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基礎」不能忘

從中國近現代經驗看香港該如何再出發

張東林
(海外華人學者)


2020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區「國安法」)。港區「國安法」生效後,中國境外資助動亂的財源以及各種插手干預的渠道,都已明顯退縮,甚至停止運作,旗幟鮮明的港獨組織陸續解散,黑衣暴徒和「攬炒派」(玉石俱焚、同歸於盡之意)議員亦紛紛偃旗息鼓,有的發聲明轉向(如李柱銘、劉慧卿),有的「著草」流亡(如羅冠聰、許智峰),有的被捕坐牢(如黎智英、黃之峰)。香港動亂已基本結束,局面受到控制。壓是壓下去了,然而,導致動亂的很多深層原因,該如何應對,似乎仍在檢討和總結階段。

這次動亂暴露出香港管治的眾多問題,其中比較緊迫需要解決的,主要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法律界;第二是公務員隊伍;第三是教育界。在短期內,香港特區政府必須整頓或加強管控這三個方面,不能再讓一些法官當外國亂港的代理人或動亂分子的保護傘;不能再讓亂港分子滲透政府部門,與動亂分子裡應外合;更不能再放任港獨歪理在學校和社會上逍遙自在地散播。目前,雖然也有一些措施和規定出台,如公務員必須「宣誓或聲明擁護」《基本法》,對有問題的教科書陸續審查等等,但看來只是臨時補丁、堵漏,日後應該陸續還會出台更多措施和規定,具體如何,應該會有官方公開或半公開的討論。不過,解決這些較緊迫的問題,在筆者看來,還只是治標的應急措施而已。

(一)

香港管治的問題,關鍵是如何落實「一國兩制」,而如何使「一國兩制」穩固運行,歸根究柢是「港人治港」的問題,而「港人治港」歸根究柢是人心問題。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解釋,從來都清楚說明,是以愛國的港人來治港。但論者似乎只關注誰是「治港」的「港人」(即局限特首及其班底),而忽略「治港」的「港人」的社會群眾基礎。這種著重領袖人物的「英雄史觀」,並不符合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成敗經驗。

自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有識之士為革新圖強可謂不遺餘力,然而,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都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這些革新應變的舉措,大抵只是停留在有識之士之間,沒有觸動社會根基,沒有觸動民眾。戊戌變法一百天,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措施的出發點不可謂不好,但明白這些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只是統治階層中少數的少數,即使沒有慈禧的反動,其實也只有一小撮人在半懂不懂之間瞎搞,大多數人在莫名其妙中觀望徘徊,最後只能在混亂中失敗。辛亥革命推翻滿清,與其說是革命者的勝利,不如說是清皇朝的敗落。清朝變成民國,只是換了招牌,換湯不換藥。實際上是「革命尚未成功」。著名作家魯迅對此有很深刻的描述:辛亥革命貌似勝利,「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這樣沒有觸及社會根基的改革和革命,如何能夠成功?

反過來,從成功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共當初人數本來極少,武器裝備落後,之所以能夠最後取得政權,歸根究柢到底是因為將工作和改革落實到社會基層,真正滿足民眾的利益和願望,真正喚醒了民眾,並把他們組織起來。

中共能夠在短短四年內,打垮幾百萬國軍,而且這些國軍相當部分是擁有美國先進武器裝備的。這一成敗裡面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共的軍隊得到民眾的支持。中共引以為傲的三大戰役,一般人只看到軍隊如何英勇戰鬥,將領如何運籌帷幄,很少人注意到那幾十萬士兵的後勤補養。那些給養可全是靠幾十萬民眾用雙手推、雙腳拉上前線的。中共能夠廣泛動員民眾支持,是其軍隊所向披靡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士兵也是民眾的一部分。中共軍隊為什麼能夠越拚越多,而不像國軍那樣越打越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能夠把俘獲的國軍士兵爭取到自己一邊,而且把他們轉變成自覺自己流血犧牲的意義和目標。在所謂「抗美援朝」即韓戰中,中國的志願軍有不少其實原來是改造過來的國軍,他們跟美國及其糾集起來的所謂「聯合國」軍,在武器裝備上的差異,不亞於昔日國軍與日軍的差別,然而同樣是這些士兵,改造之後,就能把強大的美軍打回三八線。這是中共將群眾工作做到每一個士兵即觸動社會基層所換來的勝利。

