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艋舺出發的無悔人生路

（此文係陳炳基老先生2014年8月的口述紀錄，節自《番薯仔兩岸留痕－－京華老台胞口述歷史實錄》，小標為本刊所加。編者）

我1927年生在台北市艋舺（今屬台北市萬華區）一個小巷子裡，小巷子那頭通淡水河。日據時叫台北市日船町三丁目95番地。那時候從大陸來的船通過淡水來的很多，早年是很繁華的地方。

我家附近有龍山寺、祖師廟、青山宮和媽祖宮，那個媽祖宮後來拆掉了。我們住在媽祖宮後面小巷子的第二間。

艋舺的環境對我一生都有影響，一個是那裡濃厚的中國民間信仰氛圍，讓我從小就知道我是中國人，祖輩父輩都會跟我們講，老家是福建晉江福全鄉，到台灣已經是第五代了；另一個就是從小就親眼看見親身體驗到了貧富的懸殊，認為這很不公平。

我們街上有一些孩子，因為家裡窮，上了一兩年學就不再上了，去幫人家賣豬肉；還有一些連小學都沒錢上。相反，有一家是從日本回來的醫生，很有錢，平常出門坐的是人力車。同樣的工作，日本人的工資要比我們台灣人高很多。

我父親小的時候就是徒工，在日本人的布店學徒，先是打掃衛生打雜，慢慢地才學著做生意。後來和幾位親戚合伙夥開了一家「瑞發布店」並任會計。我兄弟姐妹六人，大哥台北二中畢業後很早就幫著父親掙錢養家。我在家排行老二，還有兩個姐姐，其中一個小的時候就送人了，另一位姐姐還健在，已經92歲了。

我家後來搬到大稻程（今屬台北市大同區）的台北橋附近，1940年，我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老松公學校。同年4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台北二中（光復後的成功高中），因為日據時期台北一中主要是日本人子弟去讀的學校。一般台灣人家的子弟，成績再好也只能到台北二中去。

當時的台北二中每學年招收三班，每班50人，共150人，其中還有照顧考不上台北一中（全部是日本學生）的50名日本學生。入學時我被分到甲班，成績在一、二年級時始終保持在班內第一名。

進入台北二中後，隨著年齡與知識的增長，加上二中學生有著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期盼回歸祖國的傳統，我逐步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意識。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開始，學校裡的日籍流氓學生經常欺負毆打台灣學生，「清國奴」、「非國民」成了日本人罵台灣學生的口頭禪。在社會地位與工資待遇方面，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差距很明顯。我深深感受到所謂的「一視同仁」是日本當局騙人的鬼話，台灣人是漢民族．並不是「天皇的臣民」。

台北二中是當時日本當局推行台灣學生更改為日本姓名的重點中學，但我堅持不改換姓氏。當時，日籍校長在每週一次的修身課上，都會逐一責問台籍學生未改日本姓名的原因，我始終以「祖母要自殺」為由抵制，因此每週都會被罰站一小時。

按照當時台北二中的規定，學生每月在規定日子的拂曉都要參拜一次台灣神社，之後方可上學，這個神社是祭祀被台灣抗日志士殺死的日軍司令官日皇親弟北白川親王的，因清晨天黑查不到誰沒到場，我幾乎不去參加。

為了教訓二中校內日籍流氓學生，幫助台灣學生出氣，我每晚苦練拳擊，準備找機會見義勇為。有一天我在學校禮堂和同班的日籍流氓學生頭目吉村單打獨鬥，當我打中吉村後，圍觀的台籍學生們拍手叫好助威。但之後，我卻被好幾個日籍高年級學生結夥報復毆打了兩次，因人單勢孤被打得滿面流血（校規低年級學生不得還手反抗），我跑去教官室控告，卻被從甲班調到了乙班了事。

到了乙班，我結識了郭宗清、黃雨生、王子英、王志旭等志同道合的好友，他們都和我一樣具有強烈的反日思想，經常在校外一起與外校的日籍流氓學生打架，但是我們很快就認識到打架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1944年年初，我通過劉青石工業學校的同學謝權益認識了謝娥。認識謝娥後，受到啟發，我和唐志堂、郭宗清、黃雨生、劉青石等人開始密商回祖國參加抗日。

