是世界真誠合作的基礎，並由此通往真正和平的是路徑，新冠疫情告訴我們，人類急需的新典範，而在新典範之上，各民族相互尊重、合作，依自己的文化建立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才是未來世界應有的樣貌。【楊開煌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