回到香港問題。當初中國準備收回香港,強調「五十年不變」。如果認為真的什麼都不改變,不過是自欺欺人。事實上,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雖然強調「不變」,實際上都設法「應變」,設法使香港從一個外國管治了百多年的國際大都會,變回屬於中國一個重要城市。並未成功的23條立法,就是這種努力的證明。然而,強調「五十年不變」除了出於策略上穩住人心的考慮,看來更多的是迫於形勢,即迫於當時中國還正在要從「文革」的破壞中恢復過來,要追趕失去的發展時間和機遇,不得不向現實妥協。另一方面,全國上下也都在反省過去政策路線的失誤。在反省的過程中,難免矯枉過正,造成一種否定過去一切的氣氛,再加上長期閉關鎖國,一旦開放,眼花撩亂,加上自身的確落後,看到外國的月亮就覺得特別的圓,也就更加強了否定自己過去的趨向。「全盤西化」論一度很有市場,並非沒有原因。在這種氛圍下,中國當初處理香港回歸的「應變」措施,不能不說是「忘記」了中國現代歷史的慘痛經驗,「忘記」了自己過去的成功經驗。

中共建國前後其實都有經營香港的「愛國力量」,即使在「文革」期間的自我大破壞,仍然能夠保住一定的群眾基礎,所以能夠在尼克森訪華後的「中國熱」期間再度發展壯大。然而,香港回歸已經二十多年之後,2019年藉口「反修例」的動亂中,我們只看到亂港勢力滲透學校和社區,橫行無忌,謊言謠言滿天飛,卻看不到那些所謂建制派議員或傳統「愛國力量」有多少社會動員能量去抗衡抵制。聊聊幾回「愛國力量」反黑暴的集會,從視頻和照片看來,參與者均以中、老年人為主。這些現象似乎說明,以前的努力經營,早已中斷,後繼無人。更令人詫異的是,動亂期間,居然在一家傳統所謂愛國學校中,發現有支持港獨的老師。這些事實,只能讓筆者得出這樣的結論,香港回歸後,中國及香港傳統的「愛國力量」,已相當程度地「放棄」了社會根基的經營,用中共的術語,就是「放棄」了群眾路線。

當然,中國收回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算不上戊戌變法或辛亥革命那種激烈的社會變革,但也是會觸動各方勢力和利益的改變。為了減輕社會震盪,或出於策略的考慮,強調「五十年不變」,無可厚非,但基本上「放棄」原來經營的成果,還是讓筆者這個局外人覺得不好理解。不過,「放棄」和「忘記」這裡是打引號的,因為也許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也許並非是放棄和忘記,只是做不到。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認為,香港的「愛國力量」並沒有在「一國兩制」的新形勢下,找到跟以前一樣有效的群眾工作方針和方法。

其實香港「愛國力量」在回歸後也設法轉變形式,建立所謂建制派的一些政黨如「民建聯」等,體現了這種轉變的嘗試,可惜它們似乎都不接地氣,也沒有能夠在爭取民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做出應有的模範作用(如壓抑瘋狂的樓價),或讓大眾領略到好處(如把香港納入大灣區經濟圈)。 反而讓反對派把原本對香港大眾有利的政策,肆意歪曲抹黑,變成攻擊中國和特區政府的理由。不過建制派沒有拼命去爭,恐怕也難辭其咎。總之,傳統「愛國陣營」一方面不再使用原來的群眾路線方針和方法,另一方面回歸後變身過程中,並沒有探尋出有效聯繫群眾的新方法、新途徑。所以在黑暴肆虐之際,沒有能力把群眾組織起來,沒有形成抗衡抵制的力量,只能讓警隊苦撐局面,自己則幾乎袖手旁觀。這恐怕是客觀事實。

(二)

香港已經被港英政府管治了百多年,要發展擴大愛國港人的社會群眾基礎,自然要有觸及社會基礎的改變,自然會有很大的阻力和困難。「怎麼辦?」這個題目太大,本文只對其中涉及愛國教育和民主理念的兩點問題,提提意見。

有一位年輕中國法學學者鄭戈,曾經在香港大學任教,對香港有一定的瞭解。在評論香港教育時,他認為在香港搞愛國主義教育是行不通的,只能進行國家安全教育,就是讓人們知道底線,知道在涉及到國家安全的事情上,什麼是幹不得的,是犯法的。簡言之,香港很難推行國民教育,把學生培養成愛國者,只能讓他們知道《國安法》,做個守法的公民就行了。

目前的香港公民教育已一塌糊塗,大概沒有懸念。鄭戈強調難,是事實,短期內估計也改變不了。例如鄭戈指出師資不足的問題,一時恐怕很難解決。就在今年2月2日,香港教育局提出將接近國民教育的「通識科」課程及課時削半,新設三個主題,內容設計大抵與鄭戈的思路相同。如果他的意見和香港教育局祇是實行臨時應對之策,就目前香港情勢而言,無可厚非,但若按此思路制定長遠規劃,則大謬不然。

