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階段」vs.三個邏輯

1月11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發表有關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進入了「新發展階段」重要講話。

習在這個「講話」中，用一種特殊的表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大陸當前形勢與未來發展作了客觀判斷與新的布局。所謂特殊的表述方式指的是習近平用三個邏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發展階段問題；所謂新的布局指的是習強調從今（2021）年開始的未來30年的中國發展作歷史定位，並給它一個名稱叫「新發展階段」。習的整個「講話」，從理論到實際，從歷史到現實，由國內到國外，站在科學社會主義的視角，為中共的執政、治理，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對中國大陸的下一階段發展作了高度演繹與詮釋。

「新發展階段」論既然是習近平對當代中國未來30年的發展作歷史定位，當然意義重大，不容忽視。

省部級主要幹部專題研討班其實為一種常態性活動，按慣例於每年初舉辦，主題一般都是前一年中共中央召開的相關會議精神之傳達與學習。至於「專題研討班」是中共黨內民主集中制的一種表現形式，主要是集思廣益，凝聚共識，統一思想，展開行動，實踐政策，完成戰略目標。

這次專題研討時間共計四天（1月11-14日），參加研討的是全大陸省級及中央部級第一把手，共計190餘人，這在大陸政治場域是關鍵少數，是菁英中的菁英。習以中共黨的總書記及國家主席身分對大陸各級黨、政最重要的領導人作「講話」，主要在為國家的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對這些「關鍵少數」作統一思想、提高站位、開闊視野、揚帆擊楫。習近平的主觀願望當然是藉此「講話」激勵這些主要省部級領導幹部同志全面貫徹中共黨的十九大五中全會精神，客觀上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勝利基礎上，為迎接「第一個一百年」（中共建黨一百年）的到來，鼓舞心志，齊一步伐，為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啟新征途，從現在開始向「第二個一百年」（中共建國一百年）奮進。

因此，在時間維度上，這次習近平的「講話」是為迎接「第一個一百年」的到來而講；在空間維度上，習的「講話」是在中共經過41年的努力，在鄧小平政治遺產「改革開放」的策略方針指導下，在全中國大陸所建構出來的「小康社會」基礎上，將社會主義中國推上實現全面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努力建構既富且強的現代中國，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講話」的內在深層意涵，是他以中共黨的總書記及全中國最高政治領導人的身分，面對「改革開放」後的當代中國41年的努力與成效，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經驗與未來道路走向進行反思與再出發。習強調他所提的「新發展階段」論完全依循三個邏輯，層層推理，依序建構，然後才正式提出。

這三個邏輯分別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一個「新發展階段」如果有邏輯基礎，這個「新發展階段」就有合理性，如果這個「新發展階段」又有經驗基礎，則合理性之外並具妥當性。

由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存在、實在、事物問題，一切都在變動與發展中，它不是靜態的，不是停滯不前的，是以正、反、合辯證式、螺旋式、階梯式向前、向上發展著。馬克思論人類歷史與社會發展也是以此哲學為基礎進行分析與論述。

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只指出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有一過渡階段，此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列寧根據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專政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初級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二是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世界大同）。中共理論家們對社會主義發展在階段性認識上分為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社會主義三個階段走完，人類便進入共產主義。這樣看來，中共在實現人的解放與美好社會的最終到來上，有較細緻的理論建構。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曲折的，發展經驗尤須不斷地進行反思。後鄧中共在理論反思上比毛共時期較務實也深入，於是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述，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明確概念指謂「在（中國）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殊階段」。十三大政治報告同時指出，新中國1949年開始實施社會主義制度起就算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要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實現才算結束，時間長達一百年。這樣看來，由2021年到21世紀中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經邁入最後路程，「新發展階段」論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後一哩路」的理論概括，也可以說「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後一環。只能說「新發展階段」是脫離毛共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起始期，越過鄧共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程期，開始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後期路程－－完結期邁進。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段論，「新發展階段」指「初階論」中的第三階段。

大陸理論界也有人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為前半程與後半程兩大階段。前半程的社會發展主要矛盾在於「落後的社會生產力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後半程的社會發展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如果從「生產力」的不發達、落後與發達、先進來區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前半程與後半程，則毛、鄧時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前半程，習近平時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後半程。

不論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成三個時期抑或分成前後兩段路程，「新發展階段」在理論邏輯上都緊緊扣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不論是從形式上或內容上看，「新發展階段」雖與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起始階段和中程階段有所不同，但都是「初階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且在理論上「新發展階段」呈現出「初階論」發展完結篇的作用。只有當「新發展階段」走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才算結束。