1944年4月，在「謝娥事件」中，我被捕了，總共有九人被捕，包括謝娥、劉青石、唐志堂、陳炳基、郭宗清、黃雨生、許欽琅、傅賴會、謝權益。我當時才17歲，先被關押在日本憲兵隊拷問。日本憲兵把我的衣服剝光吊起來用竹劍、木刀毆打，連著十多天都受到審訊拷打和灌水，打昏了就潑冷水激醒後再打，有時晚上也罰站不讓睡覺。經過憲兵隊的非人刑訊後，我被關押在台北刑務所，前後被關押了兩個月才被放出來，因未成年被「暫緩起訴」，交給學校當局監管。而謝娥、唐志堂、劉青石因已準備動身有實際行動而被判刑較重，直到台灣光復後才出獄。

在獄中，我認識了早期的反日前輩劉盛烈（台南工學院教授）、楊友川及徐徵（大稻埕的鄰居，北京人，台灣高等商學院教授）、李蒼降（台花抗日英雄李友邦將軍之堂侄，光復後任中共基隆市工委書記）、郭琇琮（台灣光復後曾任中共台北市工委書記，1950年犧牲）等人，他們也是因為參加反日活動被捕的。抗戰勝利後，我們成了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戰友。

抗戰勝利，國民黨收復台灣，很快就露出了腐朽的一面，在島內大肆劫收，橫徵暴斂，島內民眾生活苦不堪言。那時，我痛感國民黨政府腐敗不堪，苦悶中閱讀了河上肇的《第二貧乏物語》和大山郁夫等宣傳社會主義的日文書籍，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甚至產生在台灣組建共產黨組織的念頭。

1946年6月，為了進一步學習馬列主義，我考入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入學後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在校內和台北市大中院校帶頭或參與組織了好幾次反美、反日、反蔣的學生運動，如1946年年底抗議「東京澀谷事件判決不公」和1947年l月9日抗議「美軍暴行事件」。「澀谷事件」起因於日本黑幫企圖強行取消旅日台胞在東京都澀谷區的擺攤，引起警察與華僑大規模武裝衝突，造成流血事件，事後又遭美軍法庭草率判決。消息陸續傳回台北，有上千名民眾聚集中山堂抗議美國判決不公。「美軍暴行事件」就是1946年年底發生在北平的「沈崇事件」。由於在鬥爭中敢打敢衝，我逐漸成了當時台灣學生運動領袖之一，擔任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學生自治會總負責人，不久法商學院即編入台大法學院。

1947年2月，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我是該事件的親歷者和積極參加者。2月27日晚上7點多．在台北延平路三段口天馬茶房附近，專賣局的六名武裝查緝人員蠻橫強奪女煙販林江邁的全部貨款，揮起槍托猛擊跪地求饒的林江邁，引發警民衝突。當時，我正在事發現場斜對面的順隆行（我父親工作的商行）看報紙，聞聲趕到現場看個究竟。這時，有兩名未逃脫的查緝人員跑進位於十字路口的一家叫「光」的冰淇淋店，然後把門反鎖。數百名憤怒的群眾馬上又團團圍住那間冰淇淋店小屋，怒吼聲震天響。我也加入到群眾隊伍中。但很快有十多名武裝警察乘卡車趕到，把肇事的這二人從後門給接走，他們在逃往警察署北局的路上還開槍打死了一名無辜市民。群眾見濫殺無辜，更是怒火衝天，掀翻並點燃了被丟棄的卡車。群眾越聚越多，後又連夜湧去包圍憲兵團、省《新生報》社，強烈要求嚴懲兇手、如實報導兇案。

2月28日上午，我趕回台大法學院，召開學生大會，報告慘案經過，抨擊暴政，鼓動同學們投入抗爭。會後和一批同學趕去台北專賣分局參加抗議鬥爭。當時成千上萬憤怒的群眾匯集此地，痛打了查緝人員並在分局大樓牆上懸掛「嚴懲兇手、厚恤死者遺屬」、「撤銷專賣局」兩條大幅標語。中午時分我又同幾個積極分子鼓勵群眾前往電台，要求廣播台北事件，號召全省響應抗議鬥爭，但因電台台長溜走而未成（慘案發生後群眾佔領了電台）。之後又參與了到長官公署的請願。大約下午一點左右，遊行隊伍到達長官公署前院入口處，請願群眾正與阻撓前進的衛兵說理交涉時，公署屋頂突然響起猛烈的機關槍掃射聲，前頭的十幾名群眾應聲倒地，當場犧牲者有四、五人。我當時正走到入口馬路中間，聽到槍聲立刻匍匐在地上閃躲，險些中彈。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群眾突遭此屠殺，新仇舊恨激成狂怒，於是群眾紛紛散開，四處追打官吏、士兵。接著全市罷工罷市罷課，無數群眾湧上街頭，許多官辦機構、公司和警察派出所遭到搗毀。一時間，起義風暴席捲了全台北。