難,不應該是改革的藉口。任何改革都難,尤其是改革社會。改革從來都先是少數,都要經過艱難奮鬥,才有成果。強調社會改革的難,其實包含著對民主制度的極大誤解。參與政治活動的人物、政黨,當然要知道民情,但按照當前所謂民主國家的流行做法,知道民情只是為了順應民情,爭取選票,而不問民情對錯,更不管民情趨向是否對國家社會有利,完全「忘記」領導人物和政黨還有更重要的責任:「領導」大家走向更好的未來。譬如說,目前多數台灣人對兩岸統一有消極的看法,所以有一個統派的政黨,不敢讓旗幟鮮明主張統一的人物參選。從競選的策略上看,似乎很聰明,但選民也不是傻瓜。明明是主張兩岸統一的政黨,卻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除了給人軟弱的感覺,其公開的主張,恐怕還會給人心口不一的印象。總之,跟著民意跑,其實只是短視的自作聰明,既不會得到選民尊重,也不會贏得民眾信賴。同理,面對香港人相對缺乏國家認同和對中國的愛國情懷的事實,一個有識見的政府或政黨,為國家社會的發展前途,就不應該順其自然,只是消極地提供起阻嚇作用的國家安全教育。「一國兩制」是香港唯一最有前途的選項,有識見的政府或政黨若真心為了香港安定繁榮,就必須逆潮流而上,就必須設法推行有效的愛國主義教育。

其實推行愛國主義教育也不見得不可能。針對鄭戈提出的實際困難,筆者認為,香港目前毋須強制要求所有學校都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但是,應該可以在現階段立例,讓有意願和有條件的學校,例如尚有愛國傳統的學校,作為科目選項,率先實行,然後再制定一些政策,鼓勵學校和學生接受愛國主義教育。例如,可以規定政府在招聘公務員時,以及中國企業招聘人才時,將是否接受過愛國主義教育作為考慮的重要因素,如此一來,愛國主義教育就成為港人事業發展的一項要求,自然可以得到逐步推廣。

至於回歸後香港學校有升旗禮、唱國歌等儀式,其效力有多大,是否值得那麼重視,值得懷疑。國民政府時代的大陸,以及兩蔣時期的台灣,很多學校都有類似儀式,但結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有這些儀式自然好,但祇能是在有效的國民教育基礎上「錦上添花」,並非愛國教育的根本。如果沒有有效的國民教育,這些儀式可能只是花瓶,甚至會產生反效果,變成敵對勢力肇事的時機和場合。在目前香港的教育狀況,這些無關緊要的儀式,似乎也可以讓學校自行選擇是否採用。假惺惺的執行比不舉行更好。

(三)

鄭戈謂香港難搞愛國主義,除了師資原因,其實還有並未明言的歷史積累下來的原因。簡言之,香港很多人不愛國,跟中國現代、當代歷史發生的很多悲劇不無關係。但歷史並未終結,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還在不斷的發展。

自「文革」結束後,中國算是非常幸運的。一方面,是國際環境的變化,原來「改革開放」後,雖然可以從美蘇爭霸中取得修復和發展的戰略空間,但也附帶讓整個社會籠罩在從軍力、制度到精神文化等等領域都事事不如人的氛圍。但自從蘇聯垮台、美國對伊拉克發動「莫須有」的戰爭、次貸危機、特朗普當選總統、西方媒體對香港暴亂顯示雙重標準的墮落、應對新冠肺炎慘敗等等,等等,都令中國人大開眼界,不再盲從,不再自卑。

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後不顧一切地發展經濟和硬實力,幾十年後,已取得成效,回頭對付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副作用,諸如治理環境、反對貪腐、剷除社會黑勢力、精準扶貧、最近應對新冠疫情等等,等等,都取得很大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當政者以實際行動,向人民表達自己「不忘初心」,儘管以前有種種失誤,儘管現在也還沒做到完美,但目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全國人民過上小康甚至富裕的生活,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群眾對政府的支持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這樣有利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各種港獨、台獨的歪理、謠言和謊言,將日益不得人心。這也正是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儘量爭取群眾的很理想的環境。打好群眾基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2021年2月8日◆

補記:英國修改英國海外公民(BNO)的規定,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1月底立即實施反制,對BNO護照不予承認。但這看來並非只是反制英國。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同時表明從來不承認雙重國籍,意味著香港會在雙重國籍問題上出台具體政策,其效果很明顯,就是進行政府組織清理,甚至社會清理。這就回到社會變革的基礎。近日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責問曾鈺成對港人離開香港人數增加的擔憂,由此看來,中國並不懼怕雙重國籍問題引起的社會清理效果。這也是在鞏固自己的社會群眾基礎,雖然是消極的手法。

2021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