總之，「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新階段」，它意味著社會主義在新中國的發展是螺旋式的與階梯式的，旨在排除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中的「機械論」與「空想論」。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日起改變歷史發展方向，中國開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70年來，社會主義在新中國的發展是曲折的，也是有階段性的，習近平所謂「新發展階段」，是中共建政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以來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道路中最新的發展階段，它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在歷史維度中具有辯證邏輯性。

毛澤東時代的中共經過國共內戰解放了舊中國，但接到手中的卻是「一窮二白」的中國，發展「生產力」是必然的要求，剩下來的是社會主義發展路徑與方式的選擇問題。

毛澤東是透過「社會主義改造」路徑去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其方式是由私有制經公私合營向公有制過渡。在發展生產力方面毛澤東用「史達林模式」建立起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今日的「中國崛起」奠立了物質基礎，但也因實行全盤公有化而帶來一定的經濟危機。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國家工業化與農村社會化，是物質技術基礎與社會關係形式雙重改造的有機結合。由1957年到1978年的21年間的社會主義發展看來，頭10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全面建設、起伏曲折發展的10年，具體表現是從「三面紅旗」走向「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後10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走向以「文化大革命」為名的左傾教條主義道路上去，這時的「四個現代化」被「以階級鬥爭維綱」所替代，包括「人的解放」都政治異化，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政治動亂而未能提到應有的高度上來。因此，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曲折性地發展，尤其在「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期間，毛雖然朝著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前進，但卻出現了偏離發展方向，模糊現代化概念與社會逆退發展現象。可以這麼說，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任務看得有點簡單化，而且在實踐過程中也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

1978年中共走入「鄧小平時代」。鄧小平針對毛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實踐上所出現的一切負面現象進行「撥亂反正」，並以「改革開放」取代「自力更生」，將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做了「偉大的歷史轉變」。

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毛、鄧並無二致，但發展路徑完全不同。40年的努力改革與開放，累積大量的歷史經驗，也是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最快的時期。從「偉大的歷史轉變」歷史邏輯上看，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僅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而且把發展重心轉移到全面發展「生產力」上，以市場社會主義全面建構經濟現代化。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做了反思，他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要大力發展生產力」的，並將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退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來。鄧小平說，在「初級階段」中，「不但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競爭，而且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還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41年後的今日，中國事實上已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基本上已建造成為一個「小康社會」。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有明顯的貢獻，但在實踐中所出現的「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也是事實。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這次在五中全會上又強調「十四五」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將進入「新發展階段」。「十四五」規劃中，習設定了2035年的遠景目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讓中國變成「創新型國家」，並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產業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擴大、貧富差距分化加大、環境汙染嚴重）的社會矛盾問題，也預計到2049年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完全是在歷史邏輯上接承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努力與實踐。

從現實邏輯上看「新發展階段」主要指的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有它的現實意義面，而此現實意義依時代發展的維度，毛澤東、鄧小平與習近平雖有所不同，但有一定的邏輯關係。

毛澤東建立新中國，實踐社會主義，當時的現實意義在於推翻「三座大山」，對內讓中國人民從舊社會傳統主義中解放出來，對外而言是要反帝反殖，謀求民族解放，讓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鄧小平實踐社會主義當時的現實邏輯是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的改革開放政策方針是要讓中國人民從「脫貧」中「富起來」，而習近平明白指出社會主義新發展階段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於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並於2049年第二個一百年（建國一百年）到來之際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可見「新發展階段」的現實邏輯是要使中國人民「強起來」。

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由「富起來」到「強起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實在」，具有嚴謹的正反合辯證邏輯現實性。

此外，「新發展階段」的另一面現實意義是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在邏輯。習近平的「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一如鄧小平所強調的「用資」，而不「走資」，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的現實發展，它不照抄照搬別國經驗與模式，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可見「新發展階段」論的提出，習近平的現實邏輯在於重新整合中共黨與大陸社會內有關「國家發展」路線的「左」、「右」之爭問題，是將社會共識再度拉回到「社會主義」＋「現代化」才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現實邏輯實踐。

習近平由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論述他的「新發展階段」論完全是為他在中共十九大上所提「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建構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合理性，也為「新發展階段」尋找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內的妥當性。

習近平的「新發展階段」論之提出與論述，有其理論水平，更重要的是習藉此「問題意識」有機地統合並著手解決了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出現的「發展矛盾」。習近平從著眼於兩個大局出發，尋求中國未來30年發展的歷史定位，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現國家富強與民族復興有新途徑，它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範式。

「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已經化為「實在」，要重視「新發展階段」論的提出，要重視習近平在省部級領導幹部研討班上的「講話」，「講話」意義在展現「新發展階段」的理念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於當代中國實踐的格局、內涵與路徑，以此來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下，中國發展正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問題。「發展」的時與勢都在中國手中，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應是習近平「講話」的深層意涵。◆