長官公署慘案爆發後，我趕回台大法學院召開學生大會報告慘案經過，抨擊國民黨當局暴政，鼓動同學們投入戰鬥。之後結識了李中志和葉紀東。李中志是地下黨指派的台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我按照李中志的布置，串連各校的學生，開始組織地下的學生武裝隊伍。

3月4日中午，我們按照李中志制定的作戰計劃，把動員而來的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第一大隊在建國中學集結，由我帶隊；第二大隊在師範學院集結，由郭琇琮指揮；第三大隊在台大集結，由李中志指揮。李中志同時也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副總指揮是郭琇琮。

3月4日傍晚，我領導的第一大隊的學生在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是進步人士，後回大陸任全國政協常委）集結待命，準備攻取陸軍醫院的軍械庫，奪取武裝後再進攻警察大隊與憲兵隊，最後再與另外兩個大隊一起總攻「長官公署」。

那天晚上，下著大雨，隊員鬥志昂揚，個個手持鐵棒、木刀、木棍等武器，摩拳擦掌，準備與反動武裝決一死戰。但原定桃園方面的武器供給始終沒有來，也遲遲等不到凌晨三點開始行動的信號彈。原來是烏來方面原定參戰的山胞沒有下來，起義無法發動，隨後總指揮部派人發出了停止行動的指令。

「二二八」起義計劃最終未能執行，但是我卻因多次領導學生運動而被學校開除學籍，並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於是我就開始了在台灣島內各地躲藏的日子，這段時間先後躲藏在台北的社子、成仔寮（今天的五股地區）、獅子頭山、內湖、三芝鄉、基隆等地，還曾南下高雄躲到葉紀東家幾天。整個逃亡過程有兩個多月，前後躲過七、八個地方。最後從報紙上看到有到上海的船，就搭船去了大陸。

那是1947年5月。我到了上海，來到台灣旅滬同鄉會。此同鄉會實際上也是中共台灣省工委在上海的地下聯絡站，會長是老地下黨員李偉光。我住在聯絡站，等待組織安排進解放區。經過「二二八」起義的失敗，以及躲藏期間的見聞和學習，我進一步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救台灣、救中國，這是人民翻身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那年7月，因黨的工作需要，我遵照王錫珍同志（時任上海局台委會負責人之一，解放後任中央統戰部幹部處處長、文化處處長等職，1968年病逝）的指示，潛回台灣，經時任中共台北市委書記廖瑞發和楊廷琦的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入黨無候補期，我入黨即任省工委直屬的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

不久，我又經組織同意，與李蒼降、林如堉、李薰山等人組織了新民主同志會，並擔任黨支部委員。新民主同志會以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為綱領，目標是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

後來，新民主同志會被特務滲透，成員的政治身分暴露。經請示上級，領導當即決定我們這幾位同志務必要在10月20日前離家躲藏。1948年10月25日即台灣光復節的午夜，國民黨憲兵、特務同時包圍，搜捕了李薰山、林如堉、劉照枝和我家，除了我躲避不在家外，其餘三人因未遵照黨組織指示躲避而不幸被捕。那段時間，我東躲西藏．在麻風病院當過職員，也去過基隆，還曾躲到花蓮太魯閣的光達礦業社當現場施工管理員。該社在太魯閣河床上挖金砂。在那裡，我意外地碰到了田漢。那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黨員，只知道他是進步的，他的《夜半歌聲》、《松花江上》等幾部片子台灣都演過，他的照片我看過，所以能認出來。我見他跟另外兩個穿中山服的人在一起。他們想上能看到海的比較高的山頂上，我就帶著他上去。他們邊看邊畫，很顯然是在畫地形圖。解放後，1954年，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團赴雲南等地慰問時，我們又在一起了，那時我才知道，他是周總理派過去偵察的，看攻打台灣的時候從哪裡登陸合適。後來我到北京工作，田漢同志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